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115民初18533号原告刘翠萍，女，1965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代理人孟祥涛，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孙建君，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裘达峰，男，1965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代理人彭宇明，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常兴莲，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星，女，1988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刘庆洋，男，1987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王星、被告刘庆洋共同委托代理人吴宗龙，北京首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星、被告刘庆洋共同委托代理人曲海波，北京首熙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翠萍与被告裘达峰、被告王星、被告刘庆洋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
审判员张冠楠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翠萍及委托代理人孟祥涛、孙建君，被告裘达峰的委托代理人彭宇明、常兴莲，被告王星、被告刘庆洋及共同委托代理人吴宗龙、曲海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翠萍诉称：我与裘达峰曾是夫妻，1988年1月13日登记结婚，2015年10月17日协议离婚。在我与裘达峰婚姻存续期间，共同出资购买了xx市xx区xx镇xx号楼xx号房屋（以下简称：xx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为京房权证兴私字第XX**号。我与裘达峰离婚协议中约定xx房屋为双方夫妻共同财产，各占百分之五十的所有权。2016年9月1日，裘达峰在未经我授权和同意的情况下，私自与王星、刘庆洋通过居间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收取了定金。签订合同后才通知我已签订合同的事实。我基于对房地产市场的趋势分析，一直不同意现阶段出售房屋，得知房屋被出售后我仍然坚决不同意。裘达峰未取得我的同意，私自与王星、刘庆洋签订了一份协议，严重损害了我的合法权益。裘达峰对出售xx房屋属于无权处分，其与王星、刘庆洋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属于无效合同。我与裘达峰、王星、刘庆洋多次沟通希望协商解决相关事宜，但遭到拒绝。故我请求确认裘达峰与王星、刘庆洋之间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编号：E1608043103）无效。
被告裘达峰辩称：同意刘翠萍的诉讼请求。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和居间服务合同的时候，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爱我家公司）故意避开刘翠萍，就是为了赚取居间服务费，这是我爱我家公司与王星、刘庆洋串通的结果。
被告王星、被告刘庆洋辩称：根据婚姻法解释，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签订的合同都有效，单方的房屋更应该有效。裘达峰对xx房屋有权处分。刘翠萍不能仅仅依据离婚协议而成为上述房屋的共有权人。刘庆洋出售房屋无需经过刘翠萍同意。并且，刘翠萍对我们与裘达峰之间的房屋买卖是知情并且认可的。综上，我们不同意刘翠萍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裘达峰与王星、刘庆洋在我爱我家公司提供居间服务下签订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编号为：E1608043103），约定由王星、刘庆洋（买受方、乙方）购买裘达峰（出售方、甲方）位于xx市xx区xx镇xx号楼x号房屋，所有权证号为：京房权证兴私第XX**号，约定该房屋总价为407.8万元，乙方应于合同签订当日向甲方支付定金40万元，乙方选择商业贷款方式进行支付，拟贷款金额为255万元，于网签后5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112.8万元，甲方应当在2017年2月28日前将该房屋交付给乙方。双方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该《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最后落款处有甲方裘达峰签字，乙方王星、刘庆洋签字，但未填写签订时间。签订合同的时候，刘翠萍在场，但并未在合同上签字。裘达峰与王星、刘庆洋还签订了《居间服务合同》等。2016年9月13日，裘达峰（出卖方、甲方）与王星、刘庆洋（买受方、乙方）、我爱我家公司（见证方、丙方）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该协议落款处有裘达峰、王星、刘庆洋的签字和我爱我家公司的盖章。另，刘翠萍与裘达峰曾是夫妻，二人于2015年10月17日协议离婚，同日签订了离婚协议书，约定婚后共同财产即xx房屋登记人为裘达峰，实为夫妻共同财产，现该房屋正在出售，所得房款各占50%，双方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庭审中，刘翠萍提交了一份2016年8月18日裘达峰与刘庆洋签订的《还款协议》复印件，其中内容是约定裘达峰将育龙家园房屋出售于刘庆洋，实际房款应付397万元，实付403.8万元，多付部分6.8万元待房屋交易完成全款付清后，裘达峰将刘庆洋多付部分6.8万元3日内全部返还。刘翠萍认为该《还款协议》是裘达峰与王星、刘庆洋为了诱使自己同意卖房子而私下签署的，就是先签订价格比较高的合同，卖方收了房款后，再还给买方一部分。裘达峰认可此《还款协议》的真实性，但裘达峰未出示原件。裘达峰认为该协议是在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链家公司）提供居间服务的前提下签署的，因为当时xx房屋在我爱我家公司和链家公司都挂牌出售，该协议并非在我爱我家公司提供居间服务下签订的。王星、刘庆洋对该协议真实性不认可，认为该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6年8月18日，而本案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签订的时间为2016年8月31日，且无论该协议是否存在，都对刘翠萍的利益没有影响。庭审中，刘翠萍提交了一份在本案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签订之前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与链家工作人员聊天记录一页和与裘达峰的聊天记录两页，证明链家工作人员知道刘翠萍为601房屋的产权人之一，也将此情况告知了王星、刘庆洋，且王星、刘庆洋也知道刘翠萍不同意出售房屋。之前在链家公司进行协商的合同相对方，和在我爱我家公司居间服务下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的合同相对方同样都是王星、刘庆洋。裘达峰认为此聊天记录只是部分内容，前期组织出售601房屋都是刘翠萍与链家公司和我爱我家公司联系的，自己对细节上不是很清楚。王星、刘庆洋对此不予认可。刘翠萍提交了一份自己的机票和出入境证明，证明裘达峰、王星、刘庆洋在2016年9月13日签订《补充协议》的时候自己在美国，对签署的补充协议不知情，也不认可补充协议的内容。裘达峰对此予以认可。王星、刘庆洋认可此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庭审中，王星、刘庆洋提交了一份2016年9月24日、9月25日的刘翠萍与我爱我家公司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证明刘翠萍对房屋买卖的事情知晓并且同意的，且刘翠萍要求王星、刘庆洋将第二笔定金支付到刘翠萍账户，因为我爱我家公司认为房屋所有权人是裘达峰，我爱我家公司也要求将款项支付到裘达峰账户，且聊天记录中有一个刘翠萍的银行卡号。刘翠萍对此聊天记录不予认可。裘达峰对此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微信记录只是片段并不完整。王星、刘庆洋提交了一份转账记录，证明转账给裘达峰二万元、转账给刘翠萍二万元。刘翠萍承认存在收到二万元的可能性，因为此银行卡是自己与裘达峰的儿子在美国上学支出所用，由裘达峰保存。裘达峰对此证据予以认可。庭审中，王星、刘庆洋还提交了一份录音证据，证人常某当庭播放了该录音证据。录音发生在刘翠萍与常某之间，主要内容是刘翠萍在向常某表示了对不起，刘翠萍还说情况有了新变化，孩子可能休学一段时间，可能要回来住，房子现在暂时不想卖了。刘翠萍还请常某与买方解释一下，并询问常某自己会不会有什么损失。刘翠萍认可该录音是自己的声音，但是打电话给常某是因为其一直不同意出售601房屋，常某对此知晓，且常某知晓刘翠萍系出售房屋的产权人之一。刘翠萍表示，在之前的沟通中其拒绝到场签订合同，裘达峰与王星、刘庆洋背着签订协议让其心里不舒服，该录音系刘翠萍不想再委婉拒绝的一个结束性谈话。裘达峰对录音证据不予认可，认为录音不完整不真实。庭审中，王星、刘庆洋申请我爱我家公司工作人员常某出庭作证，常某证实：我参与了裘达峰与王星、刘庆洋房屋买卖的过程。xx房屋曾经在我爱我家公司登记出售，常某询问刘翠萍是否出卖此房屋。裘达峰与王星、刘庆洋于2016年9月2日在我爱我家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房屋价款为407.8万元，签署房屋买卖合同和居间服务合同时刘翠萍在场，因为当天时间比较晚所以合同上没有签署日期。又因为裘达峰说房子是自己的，房屋所有权证上显示是裘达峰的名字，所以刘翠萍没有在合同上签字，但常某并不知道刘翠萍是601房屋的共有权人之一。因为当时刘翠萍与裘达峰已经离婚，所以没有让刘翠萍签署配偶同意出售证明。王星、刘庆洋支付了购房款40万元。王星、刘庆洋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发生在常某与刘翠萍之间。刘翠萍不认可常某的证人证言，认为常某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裘达峰认为王星、刘庆洋与我爱我家公司串通，因为常某是专业的房屋买卖工作人员，房屋买卖流程中需要提交裘达峰的户口本，而裘达峰的户口本上明确写的是已婚，我爱我家公司知情但是并不提交。王星、刘庆洋认可常某的证人证言。上述事实，有《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居间服务合同》、房屋所有权证、离婚证、《离婚协议书》、《补充协议》、微信聊天记录、录音证据、证人证言、转账记录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裘达峰与王星、刘庆洋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等强制性规定，且双方都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根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601房屋的所有权人系刘翠萍与裘达峰。庭审中，刘翠萍认可裘达峰与王星、刘庆洋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时候自己在场，且刘翠萍在裘达峰与王星、刘庆洋签订合同时，并未明确表示反对。刘翠萍在与常某的通话录音中明确表示房子现在暂时不想卖了。因此，现有证据能够证实，刘翠萍知道裘达峰与王星、刘庆洋签订合同的事实。即使刘翠萍不知裘达峰与王星、刘庆洋签订合同的事实，换句话说即使裘达峰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没有处分权，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刘翠萍以裘达峰无权处分为由主张上述合同无效，缺乏法律依据。刘翠萍庭审中还主张裘达峰与王星、刘庆洋恶意串通，主要证据是2016年8月18日的还款协议复印件。无论是刘翠萍还是裘达峰均未提交该还款协议的原件。书证应当提交原件。因此，本院对上述还款协议不予采信。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刘翠萍欲证实裘达峰与王星、刘庆洋恶意串通，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而事实上，刘翠萍庭审中对此未提交确切的裘达峰与王星、刘庆洋恶意串通的证据，遑论排除合理怀疑。因此，刘翠萍以裘达峰与王星、刘庆洋恶意串通为由主张上述合同无效，缺乏法律依据。综上，刘翠萍的诉讼请求，既缺乏证据佐证，又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
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翠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一万九千七百一十二元，由原告刘翠萍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张冠楠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四日
书记员 黄冰瑶 关注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