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6民终58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海洋鸿达食品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
法定代表人：莫正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玉香，广东金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莫小群，女，汉族，1972年9月24日出生，住湖南省南县，系该公司职员。
被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燕京啤酒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法定代表人：胡建飞，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志峰，广东新健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文英，广东新健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深圳市海洋鸿达食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东燕京啤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燕京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5民初8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对本案进行了法庭调查。上诉人委托代理人莫小群、李玉香，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王志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鸿达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由燕京公司向鸿达公司补偿促销费用63102元；3.判令燕京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05年到2015年期间，鸿达公司与燕京公司签订合同，鸿达公司成为燕京公司的经销商，这期间发生很多纠纷。2014年，燕京公司开展“顺价事件”，并侵占鸿达公司费用63102元。所谓“顺价事件”是指燕京公司为了减少经销商货款的压力，把原进货价格为47元的产品调整为进货价37元每件，产品以47元每件进货时，燕京公司的报账费用是每100件送50件(即47元打150件货，可报净水44*50件费用)，37元打货150件只可报20件的费用，其中30件由鸿达公司自付。这样一来，进货价格降低，实际的产品价值与市场价格不受影响，47元打货的按净水价44元一件报费用，37元打货的按34元报费用。但燕京公司却将鸿达公司2014年3月到4月10日前47元打货的应当44元报收费用的赠酒，报账价强行由44元变成34元，并以文件的形式发布，公然违背诚信，明显不符合常理，有违商业原则。鸿达公司多次讨要不成。燕京公司在3月份对鸿达公司的总报费用为11390元，除3350件，每件单价为34元，每件少报10元，所以应当再付鸿达公司33500元。另外，燕京公司在2014年5月还有其他促销力度的，如20件送13件，10件送7件，50件送34件等，而燕京公司却全部以10件送5件报账。这显然是有错误的。2014年4月10日前鸿达公司的打货价格都是47元每件，4月10日之后是37元每件，按47元每件打货时，报账费用就应当为47元3元（瓶箱费）=44元，是理所应当的。37元每件打货的报账价格是37元3元（瓶箱费）=34元，燕京公司把47元的打货价格变成34元是不合理的。顺价前后经销商的利润变化不大，每件的利润为4元多，但如果以47元打货，报账只报34元后，经销商的利润就只有1元，明显不合理。47元打货应当报账单价为44元的却以34元报账，中间的差价为10元，明显有违理性的计算方式，燕京公司却以文件的方式发布。2014年经销商在燕京公司的报账费用比率为45%，只要不超过这个数据都是可以报账的。据此，鸿达公司应得的赠酒数量为3496*0.45=1573件，燕京公司少付29602元。如上所述，2014年3月所赠酒3350件每件差10元，金额就相差33500元，2014年4月1日到10日，鸿达公司出货3396件，赠酒数量为1573件，每件单价44元，合计金额为69212元，减去已经支付的39610元，合计少付29602元。2014年3月到4月10日，燕京公司少支付的费用合计63102元。二审法庭调查期间，鸿达公司对其上诉的事实和理由补充和解释如下：鸿达公司与燕京公司之间是经销关系。在2014年4月11日之前，经销方式是鸿达公司每提100件货则赠送50件（净水即不包含酒瓶），每件价格是47元。但是鸿达公司在提货时要先向燕京公司交付150件货的金额，连赠送的50件的货款也要付，而在鸿达公司销售完毕后再去与燕京公司报账结算要求其返还之前支付的50件货物的货款。在2014年4月11日之后，燕京公司提出一种顺价模式，鸿达公司以每件37元的价格购买130件货物则燕京公司赠送20件货物，付款方式不变，即鸿达公司支付完毕货款，在销售完毕后再向燕京公司要求返还当初赠送货物的货款，这种所谓的赠送模式，本质是占用鸿达公司资金的行为。即鸿达公司在一开始需要支付全部款项，而在销售结束后报价时再向燕京公司要求返还当初赠品对应的价款。而问题在于对于顺价模式，燕京公司单方作出决定，即对于2014年4月11日之前出库的货物，其报账采用新的报账价格，即鸿达公司要求燕京公司返还当初多收的赠品货款时，燕京公司却只按34元每件的价格支付给鸿达公司，但鸿达公司是按47元每件的价格支付给燕京公司的，燕京公司却以单方声明的方式变更结算价格，侵害了鸿达公司的利益。对于这种单方更改合同内容的行为，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合同内容的变更应经双方一致同意。单方面的变更不产生效力。因此，燕京公司单方面声明变更报账结算价格对鸿达公司不产生效力。燕京公司仍然应当按照顺价之前与鸿达公司结算。按照44元每件的价格向鸿达公司支付货款。并且，燕京公司声明在1至3月也是按照新价格报账结算，但燕京公司在12月份的报账同样也采用顺价前的方式报账，即按照44元每件的价格向鸿达公司支付货款。燕京公司的赠酒其实是要求经销商先花钱买了货物然后再将赠送的部分货款退给鸿达公司。按正常的商业信用，新的价格模式适用新的价格计算，但旧的价格模式应按旧价格进行结算，燕京公司的结算方式是对鸿达公司合法权益的侵占，也是不诚信的商业行为。燕京公司答辩称：鸿达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1.鸿达公司利益并没有受损。其称利益受损实际上是概念错误，把销售政策中的“赠酒”当作“赠款”才会导致金额的差额。鸿达公司的利润来源是销售利润，并不存在其他利润来源。如果其利润受损必然是销售利润进行了改变。销售利润实际上与两个指标（销售量、每件酒的利润值）相关，只要总销售酒的数量维持不变及每件酒的利润保持相当，鸿达公司的利益就不会减少。从本案的情况来看，鸿达公司在上诉状中已明确顺价前与顺价后每件酒的利润基本上不变，销售量与鸿达公司的销售水平有关，因此在鸿达公司获得同等数目酒品并进行销售的前提下，由于顺价前后的利润率并没有改变，所以鸿达公司的利益不可能受到损害。2.鸿达公司的利益衡量机制明显错误。因为双方是长久合作经营关系，不能以某一时间段计算其利益大小，本案顺价政策实际上是基于经销商的请求，为了减少经销商的资金压力而制作的有利于经销商的销售政策，使得经销商在经营上获得利益，经销商可以较小的资金获得更多的酒品，且由于本行业是资金占用量相对较大的行业，使得经销商能用较小的钱赚取更多的钱。政策的改变对于经销商而言具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即使是某一时间段经销商的利益受损，也不能得出经销商的总体利益受损的结论。3.对于销售政策改变的权利是双方作为平等商事主体经充分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而达成的公平协议，从该协议第2条、第3条的约定来看，是燕京公司根据市场需要为了应对复杂的市场为了保障自主经营权而签订的合同，是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的条款，双方均应严格执行。燕京公司制订的政策具有合同依据，鸿达公司应诚信严格地履行合同。4.双方是一种商事合作关系，故本案属于商事案件，商事案件的特点是保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了应付快速变化的市场，综合考虑各方的利益进行自主经营、自主制订销售政策，是快速食品类型企业的固有模式，从鸿达公司对上诉事实与理由的阐述可以看出，为了应付复杂的市场，销售政策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不同的时间、季节、竞争企业的情况而不断调整。在政策调整过程中，在基本利益均衡的情况下肯定会存在某一时间段、某一方的短期利益受损，正是为了保证双方长期商业利益而不得不根据市场需要而作出的决定。因此，从行业的商事特点和惯例进行政策调整也是必须和应当的。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鸿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燕京公司向鸿达公司补偿送酒促销活动费用差额63102元；2.判令燕京公司支付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4日，鸿达公司与燕京公司签订《2013年度餐饮购销合同》一份，约定：燕京公司同意鸿达公司为合同指定啤酒产品在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区域范围内多渠道经销商；燕京公司有权调整产品销售价格，包括出厂价、终端价和零售价；鸿达公司可享受燕京公司根据市场情况而临时安排的各种促销政策，但以书面通知为准。2014年4月21日，燕京公司作出《关于10度480燕京经典鲜啤调价的申明》，要求包括鸿达公司在内的经销商予以执行。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而鸿达公司认为燕京公司于2014年4月的调价存在欺诈，明显不合理，而导致其利润减少。因双方签订的上述购销合同已约定：“燕京公司有权调整产品销售价格，包括出厂价、终端价和零售价；鸿达公司可享受燕京公司根据市场情况而临时安排的各种促销政策，但以燕京公司书面通知为准”，故燕京公司调整并制定新的销售政策是符合合同约定的，同时上述购销合同亦并未约定鸿达公司销售的利润存在定额，而鸿达公司亦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燕京公司针对经销商所作的销售政策有欺诈行为，故鸿达公司的请求因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鸿达公司的诉讼请求。受理费688.78元，由鸿达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鸿达公司向本院提交2014年25月份促销政策报表共四张，以证明2014年1、2月份燕京公司仍执行旧的政策，与燕京公司自称从2014年1月开始实施新价格政策的陈述不一致。燕京公司在二审期间未提交新证据。对于鸿达公司二审期间所提交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该证据的审查认定详见
本院认为部分。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围绕鸿达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本院分析如下。鸿达公司上诉称，2014年4月11日之前，燕京公司采取的经销方式为鸿达公司每提100件货则赠50件，每件47元，鸿达公司提货时先付清150件的全部价款，待鸿达公司下次进货时冲抵进货货款。2014年4月11日之后，燕京公司推出“顺价政策”，将经销方案调整为每提130件货物则赠送20件货物，每件37元，付款与赠送方式与2014年4月11日之前的方式相同。对于鸿达公司2014年4月11日之前提的货物，燕京公司应当按照4月11日之前的经销方案和单价与鸿达公司结算完之后再按照新的经销方案结算，而燕京公司对于鸿达公司在方案调整之前的提货却按照新的方案结算，因而向鸿达公司少返63102元。对于该经销方案的调整，燕京公司予以确认，但认为鸿达公司所称的返还货款的促销方案不属实，应是由燕京公司赠送与货款相对应金额的酒，该赠酒行为在鸿达公司提货时即完成，且对于方案调整之前的赠酒结算已经与鸿达公司结算完毕，之后的提货才按新的方案结算。可见，双方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之一是燕京公司的促销方案是赠酒还是返款。焦点之二是燕京公司对于鸿达公司在促销方案作出调整之前所提的货物按照何种方案与鸿达公司结算。对于燕京公司的促销方案是赠酒还是返款的问题，依照燕京公司向鸿达公司发布的《关于10度480燕京经典鲜啤调价的申明》第二条关于“130送20”、“赠酒件数保持一致”的内容表述可以看出，燕京公司的促销方案调整前后均是赠酒，而非鸿达公司所称的返款。关于燕京公司对于鸿达公司在促销方案作出调整之前所提的货物按照何种方案与鸿达公司结算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鸿达公司对其诉讼主张应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在本案一审诉讼期间，鸿达公司提供的2014年4月份客户往来账、促销活动费用垫支对账统计表、2014年4、5月份促销政策表等证据，而上述证据均为打印件，没有任何单位盖章及签字确认，在燕京公司对该部分不予确认的情况下，上述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予以采纳。二审期间，鸿达公司向本院提交2014年25月份促销政策报表共四张，上述证据均为电脑打印件，且报表的抬头记载的主体为林峰商行，不属于本案诉讼主体，鸿达公司亦未举证证明林峰商行与鸿达公司的关系，且报表上没有任何单位盖章，在燕京公司对上述报表不予确认的情况下，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本案中，鸿达公司未能提供充分、确凿的证据证明其关于燕京公司对于促销方案调整之前的提货按照新的促销方案结算的主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鸿达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
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1377.55元，由上诉人深圳市海洋鸿达食品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儒峰
审 判 员 刘 坤
代理
审判员 何希红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梁碧姬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