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纽约９日电】在印度尼西亚逗留两年研究这个国家的领导问题的麦斯伯格说，印度尼西亚统治的中坚人物未能符合这个国家新的民主的需要。
麦斯伯格是纽约克尼克伯克基金的副研究员。他说，“印度尼西亚社会的中坚人物集团就是谈吐清楚、城市的、主要受荷兰教育的土著上层阶级，它的最大和最有势力的部分集中在首都雅加达。这些中坚分子组织政党和实行分裂，赞成或反对外交政策或国内政策，组织政府和使内阁垮台，而且一般地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这个拥有大概不超过二百人的最小核心的小集团，具有的策略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它的数目上或经济实力上的比例。”
麦斯伯格的报告说，农村的态度仍然顺从独裁的统治，和古时的情况没有太大的区别，那时地方贵族政治掌握着政府的职权。
他说，在革命的严重年月中，这一上层人物中最有力的人物就是当时的大学生和中学生。他问道：“没有年轻的领导人这一代的有效领导，革命是不会成功的，这一代的情况如何呢？”然后他回答说：“今天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在政府里、军队中、私人企业和不同的政治党派中都已身居要职，除了少数而外，今天他们已经成为统治阶层的人物中最走运的人了。他们大多数未能坚持住他们的生动的革命成绩，而且看来也不能对他们的国家提供它所需要的积极的建设性的领导。
今天的上层人物遭到了内部倾轧和个人争雄的折磨。这个集团遭受了不稳定的痛苦，对本身缺乏信心而且时常对它的方法和目标产生令人苦恼的不肯定态度。”
麦斯伯格指责说，这个上层分子集团“尽管比其他东南亚国家大多数有势力的优秀分子拥有更高的智力和潜能”，但是迄今未能满足独立政府的需要。不但未能把他们的品质带到政府中为国家的利益服务，“在有势力的上层人物中，有很多人把政府看成是促进他们党的利益或者他们自己的当前私利的工具。”
他说：“结果，今天政府和有势力的上层人物是在权力真空中挣扎着，缺少一种新的权威和内部纪律，可是还不愿意放弃任何政治特权来促成新的权威。”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编者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是由美国“基督教科学协会”经办的晚报，支持美统治集团政策，势力很大，对国外新教徒有较大的影响。它对国际形势常有一些独到的分析。）４月５日在“北京和莫斯科较量手段”的标题下，刊载了一篇波士顿电讯，报道了美国密执安大学教授艾伦·惠廷在亚洲问题研究协会年会小组讨论会上关于我国对中立国家政策的演说。
艾伦·惠廷说，北京争取亚洲各中立国家的时间比莫斯科要早得多，作法也比莫斯科巧妙得多。北京对于国内宗教界采取的政策使得这些亚洲国家对共产党中国的印象比对苏联的印象好得多，这是北京的政策同莫斯科的政策的两个重要不同之点。
惠廷说，这些不同的确表明北京可以而且的确是在摆脱它的共产主义的老大哥而独立行动。例如，在中立主义问题上，北京在八年以前开始攻击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其他“未承担义务的”国家是“帝国主义阵营的走狗”。但是在１９５０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北京便不再进行这种攻击了。
然而苏联却在奉行着斯大林—日丹诺夫的方针：世界上只有两个阵营，即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或自由世界。这种说法认为，在这两者之间不可能有中间立场。北京在朝鲜战争期间所得到的经验使它渐渐趋向放弃两个阵营的说法，而重视像印度这样的中立国的用处。
惠廷博士说，北京在１９５４年１０月正式放弃了斯大林主义的两个阵营的说法。北京的新分析把世界分成四个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取得了民族独立的国家阵营，和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阵营。直到１９５６年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之后，莫斯科才正式接受这一看法。此外，虽然苏联领袖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在１９５５年１２月的印度访问成为世界报纸的要闻，但是这次访问还不能与同年春天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亚非会议上取得的成功相比。
【路透社北京７日电】（记者：漆德卫）现在，共产党中国喝啤酒的人越来越多；啤酒只是在本世纪初才由英国人和德国人传到中国。自从１９５２年以来，每年的啤酒消费量已经增加了一倍以上，而且生产计划规定今年还要大大增产。由于１９５６年年底全国各地增加工资，人民有了较多的钱来花在奢侈品上；至少在北京曾经有一个时期感到啤酒不足。
啤酒这种新近流行的情况标志着中国人的饮酒习惯改变的开始。城市工人都逐渐放弃了他们饮烈酒的习惯而喜好饮温和的酒和啤酒了。这种改变在目前还很微小，主要只限于新的都市里的居民；对于农民来说，虽然有些农业合作社已经开始购买啤酒，但是大多数农民仍然喜好自酿的谷酒和米酒。政府鼓励这种改变。他们认为这是节约谷类、充分利用产量充足的水果和葡萄的一个方法；并且认为这种酒对饮酒者来说比烈性较大的、传统的酒类要好些。但是年老的人和农民们仍旧保持着饮用他们那种烈性的白酒的习惯。
这里的大多数外国人都比较喜欢喝黄米酒，这种酒是热过的，通常盛在小碗里面。在招待会上，宴会上和正式的晚餐会上，人们总是不停地“干杯”。在喝比较好的米酒的时候，真正会喝酒的行家是对这种习惯感到遗憾的。他们说，华东浙江省绍兴出产的酒、特别是著名的香雪酒是应当仔细品味的，不应当一口就喝干。
绍兴县的农民仍然制造着享有中国最好的酒的盛名的女儿红。在女儿降生的时候，农民们酿制几缸这样的酒，把它们埋在地下，等到她出嫁的日子才拿出来。共产党政府的政策是要改良啤酒和葡萄酒，同时继续生产这些传统的酒类。香槟酒虽然比苏联的大多数香槟酒要好。然而质量仍然很差。但是现在正在酿制一种味道还不坏的甜味的苦艾酒，市场上正在出售着一些相当可以的中国利久酒。为了改良质量，现在正在成立一个品评酒的组织，可能还会派受过训的人员到国外去学习。在中国，火酒和啤酒征收的捐税都相当重，但是对于农民经营的私人酿酒设备则不征税。
喝这些外国式的酒的主要是外国人，或者是在举行招待会和宴会的时候。这些外国式的酒，有些输出到东南亚去；中国官员们说，其他共产党国家对中国出产的酒很感兴趣。但是，虽然中国人都很欣赏他们自己的酒，然而他们一般都喝不多。他们最喜欢的饮料仍然是绿茶，从早到晚一直不停地喝着，而且在招待客人或举行会议的时候也总备有绿茶。合众社谈我提倡节育
【合众社香港８日电】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加紧他们的提倡节育的运动，设法解决人口增长太快的问题。事实是这样的，共产党中国的人口是在迅速地增长，据估计每年增加一千五百万人。由于中国今天有六亿人口，因此，它在二十五年或是三十年之内就将面临到必须供养十亿人的食住的前途。
中国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女士承认说，许多农民不是不赞成节育就是不了解节育。在城市妇女中间几乎也同样程度地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李德全女士在最近的演说中例举了上海一家纺织工厂的例子，这个工厂有七千个男女工人。她说，在过去七年之中，这个工厂的女工生了七千个小孩。她警告说，除非实行有计划的生育，否则共产党中国就不能“使自己摆脱贫困和走向繁荣和富强。”
这和苏联所需要的是恰恰相反的。苏联鼓励它的人民增加人口。
中国共产党人认为，由于经济方面的显而易见的事实，必须节育。这个国家的粮食生产可能是增加的，但是，它增长的速度还不足以应付迅速增长的人口出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