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新闻社开罗１８日电】苏伊士运河自从向国际交通重新开放以来，它一直成为埃及的费用巨大而无用的赘疣，据估计损失的款项已经接近五百万美元大关。这种现金损失并不包括一点点用来帮助清除运河中因战争而沉没的船只的费用在内。
自从埃及３月８日使运河向有限的国际交通重新开放以来，官方未透露经营费用的数字。埃及运河管理当局透露，在过去四十一天中使用了这条水道的一百七十七艘船只，以获得许可的十一种不同的货币付了相当于五五四，一一九美元的钱。
根据这种收入，可以推算出损失来，因为前苏伊士公司１９５５年全年的经营运河费用为五千二百万美元，或一天十四万二千美元以上。即使假定埃及自从重新开放运河以来在经营运河费用方面厉行节约，根据最可靠的估计自从３月８日以来每天损失为十二万美元左右。运河管理局负责人尤尼斯上校在运河被封锁期间曾估计埃及每天的损失相当于二十八万五千美元。
至今为止埃及人之所以在运河上一直遭到损失有两大原因。第一，自从运河重新开放以来，四十一天间通过这条一百零三英里长的水道的船只平均每天不到五艘，而在去年十月战争爆发以前，通过运河的船只平均每天在四十艘以上。第二，最近通过运河的船只都比较小，所缴纳的通行费平均只有三千美元稍微多一些。
不管使用运河的船只是一艘还是四十艘，埃及却需要用这笔钱支出薪金，包括二百二十五名引水员的薪金在内，他们的薪金平均每月最低为六百美元。此外还经常要支出其它运河管理费用。
【本刊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１６日发表了斯蒂文斯的莫斯科通讯说：共产主义世界中最有权威的两个喉舌已经老老实实地承认，共产主义国家的领袖们有时会遭遇失掉支持并在劳动群众中引起怨恨的危险。
苏联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于４月１５日转载了——因此也就是同意了——中国“人民日报”不久前的一篇社论；这篇社论无疑将要成为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解释这一方面所提出的重要贡献之一。
这一贡献来自北京，而且带有毛泽东的鲜明可辨的标记，这是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征象。这篇社论体现了毛主席最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精神，标题是“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解释矛盾
在列举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些内部矛盾所采取的各种形式之后，社论说，这些矛盾通常总是集中表现为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的矛盾。
社论坦率地说，这些矛盾是“由于他们在国家生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决定的。人民群众直接参加生产活动，主要是体力劳动，一般地难以行使管理权力（编者按：“人民日报”社论此句原文是“难以直接行使……”）。他们所处的这种地位，使他们比较容易从当时当地的局部情况去观察问题，比较容易重视目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而比较难于了解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全部情况和全部困难。”
而在另一方面，领导者是直接行使管理权力而一般地难于参加体力劳动的。他们比较能够看到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而比较“容易疏忽人民群众的具体情况和切身要求”。苏联人民感到震惊的事
这样表达出来的思想听起来是很清楚的，尽管由于转译可能有一些不明确的地方。但是对于这里的许多读者来说，这种思想不仅是一种暴露而且是令人震惊的。在过去，关于在一个共产党国家的群众和领导者之间可能存在这种态度上的分歧和矛盾这种说法，说得温和一点，原是会引起不满的。
甚至更加令人吃惊的是这样一个说法：这种分歧基因于在社会中的不同地位，并且显然是由于群众从事体力劳动和领导者从事脑力劳动这一事实所致。好久以来一直认为一旦革命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这两种劳动在社会上的这种区别就不复存在。事实上，过去是说，工人和他们的领导者的利益和看法是完全一致的。缓和了的说法
这篇社论缓和了它所提出的关于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的矛盾的说法，它说，这两种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并且是在根本利益相一致的基础上产生的，以便把这个问题放在它所说的适当地位。社论说，“这种矛盾完全不像敌我之间的矛盾那样”，并且“解释了”克服这种矛盾的办法。可以看到新的态度
虽然，中国“人民日报”在表面上只谈到了共产党中国国内的情况和问题，但是读到“真理报”译文的许多读者将注意到类似的事情。
鉴于最近在回顾的时候把对匈牙利事件的解释过份简单化的倾向，这篇文章无疑将看来特别适合时宜，对匈牙利事件的解释把一切都归咎于恶劣的帝国主义分子，而实际上却忽视了在当时具有很大作用的那些复杂的内部矛盾和过去的领导者的错误。在这里，中国“人民日报”所写的东西大部分看来几乎是特约写出的。（文内小标题是原有的）
【本刊讯】伦敦“泰晤士报”１７日以“作为诗人的毛泽东”为题发表社论。社论如下：毛泽东先生可以很有理由地说，承认他的法律的人比承认世界上任何别的统治者的法律的人要多。他在他所选择的学说方面的学者地位也博得了公认，因为他的两篇论文，“实践论”和“矛盾论”得到了莫斯科人的赞许，并且被包括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之内。在这种卓越本领之外，看到他现在恢复了中国悠久的传统——使学者、诗人和官员结为一体——是令人心神一爽的。他把他在过去三十年中写的十八首诗交给了北京出版的第一期“诗刊”发表。这些诗有趣地并且也许是令人慰借地间接说明了这位目前的领袖心目中的中国的新和旧冲突。这些诗都是用传统的押韵的体裁写的。作者在随诗发表的表示反对的信件中承认，不应该把这种体裁强加在青年诗人身上，虽然，他不希望看到旧体诗完全被排斥而代之以自由诗。在它对自然界的关怀中，其语调也是传统的语调。
在１９３５年共产党军队长征期间袭击一条通道的时候，他写道：“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在所引用的孔子的话、黄鹤、红遍的山、薄薄的云中可以看出这位当权人物的来历。他以一个青年的口吻问道：“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他写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他在后来的一首词中历数了秦汉的雄才大略的帝王、唐宋的奠基之主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说他们全是“只识弯弓射大雕”。而这些人“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在回忆他访问海滨的另一首词中，人们可
（下转第四版）
（上接第三版）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肯定信念，这首词写道：“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但是，想起来令人愉快的是，在紫禁城外面受到千百万人欢呼的这位人物竟然在１９５０国庆节晚上写下了他的“１９５０年国庆观剧”诗，而且丝毫没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气味。赫鲁晓夫先生必须小心提防他的对手。英人著书介绍我清代诗人袁枚
【本刊讯】英国不久以前出版了汉学家阿瑟·华利所著“袁枚：十八世纪的诗人”一书。１月份的一期“时与潮”周刊发表书评说：这是以一个引人入胜的时代为背景的引人入胜的人物的写真。由于作者在气质上同情这个人物，他所以能够在著述的过程中，把他这种明显的愉快感受传达出来。这本书中包括这样多的绝妙故事和大多数值得一读的诗句，具有相当不同的人生观的读者，看了也很少会不感到爽心悦目的。这是一本传记、历史和诗文选集的综合。
虽然华利写过一篇关于李白的内容比较单薄的文章，但是华利明白表示他对开元期间的唐代诗人是比较淡漠的。华利本人最欣赏的是白居易。因此，他发现在他本人和袁枚（人们常拿他和白居易相比）之间的共同性，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袁枚在白居易的纯朴直入和不拘形式以外，另加上甜味和情趣。这可能是华利的最可一读的虽然不是最重要的一本书。
“旁观者”杂志也刊载一篇书评。作者写道：袁枚是一个罕有的诗人，一个公然自称的享乐主义者，而且真能自得其乐。华利把他写成一个甚至在最得意的时候也隐含深情，在最悲哀的时候会有时迸出令人发噱的火星的诗人。袁枚处于不是黄金而是白银的时代，使我们这些生于铅和铀混合的令人生厌的时代中的人们，觉得分外令人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