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鲁08民初289号原告刘秋林。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尹有林，山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杭州萧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俞先富，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陈敏涛，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秋林与被告杭州萧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萧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刘秋林于2014年2月20日诉至本院。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秋林的委托代理人尹有林，被告萧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敏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秋林诉称，2011年2月15日，被告萧某公司通过其济宁森泰御城工程项目负责人吴某甲与原告联系协商借款20万元，当日原告向被告萧某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出借款20万元。2011年3月18日，被告萧某公司向其济宁森泰御城工程项目负责人吴某甲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吴某甲全权处理济宁分公司的一切事务(包括承建项目所需的资金融资)。吴某甲得到集团公司授权后，向原告出示并说明情况。此后，被告萧某公司通过其济宁分公司多次向原告借款共计610万元，并于2013年1月1日与原告签订了《临时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用于被告萧某公司济宁森泰御城工程项目使用，借款期限1年，被告按月息3分按季度支付原告。合同约定借款期限到期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拒绝归还借款及支付利息，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欠款610万元及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付清之日止），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萧某公司答辩称，被告从未向原告借过款，本案原告实际与吴某甲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吴某甲行为不构成职务代理也不是一般委托代理，也不构成表见代理，其责任应当由吴某甲自行承担，被告不应当承担本案的责任。本案所涉及的借款及相关民间借贷案件，吴某甲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已由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分局立案。本案应当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应当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刘秋林为证明自已的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原告与被告萧某济宁分公司于2013年1月1日签订的临时借款合同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合法的借贷合同关系且已实际履行；同时证明被告萧某公司应当承担归还借款及利息责任的事实依据；证据二、原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及诉讼主体资格；证据三、被告及其分公司工商登记企业信息，证明：被告主体资格情况及二者之间的法律关系；被告萧某公司应当承担责任的事实依据；证据四、原告向被告萧某公司汇款凭证，证明：从2011年2月15日起，原告与被告萧某公司之间已开始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原告向被告萧某公司已履行第一笔出借义务；被告萧某公司应当承担责任的事实依据；证据五、授权委托书及吴某甲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萧某公司与吴某甲之间存在委托法律关系，吴某甲以分公司名义所行使的民事行为系代表了被告萧某公司的民事行为，证明被告萧某公司应当依法承担责任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证明从2011年3月18日起，原告与被告萧某济宁分公司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及结算情况是合法有效的；证据六、原告与被告萧某济宁分公司签订的临时借款合同及结算情况，该组证据与证据一结合证明：原告与被告萧某公司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借贷法律关系、欠款数额及利息计算依据；证据七、被告萧某济宁分公司与济宁金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间借款协议（复印件），证明：被告萧某公司在济宁地区存在在建工程，被告萧某济宁分公司与其他单位也存在借款融资的事实情况；证据八、被告萧某公司与济宁森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施工补充协议，证明：被告在济宁地区存在在建工程项目，其为顺利施工，有向社会融资的需求及事实，被告融资款项用于该项目建设使用；证据九、银行汇款凭证6份(复印件，同原一审证据四)，证明原告已经向被告履行出借义务，双方存在合法的借贷关系。被告为实际借款的使用人，特别是2011年2月15日的20万元汇款，该汇款原告直接打入被告公司账户中，基于该笔借款之后同时对于被告公司授权吴某甲可以向社会融资的授权，原告对于被告经济实力的认可，此后原告才与被告济宁分公司发生多次借贷行为。被告济宁分公司的借贷行为应当由被告萧某公司承担责任；证据十、收据16张，由2011年5月20日的5万元、2011年6月16日的10万元、2011年6月21日的5万元、2011年6月27日的15万元、2011年6月28日的15万元、2011年7月8日的17万元、2011年7月14日的10万元、2011年7月23日的23万元、2011年7月26日的4万元、2011年7月28日的14万元、2011年8月2日的23万元、2011年8月4日的5万元、2011年8月13日的20万元、2011年8月18日的12万元、2011年8月25日的40万元、2011年11月12日的10万元，以上共计现金228万元，结合银行转账共计562万元。该证据内容显示是被告会计人员梅某向吴某甲出具，吴某甲又将该收据向原告借款现金数额及时间提供给原告的。证明目的同证据九；证据十一、济宁任城法院2014任民初字第775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被告公司在济宁存在施工项目，其工作人员梅某为该公司会计，该判决书已经依法确认涉案原告提交证据梅某的身份情况。并证明被告向原告借款已经实际用于项目中，该借款实际使用人为被告萧某公司。原告已经依约履行了出借义务；证据十二、2013年1月31日被告济宁分公司经理也是其项目负责人吴某甲，向被告出具的申请报告，该报告显示济宁分公司作为被告公司项目经营单位在济宁存在实际在建施工项目，也证实了吴某甲是被告公司的工作人员，其行为代表被告公司。该报告内容显示被告济宁分公司在济宁项目施工中存在严重资金短缺，有向社会融资的事实存在。证明吴某甲为被告公司的工作人员，为项目负责人及济宁分公司经理职务。济宁分公司有向社会融资借款的事实，被告公司对于济宁分公司及吴某甲向社会融资的事实是明知的，对其行为也是认可的。证实被告公司项目资金严重短缺，有向社会借款的需求，该证据结合证据八，证据八显示该项目运作属于资金自筹，结合该二份证据显示被告公司存在向社会融资的事实。被告济宁分公司及吴某甲的民事行为应当由被告萧某公司承担责任；证据十三、涉案项目5-8号楼外墙真石漆施工合同一份(复印件)，该合同有济宁分公司及吴某甲的签字及盖章与原告及被告临时借款合同中的签字盖章是完全一致的。证明：被告济宁分公司存在多枚公章，并多次使用的事实，该行为也证实不仅对原告发生了民事法律行为，对其它的同等民事主体也存在同样的民事法律行为；证据十四、济宁任城法院2014任民初字第551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该判决书所争议的焦点与法院依法确认的事实内容与本案有相同的部分，因该案所涉及的民间借贷与本案属于同类案件，该证据中认定的事实内容也应当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参考及依据。证明：该证据认定了吴某甲及济宁分公司的民事行为属于合法有效的，对民事行为的相对方发生合法的法律效力，其责任应当由被告承担。该证据依法认定了被告济宁分公司存在多次使用所涉本案原告与被告济宁分公司签订合同印章。同时证明了原告所提交的证据五授权委托书所证明的内容，法院一并作出了认定。该判决书认定了济宁分公司不具备法人资格，其相应的法律责任应当由被告公司承担；证据十五、（2015）济民终字第1410号民事判决书和（2014）任民初字第539号民事判决书，该二份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所认定的相关事实与本案有类同之处，同证据十四证明目的。被告萧某公司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一至九发表综合质证意见如下，济宁分公司与金茂房地产的借款合同(原证据七)，由于原告没有提交原件，总公司与森泰房地产公司进行结算时对于借款是否存在是有争议的，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所有的临时借款合同，济宁分公司带有编码的公章是吴某甲私自刻制的，被告公司不予确认，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并且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合同得到履行，没有相匹配的债权凭证。2011年8月8日临时借款合同编号为4，乙方是两个人，但是原告本人不能代表合同中的另一个人。临时借款合同最后手写部分是另外添加的，不是合同本身的内容，所以不能做为合同的一部分。吴某甲和原告没有权利将合同延续。有些合同标注了利息金额，由于吴某甲不是诉讼参加人，被告无法区分是合同当时的内容，还是事后添加到合同中的。对于施工合同及内部承包协议，被告也作为证据提交，对其质证意见以被告举证意见为准。建设工程是总公司的，不是分公司的。对于证据九付款凭证，其中银行转账凭证债务人为吴某甲。对于证据十收据没有盖章，不能确认是分公司的收据，收据收款事由所写为分公司备用金，是吴某甲交的，如果按照原告所说的关联性，是原告借给分公司，收据内容就不应当为该事由。恰恰与原告所达到目标是相反的。对于证据十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证明收据中的梅某与判决书所认定的梅某为同一人。对于证据十二的真实性有异议，项目不是分公司的，本案所涉及的工程是总公司的。对于证据十三的真实性有异议，涉案项目为总公司所承包，如果总公司转包和分包所加盖的印章也是总公司的，而不是分公司的印章。对于证据十四、十五的真实性无异议，济宁中院判决书第十一页倒数第三行中并没有将授权委托书作为定案依据。原告所提交的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所谓现金收据与临时借款合同的金额也不匹配。被告萧某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协议书、专用条款、施工补充协议，证明：1、与济宁森泰公司签订的合同是被告公司，而非济宁分公司，分公司没有承包工程的能力与资格；2、项目经理为方某甲而非吴某甲；3、约定工程主要为甲供，即森泰公司提供，无需萧某公司出资购买。约定工程款由森泰公司按进度拨付，所以萧某公司为工程需要的资金非常少；证据二、建设工程施工内部承包协议，证明：被告与吴某甲之间有内部承包协议，双方确定了权力及义务，吴某甲是按照被告公司与济宁森泰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具体负责施工任务，不是分公司负责人；证据三、被告分公司工商登记材料（原件在吴某乙案件中），证明：被告分公司在工商登记机关登记的材料反映分公司的公章没有编码，原告临时借款协议上的济宁分公司却有编码，可见不是同一个公章，有编码的分公司公章系吴某甲伪造。该印章与原告提供证据中出现的印章是不一致的，原告提供证据中出具的印章系吴某甲伪造的分公司的印章；证据四、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分局立案告知书，证明：吴某甲伪造、私刻制的企业公章、法定代表人私章，加盖在有些文件上，招摇撞骗，申请人于2014年3月19日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经就吴某甲涉嫌伪造企业公章事宜立案侦查，目前吴某甲在逃；证据五、鉴定意见通知，证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通过初步鉴定，认定2011年3月18日授权委托书中杭州萧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印某与真正的申请人公司印某不统一，即可以认定2011年3月18日授权委托书中的印章是虚假的，该授权委托书系伪造，不具备法律效力，不代表申请人的意思；证据六、专项审计报告，证明：被告通过聘请浙江正信永浩联合会计事务所作为第三方独立审计机构，对济宁分公司进行银行账户收入与支出客户单位情况的专项审计，其出具的审计报告反映济宁分公司没有收到原告的款项。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同时也证明被告在济宁有在建工程。从内容也可以看出被告方在项目中资金是不充足的。在补充协议中的约定可以看出被告方的开发方拨付款时间是住宅楼工程主体四层完成后才开始拨付的工程款，直接证实了被告方在运作前期是需要资金的。同时该证据也印证了原告所主张的其项目负责人吴某甲有借款的事实。对于证据二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被告方某乙之间与原告方有其它任何关系，被告方与吴某甲之间的约定不能涉及其他第三方的相关权利义务。对此原告对补充协议是从不知情。对于证据三认为不能证明其主张，不能证明吴某甲伪造公司印章的事实。该证据与被告方济宁分公司备案的公章没有出示，所以无法比较，被告方该份证据上的公章，与其有关机关备案的公章是否一致，我们不清楚。从以上看出被告方在使用多枚公章，对于公章的真假与本案事实无关。对于证据四请求被告方出示立案侦查的原件。该刑事案件是被告与吴某甲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不应当影响本案的审理。该证据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吴某甲既不应当成为独立的第三人，也不是适格的被告。报案人为俞先富个人报案，与被告公司不具有关联性。从该证据时间来看2014年3月19日至今本案没有结论，对于本案事实没有关联性。对于证据五部分同证据四质证意见，该鉴定意见书不符合法律程序，公安分局不具有独立的司法鉴定能力，不能作为鉴定依据使用，从鉴定内容来看只是进行了辩认行为，与严格的司法鉴定程序是完全不一样的，从证据四和五结合来看是被告公司为应付出现的大量诉讼做出的应对措施，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不影响本案的事实认定。对于证据六与本案无关，从鉴定内容来看存在严重的偏向性，审计依据资料是部分资料，不应当作为被告济宁分公司的正常经营运作的事实依据。该报告书有严重的非法错误倾向行为，是被告公司故意找到该审计机构出具的偏向性审计结论。该结论违反事实，排除性结论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与本案无关，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对于证据三结合原告所提交的证据显示被告济宁分公司存在多枚公章的事实，与原告主张是一致的。被告提交的证据四、五在原告提交的判决书中已经予以认定，与本案相类似的事实认定很明确，与相同的事实没有关联性，不应当作为本案事实认定的任何依据。
经审理查明，2011年3月19日，被告萧宏公司与案外人济宁森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济宁市金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协议书》一份，约定由萧某公司承包森泰御城二期5、6、7、8号住宅楼的建设工程。2011年4月8日，萧某公司又与吴某甲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内部承包协议，由吴某甲挂靠被告萧某公司对上述工程进行实际施工。内部承包协议第一条约定，吴某甲承包完成施工任务，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形式；第二条(7)项约定，未经甲方授权，不得以甲方(含甲方子公司及分支机构)与第三人进行业务洽谈、购买施工材料、借款等经济活动，如确实需要，则由乙方提出书面申请，取得甲方授权，接受甲方的监管。未经甲方委托，与第三人进行的经济活动均为乙方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由乙方个人承担。2011年3月18日，被告萧某公司向吴某甲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该委托书载明：“本授权委托声明：我俞先富（姓名）系杭州萧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法人，现授权委托：吴某甲为我公司济宁分公司经理，全权处理济宁分公司的一切事务。（包括承建项目所需的资金融资）代理人无权转让委托权，特此委托。代理人：吴某甲……委托单位：杭州萧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被告萧某公司加盖单位公章及法定代表人个人私章，萧某济宁分公司亦在该授权委托书中加盖分公司负责人个人私章。2011年2月15日，吴某甲称因萧某公司在建项目需缴纳前期费用，向原告刘秋林借款20万元，原告刘秋林按照吴某甲指示于同日通过工商银行将上述款项打入被告萧某公司账户。后吴某甲以萧某济宁分公司经理、涉案工程实际施工人的身份，在向原告出具萧某公司授权委托书后，分别于2011年4月30日、2011年6月13日、2011年7月1日、2011年8月8日、2011年8月15日、2011年8月26日、2011年9月16日、2011年10月28日、2011年12月12日、2012年元月10日、2012年元月20日、2012年3月1日、2012年5月30日、2012年6月17日共14次以萧某济宁分公司名义与原告刘秋林签订临时借款合同，借款金额分别为20万元、20万元、65万元、50万元、46万元、40万元、36万元、20万元、25万元、34万元、10万元、10万元、86万元、100万元，共计582万元。上述合同除借款金额、利息及借款时间约定不同外，均约定原告收到利息后以双方签字为准。萧某济宁分公司在上述临时借款合同中均加盖单位公章。从上述借款合同看，原告刘秋林分21次共收取利息77.05万元，原告刘秋林与吴某甲均在上述借款合同中对相对应的每一笔借款利息的领取时间、金额等事项进行了签字确认。为证明上述借款均已交付，原告刘秋林另向法院提交2011年4月30日、2011年8月24日、2011年9月1日、2011年11月10日、2012年6月18日其通过工商银行向吴某甲转款的个人业务凭证共6张，分别为原告向吴某甲转款15万元、20万元、20万元、20万元、60万元。原告称其他款项为现金交付，且吴某甲在收取原告现金后向原告提供部分其向公司交付款项，并由公司会计梅林签字的现金收据16张，分别为2011年5月20日的5万元、2011年6月16日的10万元、2011年6月21日的5万元、2011年6月27日的15万元、2011年6月28日的15万元、2011年7月8日的17万元、2011年7月14日的10万元、2011年7月23日的23万元、2011年7月26日的4万元、2011年7月28日的14万元、2011年8月2日的23万元、2011年8月4日的5万元、2011年8月13日的20万元、2011年8月18日的12万元、2011年8月25日的40万元、2011年11月12日的10万元。上述收据均有被告公司济宁分公司会计梅林的签字，（2014）任民初字第775号民事判决书亦对梅林的身份进行了确认。2013年元月1日，吴某甲与刘秋林汇总以前借款，由吴某甲亲笔手写临时借款合同一份，该合同载明：萧某济宁分公司作为甲方向原告刘秋林借款人民币610万元(陆佰壹拾万)，用于在济宁的工程建设项目使用。并约定月息3分，按季度支付，借款期限为壹年。吴某甲在借款人处签名、捺印，并加盖萧某济宁分公司公章。后因上述借款未能偿还，原告刘秋林于2014年2月20日诉至本院，请求判令萧某公司支付欠款61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借款之日至付清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的四倍计算)。另查明，被告萧某公司法定代表人俞先富以吴某甲涉嫌犯罪向公安机关报案，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分局于2014年3月19日以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对吴某甲进行立案侦查，现吴某甲在逃。还查明，被告萧某公司于2015年8月11日申请注销了萧某济宁分公司，原告亦撤回了对被告分公司的诉讼请求。对于原、被告双方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的问题，
本院认为，原告提交了14份临时借款合同，上述借款合同中均加盖有被告公司济宁分公司公章。我院（2015）济民终字第1410号民事判决书亦认定该公章在涉案工程施工过程中被多次使用。从双方借贷过程看，吴某甲在2011年2月15日首次向原告刘秋林借款20万元时，原告将该款项直接打入到被告萧某公司账户，被告亦当庭认可其与原告之间并无其他任何经济往来，并自认涉案项目为被告公司承包。而后吴某甲又向原告出具了加盖有被告公司公章、被告法定代表人私章及分公司负责人私章的授权委托书，且吴某甲还向原告交付了其收取原告现金后，由被告分公司会计出具的收据，以证明借款均交给公司用于涉案工程的建设，原告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作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及被告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的吴某甲，其借款行为是代表被告公司，而非吴某甲个人借款。对于被告辩称的吴某甲私刻公章的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嫌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以及第六条规定的单位不承担民事责任或者一般不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形（第五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第六条规定，原承包人、承租人利用擅自保留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原承包、租赁企业的名义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占为已有构成犯罪的，企业一般不承担民事责任），故本案不属于该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的“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查机关”的案件。故吴某甲是否构成刑事犯罪，均不影响被告萧某公司在本案中承担还款责任。对于借款本金及利息应如何确定的问题，
本院认为，虽然原告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及现金收据的时间和金额与临时借款协议中的内容并不完全吻合，但是临时借款协议上有吴某甲与原告双方对每一笔借款利息的收取时间及金额等内容共同签字确认的记载，如果如被告所言，原告并未实际交付借款，何来收取利息之说？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的规定，吴某甲在和原告刘秋林经过对账后，于2013年元月1日手写的《临时借款合同》中载明的借款金额610万元可以认定为双方共同确认的借款本金。双方在借款合同中约定月息3分，过高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应从2013年元月1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息为宜。综上，
本院认为，原告刘秋林与被告萧某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借款金额为610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
判决如下：被告杭州萧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刘秋林借款本金61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3年元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64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71400元，由被告杭州萧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 艳
人民陪审员 张光耀
人民陪审员 黄秋芳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黄利平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