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新路”月刊３月号刊载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农业部部长普什楚科夫斯基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们农村最近发展的道路”。现将这篇文章的摘要刊载如下：波兰统一工人党和统一农民党关于农业政策问题的指示，是根据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提出的一般原则制订的。指示中提出的关于城乡经济联系应当依靠国家以经济手段调节的市场贸易的问题，是工作中的经常要素。这点根本不同于我们过去以计划征购基本农产品为基础的实践工作。我们的工作目标是发扬农民的自治，这种自治是同改变农业领导方法和调动劳动人民群众在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积极性紧密结合的。
这一坚定不移的工作路线特别是由这样一个公式规定的，这就是：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必须通过各种形式的生产互助，同时实行农业的精耕细作，通过比较高的技术水平和农村文化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可以十分果断地说，这个指示不能说是由目前现实的暂时局势所造成的短期妥协。这个指示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农业发展道路、确定了在充分发展全部生产力和提高劳动人民群众福利的条件下，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可是这些指示并不是我党全部的、完备的纲领。
有些同志认为，关于农业政策的指示没有考虑到农村中阶级敌对矛盾，甚至在指望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这是不对的。阶级敌对矛盾在农村中是存在的，但是由于我们政策的错误，农村中的阶级斗争仿佛被忘掉了。征购制，许多富农户的垮台，部分中农户的下降，组织生产合作社时的错误，这一切都促使少地的农民和中农同富裕农民团结起来一起反对我们的错误。少地的农民和中农不能明白为什么“富农”户会垮了，是谁需要卖尽他们的财产，一个好当家人的精明能干以及对邻人的同情心往往胜过它的阶级觉悟，何况那些经济已经破产的农民，已经不再是贫农的剥削者了。我们往往带了不符合这个农村具体实际和具体关系的阶级斗争现成公式以及那种帮助贫农的形式到乡村中来。因此贫农们常常不能感觉到这种帮助。实行新农业政策是否会造成农村资本主义成份过份增长的危险？是否会引起富裕的大农户剥削少地农民的危险？目前，对富农经济复活的后果，实行可能促进农村经济分化过程的土地自由买卖政策的后果，以及实行可能加强少地农民对富裕农民的依赖的取消农业机器租赁站这种做法的后果议论纷纷。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下，这些办法的确会造成这些后果。然而在人民波兰目前的条件下，这个问题就完全不同了，其原因不仅在于有国家的调整作用，而且还在于人民波兰已经完成的稳固的经济改造。
由于实行了土地改革和很大一部分少地农户移居，农户土地面积增加了。数十万个少地农民变成了农业工人，还有一部分干脆转到城市在工业部门工作；很大一部分青年流入了城市。因此，农村后备劳动力起了急剧变化，在资本主义的波兰，这种后备是地主和资本家无止境剥削的对象。
由于人民波兰大部分少地农民（城乡劳动人民中最大的一个阶层）物质状况的根本改善，战前债务的取消，土地要求得到满足，获得国家优惠贷款的更广泛可能，因而形成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小农户开始摆脱了对富户的经济依赖关系。
农产品销售方面的关系也起了根本变化。由于实行主要农产品固定价格和消灭了投机商业，富裕农户在这方面的优势大大减少了。土地自由买卖是否可能成为促使土地集中、大户土地增加小户受到排挤的重要因素呢？指示中说，国家将制止这种趋向，它只允许不超过土地改革法令规定土地定额的农户、也就是不超过中等水平的农户购买土地。许许多多经济因素也将阻止这种趋向。人民波兰给小农户带来的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处境就是这样的一种因素，这种处境在实现新农业政策的情况下自然仍将是一项巩固的成就。阻碍土地集中和富裕农户过分扩大的趋向的，还有富户的经常因子女成长后分家过程。
土地自由买卖对于提高农民的信心有重大的意义，这对达到新农业政策的基本目的——发展农村生产力和增加农业生产也具有重大意义。土地自由买卖在国家适当调整的作用以及少地农民和中农的政治积极性的条件下，将促进增加许多到目前为止仍受限制的积极过程。
土地自由买卖的限制，大大地停顿了由于种种经济原因（例如：家庭和劳动力的增减、经营管理的好坏等等）而使土地转移的正常过程。例如我们有许多中农的家庭里只剩下高龄的父母，因为他们的子女都到城里去了。这些农户经营的农地的规模常常超过它们占有人的生产能力，但是，尽管如此，这类农户的数量没有减少。这些农地愈来愈减产、它们荒废了。它们的占有人愈来愈难完成对国家的义务，它们逐渐完全衰落。通过土地自由买卖来创造解决这些现象的条件，无疑会促使分化的某种进展。问题在于目前的情况严重不利于农业，并且不符合农民自身的利益。谈到关于取消农业机器租赁站的问题及因此而将使贫农遭受资本主义成分任意剥削的那种忧虑的时候，首先应该强调指出：机器租赁站原本是为了满足没有畜力的少地农户的需要，可是这些农户对机器租赁站的机器利用得最少。小农户广泛利用农业机器的问题确实是个很重要、很迫切的问题。然而看来，在取消了农业机器租赁站、同时也就消灭了好象农业机器租赁站给小农户巨大帮助的假象后，我们才能把问题提到现实的基础上，并且拟定出正确的奋斗方针，来建立使用机器的联合组织或合作社，给予它们以机器和必要的贷款，并保证少地农民和中农在这些合作社起应有的影响。我们的农业政策对中农应给予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波兰革命第一阶段的结果，土地改革和向西部移民垦荒的结果，是使得波兰农村“中农化”。中农掌握着大部分农田，同时也交出大部分商品农产品，中农在农村起着主要作用。毫无疑问，这样的情况将会继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问题不仅在于，在实践中把成万道道地地的中农列为富农，虽然这已经为同中农结成联盟造成了极困难的条件。问题还在于，我们整个农业政策：征购制、对经营有方的中农的敌视气氛、在向农村供应工业品方面的惊人缺点、强迫农民早早入社、农村中整个破坏法制的气氛，所有这些都使中农离开了我们，妨碍、有时甚至使他们不能进行合理经营、发展生产和精耕细作。
现在我们停止了这一切做法。我们为中农创造条件，使他们可以认真经营，以便他们的土地都得到丰收，增加牲畜头数，以便产品生产率的提高可以增加他们的收入，使生活更有保证。征购政策和农村信贷和供应政策的改善，放弃生产合作化方面的行政压力，保证农民一切自愿联合组织的独立性，这些都是有助于这一点的。这些都会影响到中农对人民政权和工人阶级的态度。这些可以加强工人阶级同中农的联盟。我在前面所讲的关于资本主义因素在农村增长的危险和剥削可能性的一些话，当然并不证明，这种危险根本不存在。危险是存在的，但是我提到这些问题是为了说明这种危险到底有多大，说明目前同危险作斗争的可能，为了在为我国新农业政策的基本问题——争取提高农业生产——而奋斗的纲领的背景上恰如其份地看到这种危险。
此外，看来问题在于，那一种过程发展较快：资本主义形式的发展过程还是各种生产互助形式的贯彻和发展过程，这些互助形式是对农村进行逐步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上前进的一步，是符合农民本身利益的。总而言之，这取决于我们所掌握的国家政策，取决于我们在农村的政治工作，我们不会回到自发发展的道路上。建立生产合作社方面的错误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在一开始就宣布了、并且一再重申自愿原则，而且那里没有自愿原则，那里的生产合作社就只是假象，那么这种普遍的、各种各样的不遵守自愿原则的形式的源泉又是什么？
我认为，犯各种错误的根源是机械地搬用苏联完成生产合作化所采用的方法。这种机械式的搬用表现在哪里呢？第一，相信在我国的条件下，也可以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完成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迅速合作化的估计是不符合于农民现实的觉悟水平的，是许多不好的现象的根源，我认为，我们在限制富农政策方面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允许大量土地多的大农业经营单位遭到破坏。而这样做既无需要，也无必要。把遭到破坏和荒废了的、土地多的农业经营单位转交给国营农场和生产合作社，这就使这些经营单位的经济状况恶化了，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使原来的经营瓦解了。
第二个大错是迅速向高级形式合作社过渡。这样，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为改造农村准备条件斗争阵线，不符合农民的觉悟水平和他们对如此快的转变的准备，在单干农民和生产合作社社员之间引起严重的分歧。
此外，还可以指出我们自己造成的错误。１９５０年采取的调整西部各省农业发展的做法就是这一类性质的错误。由于进行了这种调整，有些土地荒芜了，而这些土地不得不由国营农场来处理。
关于新农业政策的指示，清除了农业发展道路上的旧错误和不正常现象，并且同时指出“农业生产合作化必须通过同时进行农业精耕细作，采用高等技术和提高农民文化和乡村生活水平的各种生产联合形式”。这是一条在整个农村普遍实行的逐步改造的道路，这不是一条按照上面强行规定的形式所拟定的道路，它是一条根据具体条件和农民本身的具体需要组织各种形式集体生产联合的道路。我认为，发展技术和创造在广大范围内使用技术的条件，是过渡到集体生产和共同解决农村生产任务的要素之一。摆脱农业中的繁重劳动的愿望，也是促进农民进行生产联合的重要因素。
是否可以在广义上把建立集体经营形式的阵线认为是在全国各地均衡发展的运动呢？当然不能。
文章指出，我们应当努力工作，整顿农业，消除许许多多的错误。在转向整顿农业的时候，我们也应当懂得，我们已经有一些巨大的成就。在叙述了波兰十二年来农业成就以后，文章强调指出，在消除错误的时候，我们并不要一切从头开始，我们只要扫清发展农业的道路，排除一切妨碍这种发展的东西，以便能更好地、更合理地利用人民政权带给农村的一切东西，利用共产党员不顾前波兰农民党分子和许多政治煽动者的阻挠而为农村做出的工作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