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托说到：目前南斯拉夫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由于南斯拉夫坚持不愿参加任何阵营。南斯拉夫希望这种“冲突”不会超越意识形态范围。他认为，许多领导人物还不能摆脱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旧观念”。苏联在对外政策中仍然存在某些“斯大林主义”倾向的根源。阿尔巴尼亚的言论和文章是要削弱南斯拉夫的威信。苏联也有使苏南两国保持良好关系的愿望。南斯拉夫对匈牙利事件没有任何责任，也不能同意苏联“推卸责任”的做法，对于各国共产党的指责，南斯拉夫不能动摇和认错。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是在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进行合作，在这方面不会让步。南斯拉夫不会作使苏南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事情，南斯拉夫报刊上的某些言论，并不能看作是对苏联的某种不诚恳的政策的因素。改善苏南关系的转折点已经到来。并不存在“民族共产主义”这种东西，这是西方记者捏造出来的字眼。
【南斯拉夫通讯社布里俄尼１９日电】铁托总统昨天在布里俄尼群岛举行的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全体会议上讲话。
他说，在目前南斯拉夫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之间产生的冲突中，主要问题在于南斯拉夫仍然坚持它的不愿参加任何阵营的态度。铁托说，我们不愿参加，因为我们会因而丧失南斯拉夫在世界上所起的作用。这种作用使我们能够采取独立的态度来表示我们对一切问题、不论属于国内性质还是对外政治性质的问题的想法。这是最使苏联同志们恼怒的事。
铁托强调指出他不愿使这种争端变得有声有色，他说，南斯拉夫希望这种冲突不致超越意识形态的范围，因为，苏联同志最初也曾经说，在意识形态方面可以有不同的看法，而国家之间不一定要发生冲突。相反地，在那方面正常的关系应当像贝尔格莱德宣言以及后来在莫斯科通过的宣言所规定的那样发展。铁托说，然而不幸，有迹象表明所发生的事情出乎我们的愿望之外。因为，这种冲突也反映在国内方面，反映在我们的国与国的关系方面。
铁托继续说，这里时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否再信任他们呢？因为我们已经第二次陷于为难的境地。我认为，从不再信任的角度来提出问题是错误的。我认为，主观因素在这方面起主要作用。那就是
许多领导人物的态度，他们还不能使自己摆脱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旧观念。尽管他们已经对他们政策中的斯大林主义倾向多少作了一些修改，在苏联对其他一般国家的政策中仍然存在着这些倾向的根源。
铁托接着表示希望，苏联同志们将在不那么长的时期内认识到南斯拉夫没有理由改变它的政策和态度。南斯拉夫人根据经验，深信他们走的是正确的道路，要是脱离这条道路，不仅对南斯拉夫国内形势有害，而且一般地对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上的进一步发展也有害。此外，这不会有助于世界今天存在的紧张局势的缓和。
我相信——铁托强调说——他们有朝一日将得出这样的结论：南斯拉夫坚决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因而它在目前困难的国际形势下起着有用的作用，它没有以它的态度来威胁苏联。而相反地，它对苏联，对于盼望世界实现和平和良好关系的一切人都有贡献。
谈到阿尔巴尼亚国内就科索伏区问题所发表的言论和文章，铁托说，这是远比意识形态的分歧更值得忧虑的事，又说，很难相信这仅仅是阿尔巴尼亚领袖们的问题。他认为，这或多或少是仓促策划的策略的结果，为的是削弱作为一个国家的南斯拉夫和它的威信。
铁托说，这种企图败坏南斯拉夫的信誉的努力，正从各方面进行，从意识形态、理论方面，到政治和经济方面，以及一般地到我们整个内部制度方面。谁能够向我们保证，将来在伏伊伏丁那——在这里我们也有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如匈牙利族等——不会进行同样的努力来削弱我们的国内团结、污蔑我们解决南斯拉夫境内民族问题的制度和方法。自然，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让步，而必须以一种不损尊严的态度有所反应，不陷入任何争论之中，然而又摆出事实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必须说出隐藏在这一切后面的是什么，我们必须说，这是有害的。在我看来，如果说我们遇到任何值得生气的事情的话——而我们的确遇到这种事情——那么，我们必须首先对他们那种笨拙的态度感到生气，对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想毒害少数民族同我们的其余的民族之间的关系的企图感到生气。我们或许将不得不用某种更好的正式的方法来说明这一点。的确，已经表明过，无论如何，这个运动对我们国家之间的良好关系没有好处。但是，这仍然是不够的，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某种步骤。
铁托强调指出，所以不需要使整个冲突变得有声有色，还因为苏联也有一种要两国保持良好关系的愿望，赫鲁晓夫最近也谈到了这种愿望。他接着说，现在有人斥责南斯拉夫人对加在南斯拉夫身上的不正确的指责有非常激烈的反应，虽然大家知道，南斯拉夫国内关于那个问题的文章，比较起来是少的，口吻也比较温和，而且是提出了论据的，南斯拉夫人并没有陷入任何争论之中。
铁托说：他们现在想把某些重要事件归咎于我们。例如，他们一贯认为南斯拉夫应该对匈牙利事件负很大一部分责任，这种指责连一点正确的地方都没有。相反的，对拉科西集团所遵循的政策可能产生的坏的、消极的后果提出了警告的正是我们，他们自己也曾向我们承认过这种政策已经引起了很严重的局面。但是当那里发生了可悲的事件而且结果不能不影响到苏联在世界上的威信的时候，他们就想推卸责任，把它转嫁给我们。当然，我们在这一点上是绝对不能让步的，我们绝对不能同意认为我们应该负责的看法，因为不该由我们负责。我们并没有做过什么促进某些国家内的消极发展的事。
铁托指出，在像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时所产生的紧急情况下，南斯拉夫领导方面应该说明自己的态度并且把有关的情况公开告诉人民。他说：这种做法不合苏联同志们的胃口，因此他们有了尖锐的反应。他们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传遍各国，不论是共产党当政的国家或者不是共产党当政但是有共产党存在的国家。
铁托说：在这些党的某种道义指责的压力下，我们不能动摇和认错。今天我们不仅要对我们的人民负责，而且还要对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和进步公众负责。我们要作为国家也要作为党来负责，因此我们的外交政策是明确的。这种政策的基础就是同一切希望在平等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的国家进行合作。这里也牵涉到我们希望在世界上实现的、在目前的困难局面中非常重要的积极共处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让步，在将来也不会让步。
大多数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都在试图使整个讨论根据某种据说是同志式的方针展开。但是我不得不说，这种同志式的批评有时候是别有用心的。谈到我国的情况首先就谈积极的东西，谈到我们的成就时就说我们建立了工业等等，但是接着就谈到了一系列实际上是在我们报纸上找到的、并且为我们自己批判了的消极的东西，所以这种评论完全以此为根据，而结尾就说我们整个制度根本就要不得，说工人自治的办法或是我们的正在实行着的公社制度，以及任何其它的东西都是要不得的。它们现在正在把这种论断灌输给它们自己的人民，显然，这不能说是一种同志式的批评，而只不过是把１９４８年和以后几年所采用的反对南斯拉夫的斗争方法变了一个样子的斗争方法而已。据我看，这倒是一种相当非同志式的方法，而如果我们对于他们说的所有的话都保持沉默，或者我们不是不时给予答复的话，那么这也许会对我们有很不好的后果，因为这种不真实的东西有些也许会留在那些国家的人民的记忆中。
铁托说，然而，南斯拉夫人不应当作任何也许会超越讨论的范围和导致与这些国家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事情——而要以平静、镇定自若的态度为它们树立一个榜样。
铁托说，我们将根据这些立场来进行讨论，既不诽谤、也不欺骗或说谎。我国人民都必须采取这样一种冷静的态度，这种态度能比争吵带来多得多的好处，能更加有助于早得多地得到有利的结果。
铁托指出，在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米高扬来过贝尔格莱德以后，南斯拉夫很难于建立对苏联的信任。铁托接着说，当时苏联领导人们曾经预先得到通知说，要建立起１９４８年以前对苏联的信任，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铁托强调说，我们要求他们忍耐，要求他们了解到这一切是不会很顺利的，任何报纸上所刊载的今天不幸又违反我们的本意被重复说出的每句话，都不应当被认为是我们对苏联某种不诚恳的政策的因素。我们对他们说：我们要竭尽一切力量来恢复正常的关系，从而使对苏联和对其他东方国家的关系都达到尽可能友好的地步。
铁托说，不幸的是：忍耐并没有表现出来。他们的反应既没有耐性，也不适当。
在这方面，铁托提到了赫鲁晓夫最近强调必须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的演说；这篇演说使南斯拉夫产生了一线希望。认为转折点已经到来，认为苏联人已经看到他们不应该继续走使关系尖锐化的道路了。
铁托说，然而现在突然出现了苏斯洛夫。他抨击我们，说我们实行的是修正主义、是民族共产主义。铁托又说，要是我们回答这一点并且为自己辩护说，我们不是共产主义的敌人，这不是没有意义吗？啊，难道我们自己不是共产主义者吗？并不存在民族共产主义这种东西。苏斯洛夫这一套措词用语是从西方各个记者那里学来的。那些记者捏造出“民族共产主义”这个字眼，因为南斯拉夫在为它的独立而斗争、在为它的国内发展的独立的道路和独立的外交政策而斗争。苏斯洛夫错误地利用这个字眼。他知道，这个字眼是不正确的，可是他还是用它来反对南斯拉夫，以便使南斯拉夫威信扫地。
铁托问道——你们现在相信谁呢？今天一个人这么说：然后明天另外一个人的说法转了一百八十度。我认为，这是很笨拙的。我们不得不用某一种方式告诉他们这一点。也许不是通过报纸，也不是通过争论的方式。
（下转第二版）
（上接第一版）可是我们不得不用某种方式说，这个方针是不正确的。假如他们真的认为，既为了他们的利益为了我们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我们的关系应该改善和发展的话，那末他们应该反对在我们两国的关系中采用这种方法。
铁托的演说的第二部分是谈在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和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的问题。
铁托在谈到兰科维奇报告中关于南斯拉夫新闻事业的部份时，强调需要自由发展思想，需要有意见的（？）斗争，但应该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相一致，并且和（？）南斯拉夫的每一个公民过无愧于人的生活的那种正常关系相一致。他强调说，南斯拉夫政府奉行一种外交政策，而某些新闻工作者却损害这种由全体人民决定和赞同的政策，这是不能容许的。
铁托说，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在建设南斯拉夫国内的制度中可以起巨大的作用。他们也能给予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有力的支持。因此，有必要把包括在南斯拉夫所遵循的方针中的××××告诉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这种方针不但为南斯拉夫大多数人民所承认，而且也为全世界所有进步人士所承认。
铁托总统接着谈到中东问题。他指出这个地区的局势是非常严重的，并且指出，预料最近不致发生某种××，同时在最近将来也不可能获得平定。他说，过去欧洲的紧张局势是严重的。这种紧张局势的中心已经转向中东。我们预料并且预见到这一点。南斯拉夫在这方面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它可以作为争取和解和缓和紧张局势的因素。它可以利用它在世界和平人民之中赢得的巨大威信。铁托又说，当然，我们必须加强我们在世界上的这种作用，但是不是通过决定偏袒这个或那个国家，或者，这个或那个集团，而是通过独立地与一切国家建立尽可能好的关系。
铁托追述说，在过去几年中，南斯拉夫赢得了巨大的信誉，并且同印度、缅甸、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但是，南斯拉夫在这些国家中赢得的这种道义的、政治的资本，没有充分加以利用来发展同这些国家的经济关系。在这方面，他指出负责国际贸易关系的南斯拉夫代表在以后需要更多地注意政治和经济因素。铁托又说，我们在同中东和远东的这些国家建立更密切的政治关系的同时，显示了我们国家在经济方面应当采取的方向。他强调说，当然是在不忽视西方的情况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东方国家的关系必须改进并扩大及于其他国家的原因。
最后铁托总统谈到了一些农业问题。他说，我们的一切能力和精力，应当用来在发展工业和其他部门的同时，来把农业生产提到更高的水平。用他的话来，已经获得了良好的成果，这种成果显然表明能够有非常大的单位面积产量。他说，当然，在这方面仅仅唤醒觉悟和向农民证明这样比较好，是不够的，应当努力为农业创造物质条件。社会必须以大得多的物质手段来从事农业，以便使南斯拉夫能不进口粮食。已经准备好的关于农业发展的详细计划规定要在五年内做到这一步。铁托表示相信这个问题将顺利地获得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