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贝尔格莱德１１日电】南斯拉夫官员今天预料，随着阿尔巴尼亚的一个最高级共产党和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苏南
关系会进一步尖锐化。阿尔巴尼亚在克里姆林宫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新的思想争端中起带头的作用。
南斯拉夫权威人士早就为上个月匈牙利总理卡达尔访问莫斯科时对南斯拉夫政策的尖锐的批评所激怒。他们说，他们充分预料，阿尔巴尼亚人的访问，会变成重新批评南斯拉夫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场合。
阿尔巴尼亚在报纸和公开抨击南斯拉夫的运动中特别积极。自从匈牙利起义以来，这个运动在东欧没有中断过。在谢胡和霍查前往莫斯科之前不久，最近的阿尔巴尼亚抨击把南斯拉夫和“帝国主义者”联系在
一起，并且指责贝尔格莱德政府是“修正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和“沙文主义”。
南斯拉夫官员们说，阿尔巴尼亚对莫斯科的访问是否会被允许变成“反南大会”这一点，将是他们同苏联之间的未来关系的试金石。
南斯拉夫官员们坚决相信阿尔巴尼亚对南斯拉夫政策的攻击，是在克里姆林宫直接指示下进行的。贝尔格莱德的某些官员说，他们担心阿尔巴尼亚可能加紧它的这种运动，甚至可能在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边境发动挑衅事件。
同这种忧惧同时，有些南斯拉夫人士还担心克里姆林宫可能对纳吉进行“公审”。纳吉曾经在南斯拉夫大使馆内避难过一个时期。这些人士认为，对被苏联领袖们称之为“叛徒”的纳吉的审判必然带有反南斯拉夫的性质。阿报对南又有批评
【阿尔巴尼亚通讯社地拉那１０日电】阿尔巴尼亚报纸“人民之声报”今天刊载了一篇谈论南斯拉夫报纸毁谤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文章。这家报纸提到在接近三月底的时候在南斯拉夫报纸“战斗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提出所谓“毁坏”，塞尔维亚的和门的内哥罗的军人的“坟墓”的问题。
“人民之声报”写道，为了鼓动南斯拉夫人民反对我们的情绪，“战斗报”这次利用了死人。除了粗野的话和据说是由从来没有到过阿尔巴尼亚的南斯拉夫记者发现的“事实”以外，这篇文章还附有四张不说明任何问题的照片：这些照片是在任何有一些树或灌木的地方都可以拍摄的。不幸
，这些文件一点也没有起着他们所想要起的作用。用来说明所谓“坟墓被毁坏”问题的全部材料完全是捏造的，“战斗报”提出这个问题的唯一目的，正如其他许多情形一样，是要诋毁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和毒害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
这一点说明，这家报纸再没有地方可以依靠，而且不能回答阿尔巴尼亚报纸谴责南斯拉夫领导的修正主义态度和谴责他们干涉我国内政时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论点，因而它就无中生有地捏造问题。
【南斯拉夫通讯社贝尔格莱德１０日电】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卡德尔说，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发展在过渡时期不能同时造成一种完善的、十全十美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他又说，但是，主要的是，法律制度正在以一种既不能容许停顿也不能容许发生物质和政治困难的速度在变化。
卡德尔是在联邦执行委员会司法委员会的会议上这样说的。这次会议上有人问到法律方面某些重大的任务以及在南斯拉夫进一步建立政治制度的问题。他的演说是在一家社会和法律科学杂志“文件汇集”的最近一期上发表的。
卡德尔强调指出：南斯拉夫经济基础本身变化得很快，在这种变化很大的情况下工作不可能不犯错误，他又着重说明：主要的事情是不要死板地固守某一个时候所创造或继承的制度，而是在需要的时候改变它们。
卡德尔说，南斯拉夫社会制度的基本问题之一，是应该同生产关系取得一致的关于国民收入和剩余产品的分配制度。在一个刚刚开始发展和仍然存在旧的社会关系的因素和残余的年轻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这个问题是自然的、可以理解的和经常会发生的。但是，如果在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发展的同时迟迟不解决这个问题，无论从物质或政治的观点来看，都会造成很大的害处。
卡德尔继续说道，在过去几年中，通过时工人委员会和公社的愈来愈大的肯定，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已有非常显著的高涨，而在行政因素仍然起重要作用的分配制度的改变方面，则做得要少得多。卡德尔强调，在这方面现在应当更向前一步，使经济的计划工作获得基本的一致，从而使经济发展获得稳定，并且更一贯地实施社会主义的对工人按劳计酬的原则。
卡德尔在强调了这种过程不能一夜之间就实现以后说，应当确定一个明确的运动方向，计划经济和法律制度应当建立得能使这个运动尽可能自由地展开。他认为，分配制度的执行者不必是国家——就是它的行政机构——，而应是管理生产的社会机构，这些机构是在一个统一计划的范围内作为这个社会的指导机构而起作用的。这个社会计划在满足共同的社会利益的同时，应当根据一项固定的经济政策全面分配社会基金。有了这种管理经济的制度，南斯拉夫劳动人民将在全国平等条件下，由于在使企业有尽可能好的管理方面有所贡献，由于参加工人委员会、公社和较高级的社会机构，他们在分配工作中起坚决的作用。
卡德尔说，如果正确解决分配制度问题的话，那就会更好地确定工人委员会和公社的法律地位。在这方面，特别的问题是企业和公社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用卡德尔的话来讲，它们之间的联系不应该意味着企业屈居公社之下。公社不是企业的一个集团，而是人的一个集合体和表现他们根互间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组织。它的收入应该依靠公民的个人收入，在这个范围内它应该影响剩余劳动的分配，而不是影响企业的经济政策。提高劳动生产力、增加个人收入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和对一切人都平等的条件下增加公社收入，这应该是南斯拉夫社会制度发展的方向。按照这些方针，对个体生产者和公社都能够一贯地实行“按劳取酬”的原则。同时，它还会保证企业不仅仅对于行政机构而且对于公社的行政管理方面保持不可缺少的独立性。
卡德尔指出这种社会统计和监督的重要意义，他说这个问题要求建立一个单一的自治组织，一个“社会记帐员和出纳合为一体”的组织，它并不侵犯任何人的权利，但是一经发现不合法的行动，它可以过问每一个经济组织的事务和提出公诉。在行政机关被直接要求干预的案件中，这个组织应该是行政机关弄清情况的工具。
卡德尔还说到需要建立一个监督地方自治政府，它的附属机关和组织以及行政和其他国家机关的工作的合法性的监督机构。他认为，这应该是一定司法机关的职权，它可以取消一切不合法的决定。
卡德尔最后说，如果它们能使这两个工具——社会统计和监督——巩固地建立起来以及时行动的合法性实行监督，我们也可以在工人委员会和公社中采取更大胆的步骤来发展自治。
【法新社巴黎１１日电】共产主义世界最高级显著人士相继前往北京，继西罗基之后是西伦凯维兹，不久即将轮到苏联元首伏罗希洛夫。这些会见证实了中国对于欧洲事务——特别是在周恩来访问东欧的时候——所表现的兴趣以及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所起的调解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预定访问华沙和周恩来预定访问贝尔格莱德，将对中国所起新作用提供更加明显的证明。这就提出了人民民主国家之间关系的整个问题。于是，国际舆论再次注意的是中国将朝哪个方向施行影响？
这是一个事实：毛主席决定选择哥穆尔卡的波兰来进行自从１９４９—５０年访问莫斯科以来的第一次出国访问，正是他在国内表明态度支持政权扩大自由主义化的时际。不过，要是因此，就认为中国打算领导一个反对莫斯科的自由主义运动，那就错了。
要相信这一点，只需读一读中捷和中波会谈公报就够了，因为公报相反地着重指出必须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谴责了任何形式的修正主义，从而谴责了任何形式的民族共产主义。
极为可能，伏罗希洛夫在北京访问的时候，将邀请毛泽东去莫斯科，因此，华沙将只是以苏联为主要目标的一次旅行中的一个阶段。那么，显然——如果中国过去的态度还不足以说明这一点——北京绝不想脱离莫斯科，因为莫斯科在外交上和物质上的支持是中国所不可缺少的。不过，中国所发挥的符合它的民族传统的积极调解作用可能变成一种仲裁作用。渐渐地，不露骨地，中国在变成一个世界强国，苏联虽然还掌握着共产主义集团思想领导权，但是中国在现在就已经在外交方面同苏联处于平等地位。
正当中中在苏维埃集团内部的作用日益扩大的时候，它同西方的关系问题也在演变中。美国尽管始终坚决拒绝予以外交承认并且阻止它进入联合国，但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已经承认：灵活处理目前限制着对华贸易的规则的时候已经来到，中国将因而摆脱自从朝鲜战争以来它所受到的事实上的封锁。
【合众社华盛顿１１日电】消息灵通人士今天在这里说，共产党中国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将于９月访问莫斯科和华沙。
这些人士说，毛泽东已经接受了西伦凯维兹总理星期二在北平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向他提出的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