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柏林１３日电】东德总理格罗提渥在全东德广播电台网广播的公告中说，所有的东德钞票今天作废，将以一比一的比率兑换新钞票。格罗提渥说，发行新币的政府法令是部长会议在晚间决定的。
所有的东德人得在今天当地时间十二时到二十二时拿旧钞票去兑换新钞票。
他说，为了保护东德人民和他们的经济不受“西德和西柏林的垄断资本家和军国主义分子’”的破坏，有必要采取这个措施。格罗提渥要求人民只去兑换他们自己所有的钞票，不要兑换别人所有的钞票。
他说，“我们早就知道西德的垄断资本家和军国主义者拥有一定数量的（东德）发行货币的银行的马克，并且用这些马克进行投机。他们用这笔钱来试图破坏我们的经济和供给他们的特务组织的经费。政府法令的目的是使在西德人和西柏林人手中的钞票没有用处。兑换工作必须迅速进行，这样，拥有钞票的西德人就没办法把它兑换成新钞票。”
【合众社柏林１３日电】东德共产党今天实际上封锁了他们的边界，因为他们突然实行货币兑换，要使西部人手里的东德马克变得一钱不值。
得到加强的陆军警察守卫队禁止西德人从西柏林进入东柏林。从西德通过东德到达柏林的区际公路已经对驾驶汽车的西德人封锁了。但是西方盟国的车辆不受这种限制的影响。
该城的高架铁路和地下铁道还是有车辆通行，但乘车到该城苏区去的西柏林人奉命乘下一次火车回西部。也禁止东德人进入西部地区。唯一不受这项旅行禁令限制的是在东区工作的西德人。在从西柏林到东德去的斯塔肯十字路口的东德卫兵说，当货币兑换在下午十时完成后，就将取消这项限制。
在东西德贸易中，东德马克的价值和西德马克相同，值美金二十四分。东德政府自称东德马克值美金四十八分。在西柏林自由市场上，它大约值五分。
【新华社广州１１日电】印度尼西亚前副总统哈达今天在广州中山大学发表了题为“印度尼西亚的社会主义”的演说。
哈达博士首次叙述了印度尼西亚的知识青年在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斗争中，最初希望实现法国大革命的理想，即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后来他们认识到法国大革命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因此，印度尼西亚的知识青年就希望从马克思的学说中去寻求使印度尼西亚获得独立和自由的准则。
哈达接着阐述了他个人对马克思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的学说的理解，哈达说：“由于马克思本人没有明确地描画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当时的印度尼西亚青年认为，未来的印度尼西亚的社会主义必需根据当时印度尼西亚社会的情况以及存在的因素而建立起来”。
哈达说：“在印度尼西亚，还找到一种和马克思所说的不相同的阶级斗争形式。根据马克思学说，工人必需不分民族区别团结起来对付资本家，然而印度尼西亚工人在反对资本家的斗争中所“提出的革命要求”却常常没有得到白皮肤的工人的帮助。印度尼西亚工人提出的要求越革命，荷兰的工人越离开了他们，特别在要求印度尼西亚马上独立的问题上，大部分的荷兰工人更多的是接近资本家，而不是接近他们在印度尼西亚同阶级的人。因此印度尼西亚的实际情况说明，由于觉醒而开始发展的阶级斗争，已经受各民族情况不同的影响。所以，印度尼西亚知识分子所理会的马克思学说，使他们开始有为了印度尼西亚民族理想所影响的社会主义观点，印度尼西亚的种族矛盾，就是印度尼西亚人和荷兰人的矛盾，看样子这比阶级矛盾更大。在印度尼西亚所面临的实际矛盾就是荷兰人同印度尼西亚人的矛盾。”
哈达说：“因此，社会主义在印度尼西亚是有了自己形式的，并且具有民族性。自从俄国的十月革命以后，在印度尼西亚就出现了共产主义运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没有摆脱民族主义的情绪，他们的态度和行动比起国际社会主义派来说，更相似于极端的和革命的民族主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荷兰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经常紧张和发生矛盾，这是由于要求印（尼）共和莫斯科的联系仍旧要通过荷兰共产党，并由荷兰共产党处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认为自己已经成长了，它希望能够直接同莫斯科联系。荷兰这种桥梁式的领导，就被认为在共产主义的潮流中继续着殖民主义的关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要求摆脱荷兰共产党的桥梁式的领导中是取得了胜利的，而印（尼）共的领导人斯马温，后来以印（尼）共代表的身份在共产国际取得了地位。
“由于１９２６年在印（尼）共的鼓动下而发生了暴动，印尼共产党就被荷属东印度政府摧残了。它的活动被禁止，而且它的许多的领导人和鼓动者被流放在西伊里安的里哥上部。后来，他们陆续被允许回到印度尼西亚，只要他们同意“不再参加政治活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在那里还有好几百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鼓动者，１９４８年，印尼独立以后，印度尼西亚在共产党重新以单独的政党出现。现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印度尼西亚唯一的信奉马克思主义基础，并忠实于莫斯科的领导的政党。
“从上面所说的，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派不是印度尼西亚唯一的社会主义运动。还有一个集团，他们自称自己的政党是根据马克思学说，这就是印度尼西亚社会党。从内容到形式，这个政党更像社会主义运动。”
哈达接着说：“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在印度尼西亚还有两个产生社会主义的来源，这就是伊斯兰教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固有的集体主义形式。伊斯兰的意思就是和平，而且也意味着服从慈爱的和公道的真主。由于承认伊斯兰教徒的上帝就是仁慈公道的真主，所以伊斯兰教徒有责任在这个世界上实现一个相亲和睦，互相帮助和公道的社会，使全人类感到生活幸福，和感到生命的安宁。他们在社会中及其四周的自然环境享受了和平的生活，由于伊斯兰的意思也是和平，因此伊斯兰教徒有责任在他们狭窄的范围以外，超过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去建立和平。它必需朝向各民族相亲和睦的方向前进。
“伊斯兰教就是这样地广播了平等、友好、人道、公道，以及互助合作，这也是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上述一切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而社会主义的生产是在社会领导下并只在相互合作的基础上为多数的利益而进行的。因此，伊斯兰教本身也要求实现社会主义。如果马克思在他的学说中阐明：矛盾的社会发展的结果自然地产生社会主义社会，那么自认为真主服务的伊斯兰教社会主义的领导者认为，在社会中实现社会主义是他们的责任，是万能的真主交下来，并且不可推卸的责任。”
哈达说：“印度尼西亚社会主义的第二个来源，就是从真正印度尼西亚农村社会中的集体形式而来的。在纯粹的印度尼西亚农村社会中，土地并不是私人所有，而是农村所尽有，私人只有使用权。私人可以使用足以维持他的家属生活的空地，但是他不能出卖这块土地。一般说来，他可以长久地使用那块土地，一直傅给他的子子孙孙，好像那块土地已经是归他所有。其实，那块土地并不是他所有。因为如果他不再使用那块土地，土地将归还给农村，而农村可以把土地另交给愿意使用的人。这个时候，才看得出实际的情况，土地是社会所公有，而不是私人所有。这个情况表面是看不出的。作为农业社会，主要生产资料是土地，并且是建立在公共所有的土地的基础上，个人在行使他的经济力量时，始终感到是受到同农村大多数人的约束。
“这种集体精神也体现在不是个人能力所能做到的繁重工作中，例如耕田、收割、建筑房屋、送葬、建设水利灌溉以及其它许多工作。上述工作都是以互助合作的方式来进行的，不但一些公共利益设施如筑路和水利都是大家集体来做，一些属于个人的如建筑房屋和送葬等等，也是根据相互帮助的精神集体来做。今天大家帮助甲耕田，明天又帮助乙建筑房屋，这样一直循环下去。在纯粹的印度尼西亚社会中，所谓公共法律和私人法律并不明确的分开，像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中所存在的那样。
“由此，在纯粹的印度尼西亚社会种下了以相互帮助精神的社会合作的基础。资本主义强加于印度尼西亚的殖民主义，破坏了纯粹的印度尼西亚社会的支柱，但是，上述的集体主义的实质一直到现在还存在于印度尼西亚的农村。这种培养团结和忠诚的社会合作，是建设作为社会经济核心的合作经济的一个良好的起点。
“在原来的印度尼西亚农村里还存在着一种重要的因素，集体的民主。一切有关整个农村的共同生活和需要的问题，都要在农村会议里讨论，同时要获得一致同意的决议。协商和一致同意以及相互合作是印度尼西亚原来的民主的精华。印度尼西亚原来的民主不像西方政治民主的那么不完整。印度尼西亚原来的民主包含着实现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理想，简而言之，是社会民主。这一切都对用印度尼西亚集体主义形式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马克思的学说是被作为对社会自封建主义通过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的学术性的阐述而被接受的。在马克思著述中的心理学论据被当作为一种武器来加强政治观点和群众教育。但是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形式是建筑在业已几个世纪生根于印度尼西亚自身的社会的集体因素。
“这就是培植反对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印度尼西亚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三种思潮。这三种思潮：马克思的学说，伊斯兰教的教义和印度尼西亚原来的集体主义一起影响了在印度尼西亚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
“马克思主义作为唯物主义的哲学，它取消了独自存在的事实上也是一种人生观的思想意识，它只受到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运动的信仰，这一点也并不是坚持不渝地信仰。对于其他的人，马克思学说只被作为一种理论，一种被承认为对根据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分析社会发展的极有价值的学术理论。它被承认为一种社会学的经济理论。”
哈达最后说：“我知道，这个见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社会主义的见解是不相同的。虽然如此，如实现归根结底区别并不大的各自的理想和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是可以实现合作的。因此，对于思想上抱着改善人类命运的理想的大学生们，为这方面所能作出的贡献是很不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