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３月１４日的英国保守党的“苏格兰人报”发表题为“谈谈支持蒋介石问题”的社论说：杜勒斯先生并不在比较出色的政治上的现实主义者之列。他喜欢保持幻想。幻想之一就是：美国继续承认蒋介石是中国的统治者，反对接纳共产党中国加入联合国，这样做对全世界是有好处的。
艾奇逊先生（前美国国务卿）在１９４９年写道：中国国民党政府“丧失了它自己的军队和它自己的人民的信任”。这仍然不失为对局势的现实的估计。正是因为英国接受了这个事实，它才承认共产党政府是中国政府。美国认为更重要的是不承认共产党政权，闭上眼睛不看事实。因此蒋介石就相信：美国的援助将终于帮助他进攻大陆，虽然美国人的确无意这样做。这是一件十分有害的事情，是美国必须单独干的事情。蒋介石在过去几天曾经表示，国民党军队随时能够开辟一个“第二战场”。美国对他的希望泼了一盆冷水，说国民党军队的加强是为了防御而不是为了进攻。但是杜勒斯先生仍然继续提醒人民说，美国支持蒋介石。
战前，不承认政策曾经施之于日本强占满洲。因为那只是不承认日本扩张领土，并没有阻止同日本的国际关系的发展。但是由于美国不承认现在中国真正的统治者，就阻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而没有有效地遏止中国共产党，只是使他们没有拿到台湾。把他们当作一个政治事实而同他们打交道这个重要问题被忽视了。
【中央社华盛顿１５日专电】董显光大使今日称，目前美国人士对美国未来可能改变对朱毛匪帮政策的讨论，并不是一个姑息冒险的前奏。董大使在美国西南部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国际关系协会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告诉他的听众的。
董大使说，一部分美国民意不满目前美国对匪帮的政策，并考虑放弃解放中国大陆的希望的可能性。他说，“现在如果美国人民在他们的有理智判断中，决定终于承认匪帮将是对美国有利的，就由他们去决定好了。本人无意为美国人民指出这个问题的是非。”
董大使说到美国人士目前对美国对匪帮政策未来可能发生转变的讨论时警告说，自由世界对匪帮姑息政策的危险，将不限于中国一国。“这个危险将导致亚洲全境的不幸，美国可能改变其对匪帮政策的那个暗示，对亚洲的全部中立国家将有直接连锁反应。只要美国及其盟国拒绝承认匪帮占据中国大陆的法律或实际地位，这些中立国家将仍置身于匪俄势力范围之外。匪帮现已运用渗透手段与贸易攻势软化这些国家。如果亚洲人民一般确信西方将放弃其在远东的自由奋斗，则这些骑墙国家为了自保，大部分将与匪帮修好。”
董大使说，“在姑息进程中，有一点也不容忽视，那就是这些言论对中华民国士气的可能影响。我们保持了我们的士气与对未来的信心，因为我们知道美国人民在这个斗争中将与我们在一起，如果这个信念不复存在，则中华民国的英勇人民势将面临一个捉摸不定的前途”。
【中央社华盛顿１５日电】总统特别助理克斯顿包姆由于他在两次对报界的谈话中说到共产党中国“在适当条件下”应当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而受到共和党三位高级参议员的严历批评。
这三位参议员就是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诺兰、拨款委员会委员布里奇斯和外交委员会委员史密斯。
克斯顿包姆第一次公开他对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的“个人”意见是３月７日。在３月１３日，克斯顿包姆在另一次谈话中又重复了内容完全一样的意见。这三位参议员在参议院发言的时候都谴责克斯顿包姆的意见是“对美国利益有害的”。
布里奇斯说，十分明显，现在一定有一个院外援助红色中国集团在美国和世界各地进行活动。他提醒克斯顿包姆：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曾经多次作出决定反对承认红色中国，也反对联合国接纳红色中国，“如果克斯顿包姆不知道，他最好去看一看国会的记录。”
布里奇斯说，他认为政府官员，特别是担任总统助理这样职位的官员，不应该不经授权就在国际外交上属于非常敏感范围的问题上发表政策的意见。
布里奇斯还说，他相信克斯顿包姆作为总统助理的“有用之处已经接近消失”，因为他发表了同政府政策矛盾的意见。
参议员诺兰赞成布里奇斯的看法，他说，克斯顿包姆的谈话所引起的灾害是，使远东的“民气遭受到不利的影响”，他说：“如果像克斯顿包姆这样的人竟会发表容易破坏民气的谈话，我们实际上就是在设法帮助破坏美国在世界这一地区所执行的外交政策。”
史密斯说：处在克斯顿包姆那样地位的人自作主张发表违反政府和国家外交政策的言论，这种做法很危险。
【路透社北京１３日电】（记者：漆德卫）共产党世界最近的事件看来并没有很明显地影响中国共产党，或者损害它的领导的团结。这里大多数外国观察家认为，中国有着真正的集体领导，共产党领导人在重大问题上意见一致是非常明显的。
从各方面看来，今天中国的领导者就像他们在“山沟里”进行斗争的时候一样团结一致。从他们的政策所表明的各种迹象看来，从他们一起在公开的场合表现的态度看来，这里的观察家认为他们是友好的同事。
在他们在不那么正式的公开场合出现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一种同志友谊，观察家认为，这种同志友谊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是硬装出来的。例如有一次，在举
行正式仪式以后，我碰巧看见毛泽东和其他政府高级人员，他们并没有卫兵或翻译在一起，在紫禁城的一个恬静的庭院里谈笑自若。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很明显的。
然而在政策和政府方面的集体领导并没有削弱毛泽东在中国占据的地位。和蔼的周恩来是国际人物。刘少奇负责大部分的行政计划和理论工作（同他个人接触时所看到的风度说明，说他是冷冰冰的、缺乏幽默感的传说是没有根据的），但是毛泽东地位高于他的同事而成为无可争辩的领袖，这在实际上和名义上都是这样。
虽然他把政府中的许多日常工作交给其他人去做，他在党内所担任的二十年的领导，使他仍然是一切重要的政策问题的最后决策人。就像在号召迅速实现农业集体化那件事上一样，他常常是政策的创始人。
在办公室，讲台上和家庭中，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的肖像和雕像，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俄国人不一样，当他们在１９４９年执政的时候，他们明确地禁止以领袖的名字命名街道、城市、工厂或农庄。
在公开场合出现的时候，他一点没有哗众取宠的政客的气味。他有着一
种赫赫的、不露感情的尊严，而且显然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他的面孔安详，有着一种几乎是慈祥的表情。
当他在群众面前出现的时候，他受到热烈的欢迎，特别是受到青年和儿童的欢迎，他把他们当作同他地位平等的人一样认真注意地交谈。如果他在群众中间走动，成百的人就会走出队伍设法同他握手，高兴得跳来跳去。
毛泽东有六十三岁了，他显得非常健康。在过了六十岁以后，他开始学习英文，而且据说还学会了游泳。去年同他交谈过的印度代表团团员说，他对他们说，他最近曾经在长江里游泳。
【中央社纽约１６日电】“纽约邮报”登载了威廉·沃西写的有关他的大陆访问的另一篇文章（编者注：沃西是一个美国的黑人记者，是去年年底访问过我国的三个美国记者之一。），文章的要点如下：
在领导放松了的北平存在着一种比较新颖和无忧无虑的气氛。如果说，北平领袖们由于有一种新建立的信心而已经放松了的话，那么，人民在当限制已经悄悄地放宽的一年里也已经放松了。
在１９５６年，拒绝政府“建议”担负的职务是没有什么危险了，虽然仍然是失策的。同时，大陆上的知识分子经过１９５４年的反对“反革命分子”的残酷的反胡风运动的长期的恐怖之后，开始呼吸得比较轻松了。
因此，行乞的男女儿童又重新干这个行业了。谣传在上海上岸的外国水手又能遇到从冬眠中出来的妓女了。在娱乐的水平上，最近也不那么严格地反赌博了。
不管一年来国内事实上的不断自由化还表现些什么，这个受到很谨慎的控制的过程似乎反映了一定程度的官方的坦然，政治的——如果说不是经济的——力量，以及政府想满足人性的最低要求的倾向。在中国的印度人说，北平越来越有力量了。大陆上少数坚决反共的外国人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
去年１２月一万四千字的政策声明（编者注：指“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极其显著地表明了一个成长中的大国的自信，甚至北平的观察家认为这个文件预示着同莫斯科最后争夺共产主义阵营的思想领导权。
然而在六周以后，沃西在大陆上看到了这样一个国家的政府和党不信任它的受到很好控制的人民。如果不是不信任的话，那末为什么来访记者或长驻记者不能同不当官的大陆人士建立接触，更不用谈和好呢？很遗憾，沃西发现他从来没有机会访问他指定要求访问的某些普通家庭。
北平在报纸上发表的自我批评的官方声明至少提供了一部分答复，这篇声明说正在减少猪肉的出口量，举出了上海失业者的不安定的情况并且反对农民迁移到上海和其他过于拥挤的城市去。
虽然沃西一直不像他在俄国和匈牙利所感到的那样，没有感到北平已经把硬性的教条灌输到大陆的血脉中去，然而沃西的大陆之行证实了他的一种想法：“共产主义是天生有一种死板的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