【法新社哥本哈根２日电】丹麦首相兼外交大臣汉森昨晚在赫尔宁（日德兰半岛）说，东方和西方“必须共同商谈，如果我们要想避免像１９５６年几乎发生的那种灾祸的话。”
汉森又说：“我们必须抓紧一切机会来和缓国际紧张局势。”首相是在评论苏联总理布尔加宁就丹麦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事写给他的那封信时这样说的。瑞典外交界人士认为
苏联的信是恫吓
【法新社斯德哥尔摩３月３１日电】瑞典外交界人士今天认为，苏联总理布尔加宁政丹麦和挪威首相的信是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一个恫吓运动，这个运动是由于苏联害怕原子武器而引起的。
瑞典军方人士一直在向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求政府使军队装备有原子武器。观察家们认为，因此，苏联正在设法使瑞典相信，这样一个政策，如果执行得太过火，会遭到苏联的破坏性的回答。
瑞典的观察家们认为，苏联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联合攻势，还只是一个长远政策中的第一个阶段。他们认为，在一开始进行了原子报复的威胁以后，苏联然后将回过来谈和平政策，并搬出和平共处的原则来，企图恢复斯大林去世以后所普遍存在的紧张局势缓和的气氛。
苏联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关系上这个第二个阶段无疑将在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６月６日去芬兰进行亲善访问同时开始。
挪执政党声明挪忠于北大西洋集团
【美新处奥斯陆１日电】挪威社会民主党今天在一项党的声明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合作缓和了战争的危险并且加强了自由世界的安全。
这个执政党说，挪威由于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因而有时间来建设自己的国防。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大家庭使挪威得到利用技术发展成就的机会。这个多数党重申挪威忠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向将于５月１３日召开的下届党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宣言的一部分。这个声明是在苏联对挪威和丹麦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提出警告的时候发表的。
【本刊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人民自由报”３月７日发表了雷瓦伊的文章“争取思想上的纯洁”后，在匈牙利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应。“人民自由报”在３月１０日、１６日、２１日先后刊载了三篇文章，除了对雷瓦伊文章中的许多意见表示赞同外，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现在把这三篇文章刊载在下面。（一）思想混乱的原因（摘要）萨莫希·卡罗伊原载３月１０日匈“人民自由报”
匈牙利存在思想混乱的原因在于：原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员成份不纯，大批抱有资产阶级观点的、个人往上爬为目的的人混进了党内；对在霍尔蒂二十五年统治下在全国所形成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严重影响估计不足，没有大力加以克服。雷瓦伊的文章不应该一点也不提到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同反革命斗争的成就。
萨莫希·卡罗伊写道，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不仅在党内，而且在全国都引起了广泛的反应。雷瓦伊同志在自己的文章中反对不能容忍的思想混乱的惊人现象。然而，许多党员对这篇文章不是完全赞同的。其原因是，雷瓦伊只批评了现象本身，没有恰如其份地揭示思想混乱产生的原因。
文章的作者在谈到产生这种混乱的原因时首先指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除了正直的、信仰坚定的共产党人以外，还有极多的利用党来达到往上爬的目的和具有小资产阶级观点、甚或是资产阶级观点的分子。工人运动历史表明，这也就是党内偏差产生的基础和基地。如果再加上对许多久经考验的老党员进行了迫害，那么，在像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这样一个党内，很容易出现像纳吉所领导的这样一种类型的反党集团，这是不难理解的。
作者接着说，思想混乱产生的第二个原因，是对人们在霍尔蒂二十五年统治中一直受到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教育这一情况估计不足。他接着说，我们忘记了，这种民族主义是可以很容易地复活的，１０月２３日果然发生了这样的事。如果在党内外没有这样的基础，那么纳吉—洛松齐的“民族共产主义”观念就不会得到党员的认真支持。还应当指出，许多年来对敌对宣传的影响一直估计不足，没有批驳帝国主义诽谤，没有同党内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观点展开应有的思想斗争。
作者由此得出结论，思想混乱的开始不在１１月４日和１０月２３日，而要早得多。因此，作者认为雷瓦伊的文章在他提出的估价上是片面的和不公正的，按照他的估价，他把目前在匈牙利工人运动中存在的思想混乱的责任推到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和党员身上。
然而，雷瓦伊的文章不仅引起了许多人的不赞同，而且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反对。其原因之一就是，雷瓦伊在自己的文章中丝毫未提到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其领导人的功绩。这里并不是要求宣布“胜利”和“成就”，也不是要自吹自擂。在整个国际工人运动都承认，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找到了摆脱前所未有的困难局势的解决方法和在这方面取得不小成就的时候，雷瓦伊几乎一点也不提到这一方面，这是令人奇怪的。他没有提到那些在党领导机构投降以后拿起武器继续同反革命斗争的党员，没有提到那些在反革命野蛮的恐怖和迫害条件下着手建党的人们，也没有提到那些不顾威胁努力争取及早恢复生产的人们。
文章作者最后谈到雷瓦伊的文章那种不容别人反驳的语调和风格。谈到这里，他说，党打算今后将比过去更加依据事实、论据和令人信服的言论来执行自己的政策，而不是依靠不容别人反驳的宣言来执行自己的政策。（二）对雷瓦伊同志文章的看法（摘要）莫伊纳·格佐原载３月１６日匈“人民自由报”
不同意雷瓦伊对十月事件原因的分析。认为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应该把党在过去所犯的错误和反革命利用这些错误进行挑拨煽动分别开来。同意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去年１２月的决议在分析十月事件的原因时，把“拉科西—格罗集团”的错误列为首位。
文章首先说，雷瓦伊同志文章的热情、逻辑力量和坚定性使我想起了他在过去“人民自由报”中写的社论，对党很有贡献。但这篇文章的语调有些令人不安，有不能容忍反对意见的味道。
文章说，雷瓦伊同志在许多地方说得很对。两条战线的斗争不应当成为对拉科西—格罗领导的漫骂，应该具体分析纳吉集团的背叛。对过去十二年不应只看错误，不应只一般性地指责机械抄袭苏联。我也同意他提出关于党的领导作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
我不同意的是他对十月事件原因的分析。这需要具体考察。对某些集团和阶层扣上反革命帽子并不解决问题。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具体考察后，就能发现作家大部分并非反革命，而有些作家的确是有罪的。
雷瓦伊同志说武装暴动、游行和以前的思想准备是一个统一的过程，我同意这个说法。孤立地看现象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但是雷瓦伊（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三版）同志的考察只限于１０月２３日前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能够停留在这个界限上吗？难道以前的几年与此无关吗？尽管雷瓦伊同志号召揭露１９５３年以前纳吉集团的活动，仍然是只考察了历史的一部分。
党和国家之所以瓦解，布达佩斯的群众之所以同情反革命，是有两方面互相结合互为因果的过程的，可以追溯到更远的时期。雷瓦伊同志只提出了一方面，因此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感。
对群众发生影响的，是利用实际错误进行的煽动呢，还是这些错误本身呢？我想两者都有影响，如果要分先后的话，我认为实际的错误是首先发生影响的。应该把诬蔑和实际错误的揭发分开。如果把十月游行前的时期在思想上看作一个统一过程的话，还应该把作家记者本着苏共第２０次代表大会的精神进行积极批评同修正主义者有组织有意识的攻击（作家，记者也参加了）分开来。如果不分别看待，就把一切合理批评都当作反革命了，就是严重的庸俗化，会压制批评。
我要问拉科西—格罗的领导是否搞了过分的工业化？是否强迫搞合作化而违反了自愿原则？是否在五年计划期间生活水平没有提高而在某些方面反而下降了？是否用捏造的罪名搞了某些案件，而首先打击了共产党人？是否恢复名誉进行得很慢很拖拉？是否拉科西阻碍了苏共２０次代表大会的思想在匈牙利的实现？只能回答：这一切都是事实，那么怎能对这些事实的影响默不作声呢？斯大林曾说过：党如果隐瞒其错误，不容许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就会毁灭。
反革命几乎扼死了匈牙利共产党，没有苏联的帮助，无产阶级政权就会被扼死了。所以会造成这种形势，主要原因除了纳吉之流的背叛外，就是拉科西—格罗领导使党在广大人民面前威信扫地了。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４日以后，如果不同劳动人民党及其威信扫地的领导者分清界线，就根本无法重新组织党、无法争取工人阶级的支持。因此我认为党的１２月决议在分析事件原因时把拉科西—格罗的领导的政策及其后果列为首位是正确的。
这是个基本问题。我同意雷瓦伊同志说要尖锐地公开地揭露纳吉的背叛。但是同样要坚决具体地指出拉科西—格罗领导的灾难性后果，作为导向反革命的过程的一部分。
社会主义工人党还在同许多困难作斗争。现在正在制定纲领和组织章程，党的思想工作和知识分子政策还不明确坚定。的确，在矛盾现象之中党曾经没有很快地坚决起来反对反革命事件的错误估价，不像雷瓦伊同志在事件之后作得这样坚决。虽然有这些错误，我还是完全以最深切的同情支持卡达尔同志和他的同伴们，这些共产党人同处在反革命的“革命”煽惑影响下的群众一起在这里，在匈牙利，在反革命的巢穴里，真正地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和重新组织党的伟大工作。（三）建设性的争论内梅什·德若原载３月２１日匈“人民自由报”
“人民自由报”编辑部收到许多对雷瓦伊文章的讨论的来信，大多数认为这篇文章只提到修正主义的错误、纳吉—洛松齐集团的反革命背叛，而没有提到拉科西等人的领导错误和责任；并且没有提到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粉碎反革命取得的成就。不能同意恢复拉科西和格罗的名誉。对匈牙利解放十二年来的经验和教训需要加以具体分析，对修正主义的错误也需要具体分析，这个工作目前刚刚开始，今后更需要建设性的争论。这次讨论中可以确定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思想上、政治上是发展的。雷瓦伊的文章虽然有缺点，但仍然是很重要的。
文章说，很多人都为沉默多年的雷瓦伊公开发言而高兴，但是也有很多人由于“雷瓦伊”的出现而焦虑；总之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应，这一点从“人民自由报”编辑部收到讨论这篇文章的信件之多也可以看得出来。雷瓦伊文章中关于十月事件前敌人的活动和反革命事件的有机联系，关于不能对过去一概否定这些方面都是正确的。
但是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都认为雷瓦伊只提到对修正主义的妥协，而未提到１１月４日以来的成就，因为在这一段时期内虽然也犯了大大小小一些错误，但是总的特点不是在思想上对反革命让步而是粉碎反革命，拯救社会主义政权和恢复建设。
大多数发言人的另一个意见是认为只是片面地提到修正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妥协，而从没有谈到拉科西等人的领导错误和责任，如在１９５６年７月决议作出以后，已开始纠正错误，但是紧跟着就遭到了修正主义的进攻，为什么那时的劳动人民党的领导不能在思想上、政治上击退修正主义的进攻呢？
党员群众和广大忠于社会主义的人民也都对掌握了国家领导的劳动人民党不能阻止反革命的进攻而感到惊异，无论如何尖锐地强调纳吉—洛松齐集团在反革命的思想准备中，在突破社会主义革命阵线中所扮演的角色，仍旧不能解答这样一个令人难堪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当时的劳动人民党不能动员全党和工人阶级来击退反革命。群众也希望雷瓦伊在文章中对这个难堪的问题给以解答，然而解答落空了，于是使很多同志失望。
在失望的同时，也有些焦虑，虽然这种焦虑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却是存在的。由于雷瓦伊在其文章中几乎没有谈到拉科西领导的错误，但却提到：只看拉科西、格罗的错误是不公平的，因此才使很多人得出这样的结论：雷瓦伊要恢复拉科西和格罗的名誉。这一点是全体党员和所有党外人士几乎一致反对的。“纳吉的史无前例的阶级叛变，不能成为拉科西的护身符”这是很多人的反映。
我们相信，虽然雷瓦伊在拉科西犯错误中本人也参加有份，但是我们想他是不会为拉科西的领导找护身符的。然而他在文章中却一方面不提拉科西、格罗领导在为反革命的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点，而另一方面却急于认定拉科西、格罗不能与阶级叛变者相提并论，这样表现了其文章的片面性，也是大多数人所反对的一点。
对拉科西、格罗的“谩骂”中有没有不公平和过火的现象呢？显然是有的，等到具体地对过去十二年，及其中１９４９—５５年这几年的经验、成就和错误加以分析时，我相信那时我们就会从这些过火现象中摆脱出来，但是对于侵犯社会主义法制的激烈的谴责是不会缓和下来的，如果说现在有一种东西是减弱了这种痛苦的回忆的话，那就是目前拉科西不在国内，因为他要对此负巨大的政治责任。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全体党员及党外正直的劳动者都一致反对他参加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我们知道他有几十年的战斗历史，作为法西斯主义的被迫害人遭受了十六年的监狱的痛苦，在绞刑架的阴影下仍旧勇敢的反对敌人，我们承认他在建党中，在１９１９年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中，在同法西斯的斗争中及解放后的胜利的年代中的功绩，但是过去所犯的严重错误首先要由他负政治责任，因为他已证明不能纠正错误，甚至顽固地阻挠此项工作，他将永不会再参加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了。
在对雷瓦伊的文章的意见中也有些是不能令人接受的，有些误解应当加以消除，以便让我们的原则争论进行得更好，不要挑起不适当的反雷瓦伊的情绪。
一些发表意见的人除了表示焦虑外，还对雷瓦伊提出一些不真实的控告。在这些控告中当然有一些是不怀好意的修正主义者们的产物，另外也有一些并不是恶意的。后者之所以产生，主要是这些人不了解雷瓦伊的真正的作用。雷瓦伊在１９５３年夏季以前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因此他对当时党的政策也要负责，虽然在经济政策错误及侵犯社会主义法制等最严重的错误上他负的责任要少些。但１９５３年６月时拉科西—格罗之流的领导还是把他从政治局和政府中排出去了，他们是借着雷瓦伊健康情况不佳为理由让别人通过的。雷瓦伊健康情况不好这是确实的。因此文化部的实际领导从１９５１年起就落入当时的第一副部长亚诺什（纳吉的女婿）之手。所以，解除其部长职务是可以接受的，但不管怎么说，从政治局里被排出来，这是他们的政治罪恶。
１９５３年６月的中央全会上是雷瓦伊对党的过去错误作了最深刻的检讨。他最坚决地为纠正这些错误进行了斗争。是他指出了１９５３年６月以后得逞的纳吉之流的机会主义政策的有害性。虽然中间自己同严重的疾病进行了长期的生死斗争，但在１９５６年３月时仍旧最尖锐地反对拉科西之流的
领导，要求接受贯彻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伟大教训，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的这些活动，我们认为如果把他的活动介绍一下，将会大大有助于分析过去十二年的经验教训。
从雷瓦伊文章的争论中可以确定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是发展的，热情地维护匈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信誉。如果在过去十二年成就的维护方面有过忽略的地方（确实有过），今后就应当弥补上。同时我们也要尊重自１１月４日以来这几个月中所取得的成就，发表意见的人中没有一个人对十月事件的反革命性质发生怀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一个人不同意雷瓦伊的正确意见。雷瓦伊这篇文章对于活跃和发展争论起了很大影响，这是非常必要的。
修正主义的思想残余还存在和滋生着。对修正主义的妥协现象还会产生。只有克服了这些有害的现象，无产阶级专政在思想上才会巩固起来。因此雷瓦伊的文章虽然有些缺点，但仍旧是很重要的。对修正主义的具体分析，对十二年的教训的分析只是刚刚开始，今后更需要建设性的争论。
【法新社波恩２日电】西德外交部长海因里希·勃伦塔诺今天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都认为，重新统一德国问题的解决，要看“苏联的态度”而定。
从这三个国家访问归来后发表谈话的勃伦塔诺说，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曾经提出这样一种想法，认为问题的解决关键可能是要使德国中立化。他说，他所访问过的所有国家都坚信，重新统一德国必须“马上”进行，因为国际间的紧张局势在增加，“多错过一天就多增加些困难”。
勃伦塔诺说，凡是他交谈过的政治家中间，没有一个提出过关于重新统一德国的任何魔术般的方案。所有的人都认识到，问题的解决并不在于德国的政策，而是在于苏联的态度。
这位外交部长就他与美、印、澳领袖们的会谈情况，作了如下的表示：（一）在考虑武装新的德国军队的时候，必须连带地考虑到政治环境和现代军事技术上的进步所托付给它的使命。（二）所有的人都认为，一旦反对党社会民主党在下届大选中获得胜利，西德的外交政策也不会有彻底的改变。（三）苏联最近给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照会表明，苏联采取了强硬的外交政策，但这或许也足以说明“有某种程度的没有把握的情绪”。
勃伦塔诺说，他还注意到，“对德国的信任还没有完全重新建立起来”。这位外交部长还说，西德希望能同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西德也希望这种关系会发展成为友好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