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新共和”周刊４月２２日以“日本和中国”为题发表了邵荃伦（译音）访问在日本有巨大影响的日本知识界人士的谈话。邵荃伦是弗吉尼亚大学外交系的一位教师，他目前正在京都的同志社大学著作一部日本与我国关系的书籍。下面就是他跟日本人谈话的综合：日中关系
问：日本似乎对于恢复与共产党中国的邦交的情绪比恢复和俄国或是任何别的共产党国家的邦交的情绪更强烈些。舆论调查表明，大多数日本人赞成与大陆恢复某种形式的邦交。你如何解释这种态度呢？
答：我想把这一点归之于下面这些因素：（一）地理上的接近，（二）历史上和文化上的关系，（三）经济上的考虑，（四）认识到了共产党中国的成就。
问：假定你们对中国的态度上或许也有一种“自疚之心”，这对不对呢？你们不觉得一定要做些事情来弥补你们的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所干下的事情吗？
答：让我这样来谈这个问题吧！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和日本之间长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事实上，我们的文明多亏了中国人。但是，在不久的过去，标志着中日关系的是战争和不幸的事件。即使是这样，我们现在认为，我们应该作决定性的努力来消除不久的过去的这种不愉快的记忆，恢复我们与中国人民的传统的友谊。北京政府也正在这方面进行工作，它对日本公民和战犯的遣送回国工作的处理就证明了这一点。
问：据报纸报道，在去年访问共产党中国的外国人中间日本人的人数居首位。还有许多在日本写的书和文章充满了赞美“新中国的成就”的言论。这一切是否表明你们真正对共产党中国有了深刻印象。
答：是。从能够得到的一切证据来看，中国共产党政府肃清腐化现象、建立政治稳定以及推行农业合作化计划和工业化计划的能力不能不给我们深刻印象。特别是我们知识分子对于中国革命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种新的现实的道路感到一种理论上的兴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日本走中国的道路，就如我们不要我们的国家成为美国的追随者一样。
问：你们一向大声疾呼的要求之一是大大扩大与共产党中国的贸易和停止对大陆的禁运。西方对于与中国进行贸易的限制在何种程度上妨碍了你们？
答：我们受到严重的妨碍。在战前几年里（１９３０年——１９３５年）我们卖给中国的货物几乎占出口额２２％，而从中国人那里买进的货物占进口额１２％以上。然而，在１９５２年，对中国的出口只占全部贸易额的０．４％，而进口只占０．７％。甚至在１９５５年，出口也只占我们出口总额的１．４％，而进口只占进口总额的３．２％。虽然我们和中国缔结了三个私人贸易协定，可是由于西方强加的禁运条例，没有一个协定完全实施过。
问：在你自己的同胞中就有人争论说，即使对中国的贸易的限制取消的话，日本不可能期望它和中国的贸易会有相当大的扩大，因为今天共产党中国的贸易的８０％是和苏联集团进行的。你对这个问题如何回答呢？
答：首先，让我提醒你注意，中国和苏联集团进行贸易肯定是有限度的。苏联和东欧国家不能供给中国工业化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此外，如果中国打算确立它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它就必须逐渐减少它对苏联的依赖。因此，它必然会设法在将来和日本进行更多的贸易。至于我们和美国的经济关系，我们非常知道它的重要性。我们愿意扩大和美国的贸易，特别是在出口方面。
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不打算孤注一掷。如果日本在经济上太依赖美国，它就不能在政治上取得独立。扩大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将使我们能够以比从美国购买便宜的价格从中国大陆购买铁和煤。扩大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也能够有助于在美国部队撤退的时候弥补特别海外采购订货方面的损失。
问：不管你们怎么做，你们是否能够和中国大陆恢复旧日的贸易关系？在战前，这种贸易是建立在半殖民地的关系上的，中国主要作为原料的供给者和日本消费品的市场。你难道不认为在今天这已经完全不可能了吗？
答：是的，我同意战前的贸易方式是永远不能恢复了。事实上正在出现以互利为基础的新的方式。将来的中日贸易将和中国的经济建设密切地结合起来。为了执行他们的五年计划，中国人将欢迎日本的资本货物和技术援助；同时，中国经济生产力的发展将使中国能够把我们所需的物资卖给我们。当中国人民的购买力增长的时候，也将会对我们的消费品有新的需求。
问：你们加强同共产党中国的经济联系将要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影响？这会不会如某些人所担心的一样，使日本受到共产主义化的危险？
答：不会，不会受到这样的危险。我们将继续做一个民主国家，并且要把贸易和政治分开来。当然，如果不放松禁运和使我们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日中贸易的全面发展是永远做不到的。这就不可避免地要牵涉到台湾问题以及共产党中国和美国的关系。
问：你有什么建议来解决这些问题？
答：我没有任何具体的意见。从理论上来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是，我们希望看到这个问题通过华盛顿和北京的谈判来求得和平解决。由于对双方有同样的了解，所以只有日本能够在美国和共产党中国之间进行调停，以求得远东问题的全面解决。然而，在我们能够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前，我们必须首先获得我们自己充分的独立。日美关系
问：当你们谈到“独立”外交时，你们是不是说，日本在国际政治方面应该奉行尼赫鲁式的中立主义政策呢？
答：我们是说，日本应该放弃“美国第一”的外交，日本不应该再“屈从”于美国。日本谋求与亚非集团国家建立亲密的关系，以便我们不再像是“亚洲的孤儿”，是很自然的。日本对一个以前的占领国和对美国的“父亲意识”存在着很自然的愤慨情绪。但是，我们并不憎恨美国人。象反美主义这样的东西并不存在。
问：那么，你们倒底主张如何调整目前的日美关系呢？
答：应该举行谈判，取得日美安全条约和从日本领土上撤退美国军队。首先，在原子时代，美国军队驻在这里不但不会保护日本，而且只能使它蒙受做原子核战争的第一个牺牲者的严重危险。而且，如果希望日本在亚洲起民主的斗士的作用，它必须要成为一个自尊和自由的国家。况且，如果美国军队驻在日本，不可避免地要造成象最近在相马原射击一个日本妇女这样的一些不幸事件。这些都会在我们两国之间造成恶感、引起摩擦。
问：但是，你们是否准备自己更多地挑起防御担子？你们是否将扩充你们目前的十八万人的自卫队，并且增加你们的占整个国民预算１３％的防御开支？
答：不。日本应当从联合国的保护中而不是从重新武装中寻求它的安全。重新武装对我们来说，在政治上是违反宪法的，在经济上是无力负担的。
问：但是，假若联合国不能保障你们的安全，就像它在匈牙利事件中不能保障匈牙利的安全一样，那么你们怎么办？
答：在那种情况下，那将会是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无论如何美国会营救我们的。但是，这种不测事件的可能性是极少的，如果我们奉行一种“独立的”和平外交的话。虽然我们对于俄国对匈牙利的干涉行动感到很遗憾，我们不能不认为，从大的方面来看，匈牙利悲剧是由于东方和西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之间的矛盾而造成的。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更加决心使日本尽快地摆脱它目前的纠缠不清的关系。但日苏关系正常化是必要的。
【国际新闻社东京２６日电】日本公安调查厅（相当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次长今天说，日本共产党党员的数目正在减少，并且说共产主义“绝不会在这个国家里发展”。
高桥一郎密切注视日本的共产主义已有五年之久，他说，共产党员已经从１９５６年的六万人下降到目前的四万人到五万人。
高桥在单独接见国际新闻社记者时，把日本共产党从１９４９年差不多高达二十万党员的数目下降到目前这个数目的原因归结如下：一、最近日本共产党队伍内部不和。二、俄国人在匈牙利实行屠杀，因而使共产主义失去吸引力。三、去年日本全面繁荣。
但是，这位日本公安调查厅次长说，他的组织绝不会对赤色分子想诱使日本的重要工业潜力脱离自由亚洲的企图放松警惕。
高桥说，“在目前，这个党正在进行和平的文化攻势，因为据他们自己承认，１９５２年‘五一节’暴动的结果使他们失去四分之三的党员。但是你决无法知道共产党会在什么时候再一次采用新的、危险的或暴力的策略。”
日本共产党正叫喊说调查人员干涉该党的内部事务、派间谍打进内部，并且指控“侵犯民权”，这表明调查厅的警惕是很高的。
高桥说，共产党势力在日本减弱的最好证明之一就是日共机关报“赤旗报”发行量的下降。他估计目前的发行量是六万五千份，这和去年共产党吹嘘“赤旗报”每日销售二十万份的说法悬殊很大。
尽管日本共产党领袖野坂参三警告说，扩大“赤旗报”的发行对于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发行量还是下跌。野坂参三承认，“自从１９５４年‘赤旗报’改成日报以来，发行量下降的趋势一直没有停止过。”最近“赤旗报”登载根据党的路线对匈牙利局势的解释的时候，它发现自己处于困境中。当读者们要求得到“无偏见的”真相的时候，这家报纸不得不在刊载许多愤怒的读者来信的同时破格地登载了道歉。
高桥说，另一个说明问题的迹象是，合法的并且选出议员参加国会的日本共产党现在只有四名国会议员，而在１９４９年曾高达３５名。
党的影响下降的一个方面就是最近中央委员春日庄次郎承认，全国所有的共产党小组大约只有一半举行定期的会议。春日庄次郎说，党员们还迟迟不缴党费。
日本共产党已经把它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从５月推迟到秋天，据说是由于国际主义派和民族主义派即铁托派之间有了愈来愈大的分裂。自从俄国使共产主义非斯大林化以来，一个有铁托主义倾向的集团的力量一直在加强，而且现在成为对野坂参三的国际主义派领导集团的一个威胁。代表大会的推迟是由于不能就一项纲领草案取得一致意见。
高桥说，“日本人民对共产主义冷淡起来了。他们对于现政府是满意的，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逐渐失去人心的原因。此外，这个国家目前很繁荣。”
去年秋天老资格的党的领袖椎野悦朗因为和艺妓过于“亲昵”而被解除中央委员职务，日本共产党人从这个行动中并没有得到多大裨益。在椎野悦朗被解除职务前不久，另一个党的巨头志田重男由于他过“无耻的坠落生活”而遭到责难。共产党人把他们的行为归因于“思想意识上的软弱，不合潮流的个人主义和官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