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102民初13149号
原告：钟灵，男，1988年2月12日生，汉族，住贵阳市南明区。
委托代理人：张学霖、杨蕴，贵州中创联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代理）。
被告：戴苏聪，男，1990年3月29日生，汉族，住贵阳市南明区。
委托代理人：何鹏、罗明平，贵州浅山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代理）。
原告钟灵诉被告戴苏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钟灵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学霖、杨蕴，被告戴苏聪及其委托代理人罗明平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钟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
一、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货款本金1967624元；
二、判令被告以货款本金196762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支付从2017年3月8日起（暂计至起诉时为132522元）至实际还清时止的资金占用费，以上总计2100146元；
三、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7年初，原告经人介绍得知被告从事“苹果”手机批发。
原告与被告联系后，双方达成口头买卖协议，由原告向被告支付购买“苹果”手机货款，被告以批发价向原告发“苹果”手机货物。原告从2017年1月6日起多次向被告支付货款，原告也及时收到被告发来的“苹果”手机。至2017年3月3日和3月8日，原告分别向被告汇货款1952660元和320530元用于购买手机，但被告以没货为由，未及时发货。原告于2017年3月10日找到被告，被告当日退回原告货款183340元。后原、被告之间多次发生汇款、退款行为。至今起诉时止，被告未再向原告发货，仍欠原告货款1967624元。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一直未退回剩余货款。被告不退回原告货款，占用原告资金，应当承担资金占用费用。
被告戴苏聪辩称：
一、原、被告之间不是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只是受原告的委托代其向案外人买手机的中间人；
二、被告已经将原告涉案的货款转给手机的出卖人；
三、导致原告货款无法收回的直接原因是手机的出卖人所致，与被告无关，被告不应当承担返还原告货款的责任；
四、被告在整个委托过程中是无偿代原告买卖手机。原告的起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依法驳回诉讼请求。另，原告诉状中所称18万余元不是货款。本院
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3月3日、2017年3月8日,原告钟灵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分别向被告戴苏聪转账1952660元、320530元用于购买“苹果”手机。2017年3月3日，被告戴苏聪向重庆多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转账1900000元，并向案外人袁莱转账146580元。2017年3月9日，被告向案外人袁莱转账793072元。2017年3月10日，原告钟灵（乙方）与被告戴苏聪（甲方）签订《免责协议书》，载明：“一、乙方资源提供资金给甲方，资金全部用于开展苹果手机进货及销售用途。
二、在协议生效期内，甲方负责定期将手机销售产生的利润以汇款形式转让给乙方。
三、甲方作为苹果手机进货环节的中间人，在协议生效期内，若非甲方直接原因，导致乙方所提供资金无法如数归还，甲方不对该笔资金作出赔偿。
四、其他约定本协议书签订前，甲、乙双方对本协议书的全部条款及其含义都已准确理解，自愿签订本协议书，本协议书有效期自2017年3月10日起至2018年3月10日止。……”当日，被告支付原告款项183340元。其间，双方因“苹果”手机供应的断货问题发生争议。其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货款未果，遂诉至本院，提出诉请如前。另查明：从2016年12月起，原、被告开始“苹果”手机的购销经济往来。2017年6月7日15时，重庆市公安局两江新区分局对另一购货人吴研茜出具《立案告知书》，告知其因袁莱行为涉嫌构成犯罪，该局已对其涉嫌合同诈骗一案立案侦查。目前，该案尚在侦查中。审理中，原告称被告以批发价向其供应“苹果”手机，此前支付的货款，原告已收到手机。双方的交易方式为原告将货款支付给被告，被告再从手机销售商袁莱处购买手机，袁莱将手机发给被告后再进行销售，双方根据投入的货款本金比例收取销售收益款。原告这次向被告汇款后，双方已建立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以无货为由未发货，并退回原告货款183340元，尚欠货款1967624元。另外，案涉款项是在《免责协议》签订之前支付，原告在《协议免责期内》未向被告购买手机。被告表示其仅作为手机购买的中间人，将原告支付的货款交付给手机销售商袁莱，其与原告并无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仅为委托关系。被告支付给原告的183340元不是货款，而是利润。同时，被告表示其已将收到原告的上述两笔货款全部转给手机出卖人袁莱，其按袁莱的指示于当日将第一笔款1900000元转给重庆多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夏某系袁莱的丈夫，并向袁莱转账146580元。被告于2017年3月9日向袁莱转账793072元，包含原告转的第二笔货款320530元在内，超过部分系被告自己的货款。货款收款人系袁莱，承担货款归还责任的人应为袁莱。同时，原告明知其支付的货款由袁莱所取，货款不能收回的原因是袁莱所导致，并提交《微信群的群成员截屏》及《立案告知书》复印件，用以证明袁莱涉嫌诈骗后，原告已加入微信追债群。
本院认为，公民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1、原告钟灵与被告戴苏聪之间是否形成买卖合同关系；2、被告是否返还原告货款1967624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关于本案的法律关系问题，因双方对《免责协议书》的内容并不持异议，从该约定及双方的交易习惯来看，原告将货款支付给被告后，被告通过银行转款的方式从手机销售商袁莱处购买“苹果”手机，案外人袁莱将手机发给被告后再进行销售，双方根据投入的货款本金比例收取销售收益款。由此表明，双方的合作方式具有利润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伙法律特征，并享受购买手机后的销售收益，承担该合作模式所带来的经营风险，并非是原告与被告建立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则双方之间并未形成法律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实质为合伙关系。关于货款的返还问题，被告此次分别收到原告转账的货款1952660元、320530元后，于当日将第一笔款1900000元转给重庆多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与手机出卖人袁莱存在关联性，据此可认定被告已将1900000元货款支付给案外人袁莱，用于购买“苹果”手机。显然，被告本可以将货款1952660元全部转账，却尚留存52660元未转出。而被告一并向袁莱转账的146580元，仅能证明系其自己支付了货款，并不包括原告该笔转款金额剩余的52660元；则被告未将货款1952660元中的52660元转账给案外人袁莱。同时，被告于2017年3月8日收到第二笔货款320530元，其在次日向袁莱转账793072元。从转账的时间及金额来判断，根据社会经验法则，亦不能证明被告转账的793072元包含原告转的第二笔货款320530元在内，可认定被告未将货款320530元转账给案外人袁莱。原告所支付的上述货款，被告未转账给案外人袁莱的货款金额为373190元，而未纳入投资款项，其理应将此款返还原告。原告提出被告已退回货款183340元，被告表示该款系手机利润，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结合双方的交易习惯，此款可视为合作中的手机销售利润。被告将原告支付的1900000元货款及其自己的货款转账给案外人袁莱后，案外人袁莱并未向被告供应“苹果”手机。被告提交的《立案告知书》为复印件，网络信息显示，案外人袁莱确已涉嫌诈骗案，则《立案告知书》的内容真实，本院予以认定。案外人袁莱的行为涉嫌犯罪，重庆公安机关已对其涉嫌合同诈骗一案进行立案侦查。由于案外人袁莱涉嫌合同诈骗一案尚在侦查阶段，则被告转账给袁莱其中的1900000元货款不能退回，且为投资款，现尚无利润可分。尽管案涉款项是在《免责协议书》签订之前支付，而该投资风险完全属于合伙经营范畴。被告提供的证据虽不能证明原告已加入微信追债群，但双方可通过公安机关进行追赃。故原告主张被告返还货款1967624元，本院予以支持373190元；其余部分，缺乏证据支撑，不予支持。关于资金占用费问题，被告占用货款373190元的行为，已给原告造成了利息上的经济损失。原告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对373190元的资金占用费，予以支持，从2017年3月3日、2017年3月8日起分段计算；超过部分，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
判决如下：
一、被告戴思聪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后，返还原告钟灵货款373190元，并支付该款的资金占用费（以5266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从2017年3月3日起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以32053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从2017年3月8日起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钟灵其余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801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钟灵负担12122元；被告戴思聪负担467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朱邦黔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书记员 肖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