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116民初5311号
原告：李×1，男，1954年12月1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贺，北京市兆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赫×，女，1933年12月24日出生。
被告：李×2，男，1957年1月20日出生。
被告：李×3，男，1963年2月6日出生。
被告：李×4，男，1965年4月8日出生。
原告李×1与被告赫×、李×2、李×3、李×4婚姻家庭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李×1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贺、被告赫×、李×2、李×3、李×4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撤销2016年4月4日签订的赡养附加协议；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理由：原告与被告赫×是母子关系，原告与被告李×2、李×3、李×4是兄弟关系，是被告赫×与李×的婚生子，2016年4月1日李×去世。在2016年8月份被告赫×将原告起诉至法院，要求拆除院内小棚和杂物并要求在院内垒墙原告不得干涉，才得知2016年4月4日原告与四被告达成的赡养附加协议中对父亲的遗产房屋进行了处分，由于原告不识字，签订协议时四被告没有明确说明李×的房屋进行了处分，协议是被告李×4自己打印，打印后没有进行宣读，造成原告对该协议造成重大误解，此协议对原告显失公平，另李×和赫×还有一女，他们是无权处分李×房屋的，故起诉至法院。赫×辩称，房子是我和我老伴儿盖的，我老伴儿去世后应该我得这个房子，我老了谁养活我我就给谁，故不同意原告的请求。李×2辩称，我父亲的房子我母亲无权处分，我们都赡养我父亲了，同意李×1的诉求。李×3辩称，我父亲是我们大家一起赡养的，我母亲不能处理我父亲的房产，同意李×1的请求。李×4辩称，不同意李×1的诉讼请求。我父亲活着时候也是我自己赡养的，赡养费他们都没有交过。本院
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赫×与李×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四子一女，长子李×1、次子李×2、三子李×3、四子李×4、长女李×5。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具体日期不详），赫×与李×共同在本村建造四间民房（含一间耳房）。2016年4月1日，李×去世。李×在世时，其家庭进行了分家，该房屋东数第一间、第二间分给李×1，另两间归李×夫妇。2016年4月4日，李×1、李×2、李×3、李×4、赫×签订一份赡养附加协议，内容为：沙峪村赫×年事已高养老一事。经过赫×长子李×1、次子李×2、三子李×3、四子李×4，四人一致同意尊重老人意愿，赫×归属四子李×4一人赡养负责老人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赫×家东院内靠西边瓦房两间，屋内及所有用具归属赡养者李×4所有，赡养时间至赫×百年以后。空口无凭，立字为证。李×1、李×2、李×3、李×4、赫×均签字或捺印。本院在审理中征询李×5意见，李×5表示尊重父母的意见，自己不主张房产份额。对于该份协议，李×1认为：
一、李×1存在重大误解。
二、根据法律规定该案可以撤销。
三、根据司法部的相关规定该协议可以撤销或者无效。
四、根据《物权法》的规定该协议应属无效或可撤销。
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通知第八十九条规定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因此，不论是从法定继承的角度，还是从共同共有的角度，亦或是无权处分无效及善意第三人角度，该赡养附加协议都是无效的，涉案房屋尚未分割，原被告之间应该共同共有此房屋。
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为如何理解此份“赡养附加协议”。首先，李×夫妇享有的两间房屋应为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在李×去世后，因李×未留有遗嘱，故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应该指出的是赡养父母是成年子女应尽的法律义务，此份赡养附加协议排除了李×1、李×2、李×3及李×5的该项义务，因此份协议系被被赡养人赫×所认可，故本院不持异议。李×去世后，其继承人即赫×、李×1、李×2、李×3、李×5均享有继承权，因李×5明确表示自己放弃继承，故本院未追加其参与本案诉讼。从该份协议的内容看，李×1、李×2、李×3以不尽赡养义务为条件放弃了父亲那部分遗产的继承权。该份协议实际上也体现了赫×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带有遗嘱性质的。因该份协议系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背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故对于李×1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7条之规定，
判决如下：驳回李×1请求撤销2016年4月4日签订的赡养附加协议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元，由李×1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赵成杰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张 燕 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