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最高法民申408号再审
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勇，男，汉族，1976年1月25日出生，住湖南省汨罗市。
委托代理人:于涛，北京市地平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文科，北京市地平线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
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岳阳市银联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大道长兴花园。
法定代表人：谢少白，该公司执行董事。再审申请人李勇因与被申请人岳阳市银联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联公司）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湘高法民一终字第2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李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称：
一、岳阳楼区专案组、银联公司、岳阳永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丰公司)三方签订的《中华源大酒店资产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三方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一）《三方协议》上加盖的公章是银联公司真实的意思表示，有新证据证明岳阳楼区专案组为有权处分，以2350万元出售中华源大酒店是银联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真实意愿。1、《三方协议》签订前，银联公司及其股东同意由岳阳楼区专案组代为处理中华源大酒店，且最终同意以2350万元的价格出售中华源大酒店的资产。银联公司向岳阳楼区专案组移交公司印章，表明银联公司授权岳阳楼区专案组对外代表银联公司，各股东同意以2350万元的价格将中华源大酒店出让给任何人。2、《三方协议》签订后，李勇向岳阳楼区专案组指定账户支付款项，彭某、易志红移交了酒店资产，并未提出任何异议。（二）新证据能证明李勇是代表正在设立的永丰公司签署的《三方协议》，《三方协议》中的权利义务由永丰公司享有和承担。签订《三方协议》之前，永丰公司已经通过了企业名称预先核准，李勇有权以永丰公司的��义签订《三方协议》。永丰公司是基于《三方协议》占有涉案房屋的，为有权占有。
三、本案属于重复起诉，李勇并非适格被告，原审法院就案件实体问题作出判决错误，应裁定驳回起诉。
四、中华源大酒店的房屋均已出售，由众多业主占有使用，李勇或永丰公司已无法返还涉案房屋。原审判决判令李勇返还案涉房屋，损害了众多业主的利益。
五、李勇出于对政府的信赖，代表永丰公司签订了《三方协议》，若该协议的效力不被认可，无疑会严重打击民众对政府的信心，降低政府工作的权威性，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故请求撤销一审、二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银联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银联公司答辩称：
一、李勇关于“《三方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的主张，与生效行政判决确认的事实完全相反。
二、岳阳楼区专案组的控管行为，���岳阳市政府确认属政府行为，并非李勇主张的“银联公司授权工作组对外代表银联公司”的民事代理行为。
三、李勇和永丰公司均默认《三方协议》是在2011年6月30日以后伪造的。
四、李勇无权占有银联公司的涉案房屋。李勇与银联公司之间没有房屋买卖协议关系，李勇没有向银联公司支付分文房款。
五、本案不属于重复诉讼。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湘高法民一终字第180号民事裁定认定银联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非重复起诉。
六、李勇虚构“已将涉案房屋出售完毕”的事实，以此要挟法院，李勇恶意侵占的房产应当依法返还给所有权人。
七、事实的真相是官商勾结伪造《三方协议》，然后再依据伪造的《三方协议》提起虚假诉讼。
八、李勇隐瞒生效的行政判决后恶意申请再审，并提交并非法律意义上的且均无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的“新证据”。故请求驳回李勇的再审申请。再审审查中，李勇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2009年7月29日岳阳惠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丰公司)股东会决议；证据二、2009年8月21日惠丰公司股东会决议；证据三、银联公司向岳阳楼区专案组出具的《关于对岳阳市银联置业进行重组以便处理中华源大酒店资产的报告》。以上三份证据用以证明移交公章前，银联公司及其各股东即同意岳阳楼区专案组代为处理中华源大酒店的资产，岳阳楼区专案组为有权处分，《三方协议》上银联公司的公章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证据四、2010年1月10日债权人会议笔录和表决表；证据五、《中华源流拍总结报告》；证据六、《中华源大酒店资产处置意向协议书》；证据七、《项目合作投资协议书》；证据八、《关于请求购买中华源资产自救的报告》；证据九、谢光义与岳阳楼区专案组签署的《中华源大酒店资产转让协议书》；证据十、《关于请求政府依法尽快处置岳阳市银联置业有限公司资产保护股东和合法权益的报告》。以上七份证据用以证明银联公司各股东同意岳阳楼区专案组以2350万元的价格将中华源大酒店出让给任何人，即《三方协议》是银联公司真实的意思表示。证据十一、调查笔录。用以证明彭某、易志红两股东通过收取款项的行为表明其认可《三方协议》的效力。证据十二、《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用以证明签订《三方协议》之前，永丰公司已经通过了企业名称预先核准，李勇有权以永丰公司的名义签署《三方协议》。证据十三、缴税凭证。用以证明永丰公司对李勇签订的《三方协议》予以认可。证据十四、岳阳楼区专案组向市委宣传部并政法委出具的函件。用以证明岳阳楼区专案组是在岳阳楼区人民政府的指示下成立的，且通过新闻媒体向公众发布了有关公告。证据十五、2010年10月28日收款收据；证据十六、2011年1月6日收据。以上两份证据用以证明作为银联公司股东的谢光义也认为岳阳楼区专案组有权代银联公司出售涉案房屋。证据十七、2011年1月6日收据。用以证明李勇根据2010年12月15日岳阳楼区专案组、谢光义、李勇签订的《协议书》的约定，通过岳阳楼区专案组向谢光义支付了50万元。证据十八、2010年12月26日收款收据。用以证明李勇按照《三方协议》的约定，支付了500万元转让款，实际履行了合同。证据十九、2011年7月1日收据。用以证明谢光义领取了12万元的兑付���，表明其认可《三方协议》的效力。证据二十、2011年11月28日《收条》。用以证明银联公司的股东谢光义、邓江保、陈康建履行《三方协议》，交还房产证，协助办理过户，进而表明其认可《三方协议》的效力。证据二十一、（2011）岳楼执字第485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证据二十二、（2011）岳楼执字第485-1号执行裁定书；证据二十三、《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证据二十四、2011年12月1日报纸公告；证据二十五、协助执行通知书。以上五份证据用以证明：永丰公司根据生效判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银联公司将涉案酒店第7-11层过户至永丰公司名下，缴纳了执行费，法院也要求岳阳市房地产管理局予以配合。银联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银联公司提交了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常行初字第57号行政判决书以及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湘高法行终字第73号行政判决书。李勇对该两份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银联公司申请证人彭某出庭作证，彭某称李勇提交的债权人会议表决表上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在保护股东权益的报告上的签名是真实的。并称银联公司并未就将公司资产转让给永丰公司召开股东会，谢光义是代表债权人，并非代表银联公司。
本院认为，本案再审审查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李勇应否返还其占有的案涉资产；二是本案与另案是否构成重复诉讼。具体分析如下：关于李勇应否返还其占有的案涉资产的问题。首先，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标的物为中华源大酒店主楼第7层至第12层房屋及2043平方米附属楼，该部分资产所有权人为银联公司而非惠丰公司。惠丰公司仅为银联公司原股东，岳阳楼区专案组因惠丰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处分银联公司资产，缺乏法律依据。其次，在岳阳楼区专案组接管惠丰公司后，惠丰公司在银联公司占有的股权转移给了谢光义、邓江保、陈康建，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2010年12月22日，岳阳楼区专案组与李勇签订的《中华源大酒店资产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两方协议》)时，惠丰公司已不再是银联公司的股东，岳阳楼区专案组处置银联公司的资产，更缺乏依据。再次，《两方协议》和《三方协议》均不能认定为是银联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两方协议》系岳阳楼区专案组与李勇签订，银联公司作为所有权人并未参与协议的签订。原审中，李勇陈述，《三方协议》上银联公司的公章是岳阳楼区专案组加盖的，签订协议时银��公司没有在场。银联公司事后对此也不予认可。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湘高法行终字第73号行政判决书认定，2009年8月31日，岳阳楼区工作组收缴银联公司行政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一枚。故不能因岳阳楼区专案组持有银联公司印章即认为获得银联公司授权对外处分银联公司资产。最后，李勇虽然在再审审查中提交了多份证据，但均不能证明银联公司就向李勇或者永丰公司转让案涉资产召开股东会或者形成股东会决议，也未能证明岳阳楼区专案组获得银联公司授权向李勇或者永丰公司转让案涉资产。事后，银联公司对岳阳楼区专案组的处分行为亦未予以追认。原审判决认定岳阳楼区专案组处分案涉资产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银联公司有权要求李勇返还该部分资产，并无不当。关于本案与另案是否构成重复诉讼的问题。本案与岳阳楼���法院受理的永丰公司诉银联公司、岳阳楼区专案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在诉讼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请求各方面均不相同，李勇关于本案与该案构成重复诉讼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李勇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
裁定如下：驳回李勇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黄 年
代理
审判员 林海权
代理
审判员 高燕竹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侯佳明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