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内03民初11号

裁判日期: 2016-09-20

公开日期: 2016-10-25

案件名称

董旭、高伟、宋宝山、刘海娃、呼延文、张耘、魏军毅、刘贵平、安东与王银祥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所属地区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

案件类型

民事案件

审理程序

一审

当事人

董旭,高伟,宋宝山,刘海娃,呼延文,张耘,魏军毅,刘贵平,安东,王银祥,鄂托克旗巴音乌素煤矿

案由

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

全文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内03民初11号原告（反诉被告）：董旭，男，汉族，住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原告（反诉被告）：高伟，男，汉族，住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原告（反诉被告）：宋宝山，男，汉族，住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原告（反诉被告）：刘海娃，男，汉族，住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原告（反诉被告）：呼延文，男，汉族，住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原告（反诉被告）：张耘，男，汉族，住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原告（反诉被告）：魏军毅，男，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原告（反诉被告）：刘贵平，男，汉族，住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原告（反诉被告）：安东，男，汉族，住陕西省子洲县苗家坪镇。以上九名原告（反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立忠，内蒙古金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男，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勃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郝莉芬，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海平，内蒙古蒙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鄂托克旗巴音乌素煤矿，住所地棋盘井黑龙贵。法定代表人：倪松柳。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绍卿，男，汉族，内蒙古华胜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住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勃湾区。原告（反诉被告）董旭、高伟、宋宝山、刘海娃、呼延文、张耘、魏军毅、刘贵平、安东与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日立案受理后，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以本案应由本院或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为由提出管辖异议，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管辖异议成立，将本案移送至本院。本案移送至本院后，原告（反诉被告）董旭等九名原告（反诉被告）以被告鄂托克旗巴音乌素煤矿与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本院于2016年3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董旭等九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立忠、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郝丽芬、高海平、被告鄂托克旗巴音乌素煤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绍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反诉被告）董旭等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反诉被告）董旭等九名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签订的鄂托克旗巴音乌素煤矿《合作协议》；2.判令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及鄂托克旗巴音乌素煤矿偿还欠款本金7800万元，并给付2011年9月至2012年12月3日期间的利息3293.36万元，并从2012年12月4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直至还清欠款之日止；3.案件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鄂托克旗巴音乌素煤矿系倪松柳个人独资企业。2010年8月9日，倪松柳以股权转让方式将该煤矿转让给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2010年10月11日，原告（反诉被告）董旭代表全体合伙人与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原告（反诉被告）以每平方米400元的价格投资40万平方米的煤矿，由双方合作开采鄂托克旗巴音乌素煤矿。协议签订后，原告（反诉被告）依约支付了部分投资款9600万元。但因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未履行合同义务导致煤矿未能按照约定时间开工。因此，2011年1月16日，双方达成补充协议，重新约定了开工时间，并约定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自2010年8月9日起至实际开工日止按利息四分为准向原告（反诉被告）支付投资款9600万元的利息。补充协议签订后，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于2011年将涉案煤矿整体以每平方米590元的价格转让给陈绍卿，导致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签订的《合作协议》无法履行，因此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向原告（反诉被告）退还投资款9400万元，剩余200万未偿还。且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承诺将其与原告（反诉被告）约定合作开采煤田的转让溢价款7600万元支付给原告（反诉被告）。后双方当事人还就投资款利息及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因违约应支付的违约赔偿金于2012年12月3日进行结算，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向原告（反诉被告）出具书面欠条一张，载明“今欠董旭人民币壹亿壹仟零玖拾叁万叁仟陆佰元整。”另外，虽然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与倪松柳之间未办理煤矿股权转让手续，煤矿的投资人和法定代表人仍为倪松柳，但经过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1）内民二初第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为鄂托克旗巴音乌素煤矿的实际投资人。因此，被告鄂托克旗巴音乌素煤矿应与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辩称，首先原告（反诉被告）高伟、宋宝山、刘海娃、呼延文、张耘、魏军毅、刘贵平、安东八人从未与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签订煤矿合作开采协议，双方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亦不存在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或债权债务关系，故原告（反诉被告）高伟等八人诉讼主体不适格。其次原告（反诉被告）董旭提出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应当依法驳回，理由如下：1.原告（反诉被告）董旭主张的7800万元欠款本金并不存在。原告（反诉被告）董旭向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支付的价款9600万元是其与王松树共同出资，其中原告（反诉被告）董旭出资7400万元，王松树出资2200万元。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已经将王松树出资的2200万元退还其本人。之后，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又向原告（反诉被告）董旭退还出资8949.2590万元，多退还1549.2950万元。原告（反诉被告）董旭应将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多退还的投资款返还给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2.原告（反诉被告）董旭主张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支付利息没有法律依据。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已经将全部资金返还，不存在因占用原告（反诉被告）资金而支付利息的情况;3.原告（反诉被告）董旭与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签订的《合作协议》违反我国《矿产资源法》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协议，应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无效合同法律后果处理。综上所述，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反诉被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鄂托克旗巴音乌素煤矿辩称，原告（反诉被告）董旭与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于2010年10月11日签订煤矿《合作协议》时，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还未取得煤矿的处分权，故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无效。原告（反诉被告）董旭等人与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之间进行的资金结算及退款事宜，与被告鄂托克旗巴音乌素煤矿无关。且经鄂尔多斯市仲裁委员会额仲裁字[2014]318号裁决和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民仲字第13号民事裁定确认，被告鄂托克旗巴音乌素煤矿实际投资人系陈绍卿，并非王银祥，故原告（反诉被告）主张被告鄂托克旗巴音乌素煤矿承担还款责任不当，应依法予以驳回起诉讼请求。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确认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为未生效协议，双方依据未生效协议取得的全部财产相互返还，造成的损失各自承担；2.判令原告（反诉被告）返还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超付的1549.2590万元。事实和理由：2010年10月11日，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与原告（反诉被告）董旭签订了《合作协议》。协议签订后，原告（反诉被告）董旭和王松树共同出资9600万，其中原告（反诉被告）董旭出资7400万元，王松树出资2200万元。后王松树中途退出，并与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就投资款项进行了结算，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将其出资款全额退回。另外，原告（反诉被告）董旭与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所签订的《合作协议》项下约定的煤矿系鄂托克旗巴音乌素煤矿，该煤矿原实际投资人为倪松柳。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与倪松柳于2010年8月10日签订了《煤矿投资转让合同》，在履约过程中发生争议，倪松柳诉至法院。经过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向倪松柳支付转让款成为煤矿的实际投资人。之后，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又与陈绍卿签订了煤矿《股权转让协议》，导致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与原告（反诉被告）董旭签订的煤矿《合作协议》无法履行。故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通过银行承兑、现金等方式退还原告（反诉被告）董旭款项共计8949.2950万元，多退还了1594.2590万元。双方签订煤矿《合作协议》时，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并未取得煤矿的处分权，且该《合作协议》未经过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审批，属未生效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不具有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就该未生效合同而取得的对方财产应相互返还，所造成的损失应各自承担。原告（反诉被告）董旭等九名原告（反诉被告）辩称，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诉称9600万元投资款系原告（反诉被告）董旭与王松树共同出资，与客观事实不符，且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无证据可以证明其主张。原告（反诉被告）认为，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签订的《合作协议》并非无效合同。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内民二初第1号民事调解书及鄂尔多斯市仲裁委员会作出的鄂仲裁字[2014]318号裁决书可以证明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有煤矿的处分权。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经过结算，不存在其多退还投资款的事实。综上，请求依法驳回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的反诉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及反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反诉被告）董旭等九人提交的2011年5月17日高伟给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汇款银行凭证两张，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经质证后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原告（反诉被告）董旭等九人亦不能提供其他证据佐证高伟的该两笔汇款系支付本案中《合作协议》项下的投资款，故本院对该两份汇款凭证不予采信。原告（反诉被告）董旭等九人提交的《合伙投资协议书》，经过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及被告鄂托克旗巴音乌素煤矿质证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提交的对王松树的调查笔录经原告（反诉被告）董旭等九人及被告鄂托克旗巴音乌素煤矿质证提出异议。经审查，原告（反诉被告）董旭提交的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出具的六张投资款收据（编号分别为：0023825、0023824、0023823、0023837、0023830、0023827）及之后2011年5月17日的两张投资款转账凭证经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质证后不提异议，金额共计8200万元，与王松树在调查笔录中称原告（反诉被告）董旭仅支付投资款7400万元的陈述明显不一致。且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佐证该份调查笔录中王松树陈述的真实性，故对该份调查笔录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依法确认如下事实，被告鄂托克旗巴音乌素煤矿系于2005年3月26日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倪松柳，生产规模为60.00万吨/年，矿区面积为1.186平方公里（即118.6万平方米）。2010年8月10日，鄂托克旗巴音乌素煤矿法定代表人（煤矿原实际控制人）倪松柳与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签订《煤矿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倪松柳将其个人独资企业鄂托克旗巴音乌素煤矿转让给王银祥，转让总价为35680万元。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倪松柳认为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未按约履行付款义务，将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诉至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并由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承担违约责任。该案在审理过程中，双方在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约定倪松柳与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继续履行2010年8月10日签订的《煤矿股权转让协议书》，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向倪松柳支付合同转让款及合同延误履行费用及损失43633万元后，倪松柳将煤矿及相关证件交付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5月20日根据双方协议内容制作出（2011）内民二初第1号民事调解书。2011年5月26日，倪松柳将鄂托克旗巴音乌素煤矿有关资产、证照、文件、方案、印鉴、财物账册、煤矿资料等事项移交给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2010年10月11日，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作为甲方，原告（反诉被告）董旭作为乙方，经协商后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甲方将鄂托克旗巴音乌素煤矿所拥有的明煤采剥面积与乙方联合开采达成协议，内容如下：第一条合作方式：为了高效安全尽快进入生产环节，双方协商由乙方合作开采鄂托克旗巴音乌素煤矿约40万平方米的煤炭资源，以柏油路北为界，每平方米资源单价400元，合计壹亿陆千万元整（160000000元）（具体面积坐标以实际测量为准）。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即做好生产准备，以安全生产为主，积极参加总矿的安全生产培训，分工明确、责任到人、生产的原煤有乙方自行销售折抵工程款，甲方应办理煤炭销售有关手续，采剥煤层为5号煤层至17号煤层。第二条付款方式：本协议第一次签订后，乙方支付定金捌仟捌佰万元整，第二次付款时间开工前支付总额60%，第三次在开工月内付清全部余款。第三条合作期限：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乙方所合作划定的资源面积内煤矿资源开采完为止。”2011年1月16日，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又与原告（反诉被告）董旭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因鄂托克旗巴音乌素煤矿采矿权（40万平方米）于2010年8月份以每平方米400元人民币达成买卖协议，协议签订首期付款到开工之日为三十天，后因甲方王银祥与鄂托克旗巴音乌素煤矿目前法人倪某某因其他原因导致采矿权交接推迟，造成乙方经济损失，故甲乙双方协商作出如下补充协议：1、甲方王银祥承担乙方董旭人民币玖仟陆佰万元（96000000元）的利息，利息以四分计算。2、付息时间为2010年8月9日起至乙方获得开工之日止。3、此协议为补充协议，其他条款以2010年甲乙双方签订的合同为主，两个协议具有相同的法律效果。”2011年6月30日，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又与陈绍卿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鄂托克旗巴音乌素煤矿是王银祥个人出资的独资企业。由于甲方（该协议中均指王银祥）在经营中资金短缺，所以甲方决定转让部分股份，实行股份制经营，乙方（该协议中均指陈绍卿）决定受让部分股份，双方共同经营。……1、股权转让：1.1甲方同意将99%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的规定条件以及价格受让鄂托克旗巴音乌素煤矿99%的股权。……2、股权转让价款：2.1双方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为柒亿零五万元整。……”2011年7月2日，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将鄂托克旗巴音乌素煤矿有关资产、证照、方案、印鉴、财务账册、煤矿资料等事项移交给陈绍卿。2011年8月5日，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与陈绍卿签订《备忘录》约定，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将其持有的1%鄂托克旗巴音乌素煤矿股权无偿无条件赠与陈绍卿，今后有关本矿股权不再主张任何权利，且该备忘录作为双方于2011年6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组成部分，双方各持一份，签字后生效。后双方在履约过程中，双方发生纠纷，陈绍卿向鄂尔多斯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协助将采矿许可证登记的采矿权人由鄂托克旗巴音乌素煤矿变更为内蒙古华盛矿业集团。经鄂尔多斯仲裁委员会审查后作出鄂仲裁字[2014]318号仲裁裁决：被申请人王银祥应在收到本案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申请人办理鄂托克旗八音乌素煤矿采矿权变更相关手续。该裁决书送达后，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向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撤销仲裁裁决申请，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5年7月16日作出（2015）鄂民仲字第13号民事裁定，驳回王银祥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本院认为，本案立案案由系买卖合同纠纷，经审查，本案案由应系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系：1.原告（反诉被告）高伟、宋宝山、刘海娃、呼延文、张耘、魏军毅、刘贵平、安东的原告主体是否适格；2.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是否超额返还投资款；3.《合作协议》的法律效力;4.《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否应予以解除及解除的法律后果。5.被告鄂托克旗巴音乌素煤矿是否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原告（反诉被告）高伟、宋宝山、刘海娃、呼延文、张耘、魏军毅、刘贵平、安东的原告（反诉被告）主体是否适格问题。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相对人按照合同约定享有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合同相对方系原告（反诉被告）董旭和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原告（反诉被告）高伟、宋宝山、刘海娃、呼延文、张耘、魏军毅、刘贵平、安东非合同当事人，无权依据《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向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主张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反诉被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规定，该八名原告（反诉被告）并非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不符合起诉条件，应驳回该八名原告（反诉被告）的起诉。故对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主张原告（反诉被告）高伟、宋宝山、刘海娃、呼延文、张耘、魏军毅、刘贵平、安东原告主体不适格的抗辩理由，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是否超额返还投资款的问题。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认可其收到投资款9600万元，但主张其中2200万元系王松树出资，并非由原告（反诉被告）董旭独自出资，并向本院提交了王松树调查笔录予以佐证。在庭审过程中，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对原告（反诉被告）董旭提交的六张投资款收据（编号分别为：0023825、0023824、0023823、0023837、0023830、0023827）及之后2011年5月17日的两张投资款转账凭证均不提异议，上述凭证证明原告（反诉被告）董旭支付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款项累计金额已达8200万元，与王松树在调查笔录中称原告（反诉被告）董旭仅支付投资款7400万元的陈述明显不一致。且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佐证证实原告（反诉被告）董旭支付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款项9600万元中有王松树出资2200万元。故认定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收到的投资款9600万元均系原告（反诉被告）董旭支付。对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称原告（反诉被告）董旭仅支付投资款7400万元，现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已超额返还投资款1549.2590万元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定。关于《合作协议》的法律效力的问题。审批或备案是国家对矿业权利的主要行政管理方式之一。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作协议》中涉及煤矿的开采事宜，应当依法向有关矿产管理机构申请审批或申请备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涉案协议中关于煤矿开采的法律关系，依法需要办理批准或备案手续才生效。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涉案《合作协议》并未发生向国家相关部门提交报批或备案手续的情形，应认定《合作协议》中涉及煤矿开采法律关系的约定成立但未生效，除此之外的关于支付投资款、合作经营等约定已经开始履行，应认定《合作协议》中除涉及煤矿开采内容之外合同条款依法成立并生效。对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履行报批或备案手续才生效的合同，负有申请报批或备案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应积极履行相关义务，向国家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积极促成合同约定内容的实现。经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5月20日作出的（2011）内民二初第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在因其违约导致《合作协议》解除前，已经取得鄂托克旗巴音乌素煤矿的实际经营权，成为实际投资人，因此《合作协议》解除前，该合同仍具备履行的可能，故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以合同无效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请求确认双方当事人取得的全部财产相互返还，造成的损失各自承担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否应予以解除及解除的法律后果问题。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与陈绍卿于2011年6月3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导致其与原告（反诉被告）董旭于2010年10月1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无法履行。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已经陆续退还原告（反诉被告）董旭投资款，并向原告（反诉被告）董旭出具欠条，应视为双方当事人已经以约定方式解除《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故原告（反诉被告）董旭提出的解除双方当事人《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诉讼请求，无需本院重复处理，对原告（反诉被告）董旭的该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抗辩其出具的欠条系在受胁迫的情形下做出的非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该民事行为无效。胁迫，是指行为人以将要发生的损害或者以直接实施损害相威胁，迫使对方当事人产生恐惧并作出违背其真实意愿的意思表示。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向原告（反诉被告）董旭出具欠条时，受到了原告（反诉被告）董旭的威胁，使其产生恐惧，并足以使其因恐惧而做出违背其真实意愿的意思表示。故对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主张欠条因受胁迫而应认定为无效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合作协议》系原告（反诉被告）董旭与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之间依法设立的民事法律关系，为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合同已经双方当事人签字即成立，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本案中的《合作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原告（反诉被告）董旭已经履行支付投资款的义务，但因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违约，给原告（反诉被告）董旭造成损失。因此原告（反诉被告）董旭在其与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签订的《合作协议》解除后，有权请求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返还投资款并赔偿损失。经审查，原告（反诉被告）董旭提出判令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偿还欠款本金7800万元，其中200万元为投资款本金，剩余7600万元系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违约造成的损失赔偿款。经审理查明，原告（反诉被告）董旭在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后支付投资款9600万元，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在合同解除后已经返还8949.2590万元，尚欠650.741万元。原告（反诉被告）董旭在起诉书中陈述，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已经返还投资款9400万元，尚欠200万元未返还。原告（反诉被告）董旭主张的返还投资款数额超过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自认的已返还的投资款数额，故对原告（反诉被告）董旭仅请求返还投资款本金20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反诉被告）董旭主张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支付损失赔偿款7600万元，本院认为，导致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无法履行的原因系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为实现更高的利润回报而与陈绍卿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将被告鄂托克旗巴音乌素煤矿有关资产、证照、方案、印鉴、财务账册、煤矿资料等实际移交给陈绍卿。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其与原告（反诉被告）董旭签订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构成根本违约，原告（反诉被告）董旭依法有权要求损失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数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的规定，损失赔偿应以受害人实际遭受到的全部损失为原则，包括现有财产的损失和可得利益的损失。根据交易的性质、合同的目的等因素，可得利益损失主要分为生产利润损失、经营利润损失和转售利润损失等。本案中，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以400元/㎡的价格与原告（反诉被告）董旭达成40万平方米煤矿的合作协议，又以约590元/㎡（70005万元÷118.6万平方米=590元/㎡）的价格与陈绍卿达成煤矿股权转让协议。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因其违约行为使自己获利7600万元。原告（反诉被告）董旭主张的损失赔偿7600万元未超过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因违约而获利的数额。故对原告（反诉被告）董旭主张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支付损失赔偿款760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反诉被告）董旭主张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给付2011年9月至2012年12月3日期间利息3293.3660万元，及自2012年12月4日起至实际还清款项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本院认为，原告（反诉被告）董旭向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依约支付投资款，其目的是获得相应经营利润收益，而非资金利息收益。如前所述，损失赔偿额已相当于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因违约给原告（反诉被告）董旭所造成的损失，原告（反诉被告）董旭再行主张资金利息收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鄂托克旗巴音乌素煤矿是否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问题。《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合同相对方系原告（反诉被告）董旭和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被告鄂托克旗巴音乌素煤矿非合同主体，且被告鄂托克旗巴音乌素煤矿在本案中亦不存在法定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情形。且经现已发生法律效力的鄂尔多斯仲裁委员会鄂仲裁字[2014]318号仲裁裁决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民仲字第13号民事裁定确认，被告鄂托克旗巴音乌素煤矿现在的实际投资人是陈少卿，而非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原告（反诉被告）董旭请求被告鄂托克旗巴音乌素煤矿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既无合同依据，亦无法律依据，故对原告（反诉被告）主张被告鄂托克旗巴音乌素煤矿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反诉被告）高伟、宋宝山、刘海娃、呼延文、张耘、魏军毅、刘贵平、安东因不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原告主体不适格，应依法驳回起诉。原告（反诉被告）董旭提出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支付欠款7800万元（返还投资款200万元及支付损失赔偿款7600万元）的诉讼请求有法律依据，应予支持；其提出判令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支付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驳回。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请求确认其与原告（反诉被告）董旭签订的《合作协议》为未生效合同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法认定《合作协议》中涉及煤矿开采的条款未生效，其主张因合同无效双方当事人依据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互相返还，造成的损失应各自承担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请求原告（反诉被告）董旭退还其多返还的投资款1549.2590万元的反诉请求因其不能证明存在多返还投资款的事实而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高伟、宋宝山、刘海娃、呼延文、张耘、魏军毅、刘贵平、安东的起诉；二、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董旭支付欠款7800万元（投资款本金200万元，损失赔偿7600万元）；三、确认原告（反诉被告）董旭与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签订的《合作协议》中涉及煤矿开采的协议未生效；四、驳回原告（反诉被告）董旭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本诉受理费596468.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董旭负担177078元，由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负担419390元（董旭已预交），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董旭。案件反诉受理费57377.77元，由被告（反诉原告）王银祥负担（王银祥已预交）。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清艳审　判　员　　刘　原代理审判员　　李世超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日书　记　员　　扈原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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