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社东京２４日电】特派记者向井北京２２日电：日本社会党亲善使节团这次访华取得超出预料的成果，起了恢复日中邦交的桥梁作用。
在同毛泽东主席、周总理和有关当局会谈时，使节团是坚持了社会党在使节团启程以前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决定的以平等地位进行磋商的方针。通过十多天的会谈，始终没有违背这个方针，不像以往那样，只是听取中国方面的意见，而是该说的话总算说了，该问的也问了。但是，在另一方面，关于释放战犯问题和过去日中关系的问题，却又特意地说了一些好像是辩解的话，例如：“希望对释放战犯问题，予以宽大处理”；“过去对中国做了对不起的事情，作为力量不够的社会主义者来说，的确是很惭愧的。”这些话使人感觉到使节团稍稍脱离了平等磋商的方针。台湾问题：会谈的重点集中在恢复邦交方式、处理台湾问题、长期经济合作和亚洲集体安全保障等问题上面。通过这次会谈，中国方面以往态度不够明确的地方这次弄明确了。特别是关于处理台湾问题，正如周总理所说的那样：“因为这是中国内政问题，所以中国要解放台湾，不让蒋介石继续独立存在下去。”他表明要由中国本身解决这个问题。至于在台湾问题还未解决以前，如何促进恢复日中邦交的问题，总算表明了这样的态度：先从可能实现的协定逐步改变为两国政府之间的协定，最后签订和约，采取这种所谓逐步解决问题的方式，与此同时，推进第三次国共合作，在实现台湾解放的时候，就可以签订日中和平条约了。中国方面还暗示：中国有充分的根据，一定能够解放台湾。但是，中国方面对解放台湾问题，虽然表示在原则上要采取和平解放的方式，但是却没有透露片言只语说要放弃武力解放台湾。可以作这样的解释，中国这种态度是表示，必要的话，也可能要用武力解放台湾。赔偿问题：目前中国考虑到对中国人民和正向日本要求赔偿的亚洲国家的影响，不能放弃要求赔偿，但是，中国表明友好的态度要看将来日本在恢复邦交时的态度如何，有充分可能放弃赔偿要求。长期经济合作：中国已经表明：特别是煤、铁矿砂和盐等物资，如果日本希望签订长期合同的话，中国方面将把这些物资生产编列到第二个五年计划里面去。集体安全保障体系：作为代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日美安全条约的体系、在包括两个阵营在内的集体安全保障体系完成的时候，要废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是，在这种体系未建立和日中互不侵犯条约未签订以前，是不能废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贸易协定：只要派驻商务代表团有关的按指印问题没有解决，第三次贸易协定没有完全付诸实行，就不能签订第四次贸易协定。可是，关于贸易协定和两国所需要的其他个别的政府协定，即使在日本和台湾已经签订政府协定的目前，如果日本方面希望的话，也是可以签订的。释放战犯问题：中国方面暗示要同将来签订长期经济合作协定的问题联系起来，付诸实行。这是值得注意的。
关于社会党访华问题，中国方面最初就寄予很大的希望，在实际上促膝商谈的过程中，进一步加深了信任感，这是个事实，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次访问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合众社台北２３日电】蒋介石政府今天断然否认说，它已经开始同共产党中国谈判。但是国民党中国官员今天晚上已举行秘密会议来讨论：使中共总理周恩来说两个政府已经开始谈判“第三次合作”的原因可能是什么。蒋总统马上得到了关于周恩来的谈话的消息。
今晚，这里有些人士怀疑，日本报纸所刊载的北平消息是否正确地援引了共产党中国总理的话。报纸援引周恩来在星期一对日本社会党的谈话说，“国民党中国和共产党中国第三次合作的会谈已经开始，会谈将获得成功。”
在听到关于周恩来的谈话以后，政府发言人江易生今天对合众社记者说，“说谈判已在实际进行的荒谬报道是丝毫没有事实根据的。”
今晚这里有些人不相信周恩来真的讲过这样的话。某些负责的观察家认为，周恩来的话可能是翻译——从中文到日文——搞乱的。
【共同社东京２５日电】特派记者冠香港２４日电：对于日本报纸说周恩来总理表示已经在进行关于第三次国共合作的会谈的谈话，这里不要说反共人士，就连中立人士也表示十分怀疑。
香港的反共和中立系统的报纸刊载了这条东京电讯。但是，平日对和谈消息大大地加以宣传的共产党报纸在这次却完全没有加以报道，这是令人注意的现象。
当地的中立人士认为，假如实际上正在进行着像国共谈判这样重要的秘密接触，是不可能在进行接触期间加以发表的。美报说国共合作之说
影响不可低估
【中央社华盛顿２４日电】华盛顿“明星报”今天的社论谈到了目前北平的宣传说，毛泽东曾经说过，他和他的共产党政权“准备”同蒋介石总统和中国国民党人“再进行第三次合作”。
社论说：周恩来最近特别积极地发出这种呼吁，甚至富有感情地把蒋介石称为老朋友。社论继续说：“当然，正像北平本身可能也了解这样一个要求不大可能从蒋政府那里得到任何肯定的回答。但是，国共‘合作’的要求结果仍然可能成为相当有效的一种具有破坏性的宣传。考虑到这一点就不应该低估它。这种宣传可能最后在国民党人内部之间引起大规模的变节运动，特别是在日益衰老的蒋介石一旦引退的时候，情况更会如此。”
【本刊讯】英国“曼彻斯特卫报”２４日以“中国承认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有‘矛盾’，设法从苏联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为题刊载了佐扎的一篇文章说，根据北京“人民日报”的言论，在共产党社会内，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袖之间存在着“矛盾”。而到现在为止，苏联的理论家们认为这种矛盾只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北京对这种重大教义的修正，以及“真理报”不加评论地全文转载“人民日报”占半页地位的文章表明，共产党世界的思想领导可能正在由莫斯科转到北京。
但是，虽然这可能是一种猜测，中国人的观点中隐含着“修正主义”却是事实。当南斯拉夫和波兰的报纸上出现有修正主义气味的任何东西的时候，莫斯科表现出它是敏于攻击的。莫斯科可能会毅然地反对中国的异端，但是有大得多的可能性它会默认这种异端，它甚至可能把它作为一篇具有正统信念的文章收集起来，这例并不是苏联的领袖一定要同意中国人的观点，而是因为他们在目前不能冒疏远毛泽东的易变的感情的危险。
“人民日报”清楚地表示这种新的思想是毛泽东亲自创立的，虽然同时也很明显，这种新思想是在共产党由于苏联揭露斯大林崇拜而扪心自问的气氛中形成的。但是，虽然说也奇怪，苏联领袖现在正在设法断言斯大林毕竟不是这样坏的人，在他统治之下所发生的共产主义的这种“偏差”可以归因于他个人，或者归因于他所控制不了的环境，但是，中国人至少已经设法从俄国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苏格兰人报”１９日在“世界景色”栏里发表了一篇题为“毛泽东的中国花园，鲜花还要开”的文章写道：中国共产党党报“人民日报”４月１０日发表了一篇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社论。
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于，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有许多迹象表明，这个党的自由分子和教条主义者之间有分歧。教条主义者不赞成自从去年春天以来给予知识分子和作家们的思想和讨论自由以及对资产阶级和资本家们的宽容。毛泽东支持自由分子，并且特别赞成通过说服，而不通过强力来改造资产阶级。
强调提出不得有威吓或者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态度的警告特别值得注意。这篇文章无疑部分地是写给中国的学生们看的。但是它也表明，聪明一些的共产党人了解——毛泽东是永远了解的——这条自古以来的真理：中国人是能够听从领导的，但是不能被人驱使。这就保证中国不会重复斯大林主义的最糟糕的表现。
【本刊讯】伦敦“泰晤士报”２２日发表题为“第一百零一朵花”的社论说：去年９月，中国也出现了一本小说，反映了党的信徒中受过教育的人们的不安情绪。小说的名字很平凡：“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小说的主题是描写一个由于党内的教条主义、冷漠和不公正而感到失望的热情的青年共产党员，这个主题所表明的忧虑情绪，正是杜金采夫的小说在俄国所引起的那种忧虑。
小说作者王蒙没有提出有希望的结论，虽然他描写的主角决心要同他的同事们的冷漠态度斗争到底。但是读者们很快地就表示了反应，数月以来一直在各种文学月刊上进行着争论。有些人出于对党的热诚而攻击了作者；大多数作家则和小说作者抱有同感。一位大学生写道，小说中的主角是我们这一代的典型人物。另一个人则称赞他的现实主义精神。他尖刻地问道，在描写集体农庄的不计其数的宣传性小说和影片中，有多少人物合乎公众的想像呢？
现在对这次讨论采用了以社论告终的作法，即由“人民日报”刊载了一篇重要的总结。首先，重新肯定了一年前在知识分子中间实行的“百花齐放”的自由批评政策。谈到王蒙先生的小说，报纸承认这本小说在关于党的生活的描写中提出了许多有确实根据的问题。按说，即使党中央委员会所属的各部也不是完美无瑕的。但是同时又责备这位作者把读者带到疑虑的深渊中，没有在最后给他们指出光明的道路。书中主角应当具有这样的信心：党的领袖们是会及时纠正这种错误的。这个主角最年轻，需要通过斗争的锻炼。决不能把他表现为采取个人主义的解决办法。总之，“人民日报”是非常正确的和公平的，但是它能制止每个人阅读和诧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