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去年秋天参加国际青年代表团访问中国的英国青年作家、小说“抛弃鞭子”的作者米·克洛弗特回国以后，曾经以“红色大学”为题发表了一篇评述中国大学的文章。
文章说，无论人们对大力消灭英、法、美等国在中国大学中的影响的作法作何感想，要对大学生们本身吹毛求疵却是很难的。
我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参观了大学和工业学院。许多学生是第一次看到英国人，从他们的兴致勃勃的好奇的表情看来，“和平和友谊”比一句陈旧的党的口号对他们似乎有更多的意义。我无论走到那里，总是有笑嘻嘻的穿得臃肿的男学生和容光焕发的穿长裤子的女学生围着我，向我提出一连串的问题：“英国学生怎么样？”“他们的生活情形怎么样？”“他们学习什么”“你能够安排我们和他们通信吗？”
全世界的大学生也许都差不多，但是象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学习的大学生却不多。有时多至十一、二个人共一间卧室，没有“书房”。食堂拥挤到这样的地步，学生们只好站着吃。副总理邓小平告诉我说：“因为这种拥挤现象，我们常常受到公众的责难，可是要迅速改变一切，那是不可能的。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大学生的人数几乎等于解放前的四倍。”康德、凯恩斯和蒋介石
无论人们怎么说，我却没有听到学生们自己的一句怨言。学费、住宿和医疗是免费的。膳费每月九元，而且有许多学生得到国家的补助。将来的就业是有保证的：“大学生毕业以后，政府将按照他们的才能和爱好分配工作。”
但是我从未感到大学生们的那种热情和劲头是特别做个样子给我看。他们对学习的那种专心的情况不能不叫人相信和感动。图书馆和阅览室里的坐位没有一个是空的，教室里也挤得满满的。虽然那里没有英国式的辩论学会，可是课后的讨论吸引着成群的热心的学生。据北京大学教务长说，学生考试的成绩一年比一年进步，“上学期８０％的学生的成绩是优等’或‘上等’”。这种过份的书呆子气息并没有明显地妨碍青年的朝气的自然表现，也没有使得学生不去参加体育运动。
在“百家争鸣”的新政策下，最近起了一些根本的变化。人们承认中国可以向西方学习很多东西，党员教授在“脑力”方面没有垄断权。在西方学习过的非共产党员教员被重新安插到大学的重要职位上，而且得到合理的报酬。
在大学和中学里，现在可以选修英文和法文而不一定必修俄文。在哲学系已开了康德和黑格尔的课；在经济学课程表上有马修斯和凯恩斯；摩根和魏斯曼同苏联生物学家受到同样的尊重。而且据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说：政府在准备出蒋介石选集，“因为许多青年不了解他的观点是什么”。这种明显的自由化将达到什么程度，这些课程如何讲授，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在什么地方开始，客观的陈述到什么地方为止，要谈这些，现在还为时过早。对宗教的容忍无疑是存在的。教员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学生可以参加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据杨秀峰说，“这是为了达到真理”。
可是这种情况跟苏联文学和苏联思想占优势的情况比较起来，还不见得那么令人沮丧。每一个图书馆里苏联小说和剧本塞满了书架；阅览室里的桌子上都摆满了苏联杂志、报纸和技术方面的出版物。到英文部去找一找，如果能找到一本战后出版的书或流行的杂志，那你就算是幸运的了。当然，也常有例外的情形：在复旦大学新添的图书中，我看到了杜鲁门的“决定的年头”和斯维特的“安格鲁撒克逊语法”摆在一起。萨克莱次于狄更斯
教员们自己对于近代英语材料的缺乏也感到不满意，但是他们说从国外进口书籍是一个大问题。一个英国官员说唯一的问题是中国人无力付款。由于缺乏教科书，学生们不得不用大量油印的包括文章和语法的讲义来凑合一下。
在大学中，不出所料狄更斯是最受欢迎的作家，萨克莱却居第二把交椅，倒是令人吃惊的了，而“咆哮山庄”却有很多人喜欢选它作为“专题研究”的对象。漆德卫谈今年我国学生升学和就业问题
【路透社北京１７日电】学生和家长对教育机关和就业前途的不满正在引起中国政府很大的忧虑。青年人埋怨不能继续他们的学业，因为学校、学院和大学里的教室不够。那些完成了学业的人则对给他们的不好的职业很不满意。
据一个出席了２月２８日最高国务会议的中国人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透露了曾经发生过不稳的情况：中国西南部一所高等学校举行了象征性罢课，而在北京以南约一百五十英里的正定的一所干部训练学校的一些学生的确曾经动身要到首都来请愿。
现在，青年人对于周围的环境开始按照它本身的好坏来判断，而不再仅仅根据和过去情况比较来判断了。假如某些措施不对头或者效率很差，他们似乎不再会接受这样的解释：这都是帝国主义者或者是国民党的恶劣统治的罪过。
在最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有人说，应当让学生常常回想“革命的艰苦斗争”，不应当让他们忘记像“抗美援朝运动”这样的事情。他又说，许多青年人“生活在幸福之中，不能不了解旧社会的黑暗，不能深刻体会革命的艰难”。
除此以外，大部分大学生（占学生总数８０％以上）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因此“往往容易保留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已经接到指示，要他们以更多的“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来帮助这些学生。据信学生的某些怀疑已经由于同东欧学生和华侨进行的讨论而增加，许多在北京街头上徘徊的华侨留着长头发，喜欢“摇摆舞”（即“阿飞舞”），衣服剪裁得考究。
虽然高等学校学生的态度是重要的，中国政府也在为现有的各级教育机关设备不足而感到忧虑。自从共产党人在１９４９年执政以来，在教育方面已经花了一大笔钱，他们说，现在的教育经费等于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经费的三十五倍，虽然国家每年总的收入只比过去大五倍。教育设备也有了差不多相应的增加。
虽然受到初等教育的总人数比中国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但是现在看起来原定在１９６７年以前对所有人实施初等义务教育，这个目标不大可能完成。在最近将来建筑校舍的计划似乎不会有惊人的增加。
虽然不能入学的学生人数正在增加，今年在高等学校和大学里注册的学生人数将要比去年略为降低。在过去几年中，入学人数超过了校舍、合格教员和教学设备的限制。结果是，教学水平降低了。中国官员们认为今天某些学院里的某些课程（特别是外国语）比在共产党执政前原有的水平差了一些。还有人抱怨政治学习、小组讨论和经常参加群众大会和会议占去了太多时间。
政府现在正在号召那些进不了学校的人去参加工作，特别是到农村去。此外还建议把青年人送进工厂，工作时间短一些，让他们花一些时间来学习。但这种解决办法似乎并不能吸引许多已经开始了他们的学习、希望完成他们的学业和获得较好的职业的人。
在中国，即使抛开经济方面不谈，学问本身仍然极为重视和尊敬。并且，尽管共产党人歌颂工农，知识分子仍然被认为是上等人物。
【中央社台北１７日电】（中央社记者：廖寿衡）题：工业建设中的生力军侨资工厂的发展态势。辅导华侨回国投资生产是政府近年来重要政策之一，政府于民国四十一年开始实施第一个四年经济建设计划的同时即发出欢迎侨资回国的号召，颁布了“鼓励华侨及旅居港澳人士来台举办生产事业办法”，至民国四十四年十一月九日公布“华侨回国投资条例”。近年来，侨资回国的数字日见增加，由回国侨资建立的工厂已成为自由中国蓬勃发展的工业建设中一支强有力的生力军。
据经济主管方面的统计，自民国四十年至四十五年年底止，业经政府正式核准的华侨回国投资工厂共达一百一十家，其中已经正式开工生产者为四十四家，已来台进行建厂中者二十九家，其全部核准的投资金额计美金一千四百零一万六千元，另外港币一千八百十七万五千元及英镑二万四千九百五十镑。从经营的业务分类，则包括纺织、化工、食品、机械、制造、电器、造纸、皮革、面粉、及日用品等九大类。以华侨侨居地来分，则以来自港澳的最多，计达五十六家，其次来自日本的二十家，新加坡四家，印尼三家，菲律宾二家，美国二家，泰国、缅甸及马来亚各一家。
依统计分析，华侨回国投资增加的比率以“华侨回国投资条例”公布以后的一年中为最多。四十年四月至四十四年底为止的四年半时间中，华侨回国投资案件仅五十五件，但在四十五年一年间即较过去四年的总和增加了一倍达一百一十件。在四十五年一年内核准的投资案为五十五家，在去年内开工者六家，来台办理设厂者二十三家。
所有侨资在台设厂的营业状况一般均甚良好，在规模上比较，许多侨资工厂在其同业中皆居于主要的地位，不论是产品的数量及品质在全省各民营工厂中很少可以匹敌。有的其规模之大在全台民营厂中可说是首屈一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