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巴西共产党机关报“工人之声报”２月９日刊载了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１９５６年１０月签署的“关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教训、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巴西共产党的活动及其任务”的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首先说，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广泛民主的讨论，研究了有关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及其重要教训、有关世界共产主义民主运动以及有关我党活动的一连串问题。这些问题几乎拖延了八个月才展开讨论，是不可原谅的。这种拖延使得我们全党处于期待之中，使我们党难于应付它最重大的问题，因为苏联和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个人崇拜的严重后果的揭发，曾使我们全党深深震动。
决议草案说，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解体使为自由而斗争的人民面临新的局势和新的问题。那些要求进步和独立经济发展的不发达国家的人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即使不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也能从这个体系的进步中得到好处。它们可以从社会主义国家得到它们所需要的新式工业装备，而不需作任何政治性和军事性的让步，这同帝国主义国家所提供的明显具有压迫性质的所谓“援助”是恰恰相反的。殖民地附属国的人民今天可以通过取得或巩固彻底的政治独立、按照本国真正的民族利益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来实现彻底的经济独立。
我们时代的特点是，出现了为和平、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种种最不相同的流派，它们的队伍在日益增长。这些流派尽管在社会上、观念形态上和政治上有分歧，却能够而且应该围绕着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保卫人民的切身利益。
决议草案指出，在巴西，经济和社会情况也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条件已经好了些，使力量的对比能够发生有利于民主、独立和进步的变化。广大的爱国民主力量，从工人阶级到资产阶级中的重要阶层，倾向于团结起来。少数绝望地反对我们人民的意愿和最高民族利益的反动派和美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越来越是孤立，人数越来越少。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在日渐激烈，这在一切政党中、在议会和政府内部都反映了出来。因此，显然可见，国内各种力量有一种向两极集结的倾向。
尽管已取得了相当成就，渴望巴西民主和进步的力量还团结得不够充分，因而没有能够制止某些针对爱国民主运动的打击，没有能够使国家的内政外交政策发生民主、进步性质的重大改变。
决议草案说，中央委员会研究了我们自己的经验和我国当前正在发展和迅速变化中的局势，而且考虑到今天世界的新形势，认为我们党的政策方针应该更广泛，更灵活，更大胆。我们的活动目标应该是促进一切爱国者和民主人士围绕着共同目标团结一致。巴西共产党应当同一切力量、舆论和政党求得谅解，取得协议。任何一个巴西人，只要同意我们主张的全部或某一部分，我们都愿意同他合作。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向各个
政党的领导人和党员伸出手来。主要的一点是团结起来。
目前的政府能够当选和上任，是靠了广泛的选举联盟的支持，这个联盟的成员有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爱国民主力量，也有同种种帝国主义垄断资本有联系的著名反动派。我们应该大力地依靠参加政府的爱国力量，并且要求政府采取新的措施来保卫民族主权，反对在国内建立恐怖专政的任何企图。同时，我们应该反对和揭露在政府中据重要地位的亲美反动分子，以及政府的消极的行动。
工人阶级团结的加强和工农联盟的发展和巩固，是稳定和扩大统一战线的决定性因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要求
，值得共产党人特别重视。对于巴西的大资本家，我们的打击应该仅是针对那些出卖民族利益、投靠美国帝国主义者的一部分人。甚至对于大庄园主，我们的态度也取决于他们对争取我们人民的要求和权利的斗争采取什么具体态度。我们永远要集中火力攻击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巴西的代理人。
决议草案在谈到批评斯大林的错误以后说，我们在党内实行的领导方法有许多错误。我们现在已开始检查我们的严重错误和缺点，对这些错误和缺点负有责任的主要是中央委员会，特别是主席团和书记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事实上被主席团和书记处包办了。中央委员会没有充分发挥它真正的职能；没有一种实行集体领导的气氛；没有进行自由讨论和意见斗争的必要条件。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团和书记处成了养尊处优的机构。它们远远地脱离党的群众和现实生活，因而就在它们的活动中产生了官僚主义的因素。命令和指示大量发下，甚至在最枝节的事情上也不例外，这就伤害或是压制了干部、党员和党组织的主动性。
过分的中央集权，领导者的骄傲自满，自上而下的命令主义方法，硬性的纪律而不是自觉自愿的纪律，造成沉默气氛的粗暴的批评——这一切是我们的活动中普遍的现象，甚至是党内生活的特色，这就使很多干部和党员同上面有距离。这一切缺点的主要原因源于我们党形成的过程，源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源于仍然很活跃的领袖倾向，源于巴西社会中仍然存在的家长制残余。
今天，我们该在全党为纠正这些错误而展开坚决的斗争了。我们要善于在我们所处的秘密状态之下找到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之间的正确关系。必须遵守民主集中的原则，改善集体领导，更进一步鼓励和利用批评和自我批评，适当地注意来自下面的批评。必需把党内民主提到更高的水平。
同样必需加强我们队伍中的思想斗争。我们要坚定地同一切与无产阶级思想不相容的表现和倾向作斗争，我们应该集中火力打击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这是目前对我们党的活动危害最大的倾向。宗派主义曾经给我们的群众工作和对同盟者的工作造成严重的损失。我们的政治活动和实践活动带有强烈的“左倾”或宗派倾向，这甚至在最近重要的统一战线运动和群众运动中还有所表现。我们甚至没有什么现实理由，就同那些和我们想法不一样的人断绝往来，我们并不经常善于找到同这些人共同行动的基础。我们中间还普遍存有一种倾向，认为我们影响之下的群众团体一定得参加我们领导或支持的一切运动。我们不是经常善于适当地考虑斗争的条件，我们往往没有考虑到动员起来的力量如何，群众和盟友的情绪如何，就投入斗争。许多人听见我们在政治方面发表的十分激进的话，看到我们错误的工作方法，就害怕了，因而远远避开斗争和团结的立场。
主观主义在忽视理论的经验主义的形式下使我们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教条主义机械地套用理论公式，企图以这些公式来适用于巴西的现实，原封不动地抄袭别人的并不总是适用于巴西具体情况的经验，这曾经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失。我们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丧失了必要的创造精神。我们不顾条件的迥然不同，生硬地抄袭苏共的许多建党形式。不加分析批判就贸然接受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的思想，是我们活动中的普遍现象。教条主义使我们没有充分注意研究我国人民和我们党的斗争经验。我们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之下，为实现我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规划出一条巴西的道路。
决议草案最后说，中央委员会怀着对我党力量的深刻信心，就这个决议草案中所提出的问题展开讨论。中央委员会设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同全党合作，利用这次讨论中提出的材料和建议，起草召开第五次党代表大会的文件。
【本刊讯】纽约“工人日报”４月１７日在“东方和西方会取得新的和解吗？”的标题下刊载了该报国际问题编辑克拉克写的一篇文章说，“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发现赫鲁晓夫在１５日欢迎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一次招待会上采取了“出人意外的和解”态度。据“纽约时报”记者说，赫鲁晓夫表示肯定意见说“国际局势正在改善”。
文章说，这位苏联共产党领袖还特地对南斯拉夫表示友好。他指出，最近苏联同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系恶化了，但是他强调指出，这种关系恶化完全不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么严重，肯定地说，不像南斯拉夫同阿尔巴尼亚之间的分歧那么严重。“真理报”曾以特别显著的地位刊载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对南斯拉夫的最尖锐的攻击，虽然苏联共产党人并没有完全采纳那种论调。
克拉克写道，“纽约时报”记者对于赫鲁晓夫的和解态度这样感到惊讶是没有理由的。只有那些把表面现象错认为事物本质的人才会对国际关系中的新趋势感到惊讶。本栏不得不再一次说：“你还没有看到什么呢。”这一些迹象仅仅是未来的大得多的和解的小小象征而已。由于去年秋天发生的情况，苏联共产党，还有中国共产党都极其迫切希望重建各共产党国家和共产党的巩固团结。它们显然觉得，这个工作比其他一切工作都重要。但是，既使在用它们一切努力实现这个目标的时候，由于同西方的紧张局势增加，它们知道，争取共产党人“磐石般的团结”的运动本身并不就是目的。
苏联和中国领袖们的行为是以召开一次新的最高级会议作为一个主要目标的。此外，他们认为这样一次会议会远远超过在日内瓦取得的任何成就。而这也不是要低估日内瓦会议的真正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