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2071民初960号
原告（反诉被告）：广东东高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东区东祥路东路白沙湾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7962767578。
法定代表人：钟粤，该公司经理。
原告（反诉被告）：钟粤，男，1965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东区。两原告的共同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涛，广东东高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员工。两原告的共同
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智明，广东骏森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奋强，男，1969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
被告（反诉原告）:万晓红，男，1971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文鑫，广东雅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倩平，广东雅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广东东高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高公司）、钟粤诉被告陈奋强、万晓红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被告万晓红向本院提起反诉，本院依法将本诉和反诉合并审理,并依法由
审判员陶香琴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原告（反诉被告）东高公司、钟粤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涛、赖智明，被告陈奋强，被告（反诉原告）万晓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文鑫、杜倩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东高公司、钟粤诉称，原告钟粤是东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任公司总经理一职。2014年9月15日，钟粤代表东高公司与两被告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暨股份代持协议书》，约定钟粤将其持有的东高公司4%的股份以8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两被告，两被告需在2014年10月18日前支付440万元，在2014年12月31日前支付余款360万元。协议签订后，两被告在2014年11月21日支付了股权转让款300万元，但之后一直没有支付剩余的500万元。两原告催讨未果，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两被告履行双方于2014年9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暨股份代持协议书》，连带向两原告支付5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告东高公司、钟粤向本院提交的主要证据有：1.《股权转让暨股份代持协议书》；2.万晓红汇款凭证；3.收据；4.股东会决议；5.湛江（上海）钢铁产业招商推介会签约文本；6.湛江东高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被告陈奋强辩称，一、两原告起诉所依据的《股权转让暨股份代持协议书》是虚假合同，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两原告据此提起本案诉讼涉嫌诉讼欺诈，应追究其法律责任。原告钟粤于2014年4月左右向我游说称东高公司即将上市，2014年的净利润不低于1500万元，2015年的净利润不低于4500万元，且有其他机构以4亿元的对价投资东高公司，并表示考虑到与我相识20多年，并且我从东高公司一成立就开始担任该公司的法律顾问，为照顾我，愿意按东高公司股份价值1.1亿元的优惠对价转让4%的股份给我，让我投资该公司，帮我赚取巨额股权回报。但其同时又表示，由于东高公司股东会一致决定公司股份的市价不能低于2亿元，所以要求两被告与其签订一份虚假合同用于在股东会备案，以便两被告能够获得4%的原始股份。钟粤还一再强调，该合同只是用于向股东会作交代，作为帮助两被告获得购买东高公司原始股份的权利的凭证，其不会依据该合同要求两被告支付任何款项，因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一份虚假合同。实际上，两被告只是同意按东高公司的股价市值1.1亿元的对价投资公司，且投资东高公司需满足钟粤声称的以上三个条件，即：一是东高公司即将IPO上市，二是东高公司2014年的净利润不得低于1500万元、2015年的净利润不得低于4500万元，三是有其他机构以4亿的对价投资东高公司。后我要求钟粤提供东高公司财务报表，钟粤拒绝提交，现钟粤依据该份虚假合同提起诉讼，涉嫌虚假诉讼。
二、我已与原告钟粤签订书面协议退出上述虚假合同，在此情况下钟粤还向我提起诉讼，明显是罔顾事实。
三、我不但退出了涉案的虚假合同，而且还与钟粤于2015年7月22日签订了《关于股权转让的解除协议》，解除了双方于2011年7月13日签订的另外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该解除协议约定，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后我不再享有任何股东权益，双方互不追究任何责任。解除协议还约定钟粤应退还我股权转让款，但钟粤未履行退款义务，拖欠我退股款，我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现钟粤提出我尚拖欠其股权转让款无疑与事实不符。就其答辩意见，被告陈奋强向本院提交的主要证据有:1.《补充协议书》；2.《股权转让协议》、《关于股权转让的解除协议》。
被告万晓红辩称，一、同意陈奋强的答辩意见。陈奋强与钟粤相识20多年，亦是东高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陈奋强与我则是多年的同事关系。我与钟粤不熟，钟粤表示以东高公司股份1.1亿元的对价转让4%的股份给陈奋强是关照陈奋强，陈奋强又想关照我，所以拉我一起签订了涉案的虚假合同。而且我们投资东高公司还必须具备陈奋强所述三个前提条件。对于以东高公司股份1.1亿元的对价转让股份的情况，钟粤还要求我们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尤其不能向公司的另外三个股东（丁辉、杨惠芳、廖泽明）透露。
二、关于300万元出资款，当时是钟粤跟我说东高公司急需用钱支付“贝塞尔”生产线的设备款，所以我才提供了300万元款项给钟粤。后钟粤让东高公司财务人员出具了一份收款收据给我，收据上记载的是收取首期股份转让款300万元，当时我向钟粤提出异议，表示投资是我和陈奋强两个人的事情，需要等陈奋强的意见，钟粤则提出让我不要和陈奋强说，要我再加多900万元，则给我12%的股份，并将股价再下调10%。我告知陈奋强，陈奋强提醒我，钟粤可能涉嫌股权欺诈。后我要求钟粤提供东高公司近三年的财务报表，钟粤不提供；我侧面了解到东高公司2014年不但亏损，而且负债至少4000万元，公司股东杨惠芳也在2014年退出该公司，并且其股份比例刚好是4%；钟粤还邀请我担任东高公司的营销顾问，并承诺从2015年1月份开始每个月支付38000元营销费用给我，但一分钱也未支付过。由于上述情况，我要求钟粤退还我300万元。钟粤提出300万元当作其个人向我的借款，我不同意，要求钟粤无条件返还，钟粤一直也未返还。
三、双方均认为涉案的《股权转让暨股份代持协议书》是虚假合同，应属无效，两原告依据虚假合同提起诉讼，属虚假诉讼，应予查处。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万晓红提起反诉称，原被告双方于2014年9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暨股份代持协议书》内容虚假，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经股东会同意，属于典型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合同。钟粤再三强调该虚假协议是为应付东高公司时任股东丁辉、杨惠芳、廖泽明而专门订立的无需履行的合同，对此钟粤表示以其与陈奋强20年的友谊及其人格担保绝对会信守承诺。实际上钟粤承诺按东高公司股份价值1.1亿元的对价转让4%的股份，也即转让价格为440万元，而上述协议记载的转让价格是800万元，属虚假标的。为消除反诉原告的顾虑，钟粤还邀请反诉原告担任东高公司的顾问，自2014年10月份至11月底期间，安排反诉原告到广东云浮、广东湛江、北京及河北燕郊、上海宝钢等多个地区考察，营造出东高公司基地遍及全国、业务蓬勃发展的假象。2014年11月21日，即钟粤在与反诉原告共同前往北京考察返回中山的第二日，向反诉原告声称东高公司产品供不应求，为扩大产能向“贝赛尔”设备厂商购买制砖设备急需300万元资金，要求万晓红向其银行账户打款300万元。反诉原告于同日向其汇款300万元，事后东高公司的财务人员向反诉原告出具了收款收据。2014年12月末，反诉原告要求钟粤提供东高公司2014年及前三年的财务报表和利润数据以商定股权投资市盈率对价，遭到拒绝，反诉原告有理由相信钟粤之前承诺的业绩是虚假的，并且经了解，东高公司2014年不但亏损，而且负债至少4000万元。2015年1月，反诉原告决定退出东高公司，且要求两原告立即返还300万元投资款，钟粤亦答应向反诉原告退还投资款及利息（按年利率10%计收），但之后一直未能支付。反诉原告认为，钟粤在明知东高公司背负巨额债务的情况下，利用反诉原告对陈奋强的信任及陈奋强对其的信任，虚构东高公司的盈利水平并将上市的事实，骗取反诉原告300万元投资款后又以虚假的合同提起诉讼，构成诉讼欺诈。为维护合法权益，反诉原告特提起反诉，请求判令：
一、确认反诉原告万晓红、被告陈奋强与反诉被告钟粤于2014年9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暨股份代持协议书》无效；
二、两反诉被告立即共同向反诉原告返还投资款300万元并支付利息（按年利率10%，自2014年11月22日起计收至清偿之日止）。就其答辩意见和反诉请求，以及其主张的事实、理由，被告（反诉原告）万晓红向本院提交的主要证据有：1.两反诉被告的主体资料；2.《股权转让暨股份代持协议书》；3.银行转款凭证、收款收据；4.往来电子邮件；5.律师函、快递单；6.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合同；7.（2014）中一法行非诉审字第556号行政裁定书、中山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催告通知书；8.《聘请营销顾问合同》。针对反诉原告万晓红提出的反诉请求，反诉被告东高公司、钟粤辩称，一、《股权转让暨股份代持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有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名捺印为证；
二、万晓红已支付投资款300万元，已履行了合同的部分内容；
三、陈奋强、万晓红作为职业律师，其不可能违反职业道德签订虚假合同。就其反诉答辩意见，反诉被告东高公司、钟粤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与本诉证据相同。被告陈奋强对反诉原告万晓红的反诉请求没有意见，其还称，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暨股份代持协议书》不仅是虚假合同，而且已经涉及到合同诈骗，应属无效，不应履行。在我起诉钟粤、东高公司一案中，我申请查封了东高公司十几万元的银行存款，结果东高公司就因此而停产，可见东高公司实际上已经资不抵债，钟粤所称的东高公司净利润几百万、市值几个亿均属虚假。据我所知，钟粤还以相同方式向其他人员转让股份，都是先转让股份但不办理变更登记，诈骗方法具有隐蔽性。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万晓红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要求保全原告（反诉被告）东高公司、钟粤名下价值相当于340万元的财产。根据该申请，本院作出（2016）粤2071民初960号民事裁定，裁定冻结原告（反诉被告）东高公司、钟粤的银行存款340万元，如冻结存款不足额，则查封原告（反诉被告）钟粤持有的东高公司30%的股权份额。
经审理查明，东高公司成立于2006年12月19日，原名称为中山市东高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066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钟粤，现登记的股东为钟粤（占72.856%的股权份额）和廖泽明（占27.144%的股权份额）。从东高公司成立开始，陈奋强就一直担任东高公司的法律顾问。陈奋强与万晓红是同事关系。2014年，钟粤、陈奋强和万晓红初步达成了投资东高公司的合意，双方为此于2014年9月15日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暨股份代持协议书》。该份协议书载明的双方当事人是钟粤（甲方）和陈奋强、万晓红（共同作为乙方），主要内容为：
一、甲方将其持有的东高公司4%的股份作价800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表示同意；
二、2014年10月18日乙方支付首期股份转让对价440万元给甲方，余款360万元乙方于2014年12月31日前付清。甲方收讫乙方支付的800万元股份转让对价后向乙方出具收款收据及出资证明；
三、因有股权投资机构已考察东高公司股权状况，甲方转让给乙方的4%股份双方同意暂不办理工商股权变更手续，乙方在本协议中所享有的东高公司4%的股份由甲方代为持股；
四、乙方自首期440万元支付给甲方之日起即享有东高公司4%的股东实际权益，甲方应将从东高公司取得的相应盈余分配支付给乙方；
五、甲方承诺在2017年12月31日之前向证监会申报IPO申请或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完成挂牌上市，若东高公司不在该期限前申请IPO或不在新三板挂牌上市的，甲方应回购乙方4%的股份并每年向乙方支付10%的回购利息。协议还载明了其他事项。协议签订后，万晓红于2014年11月21日向钟粤的银行账户转款300万元，同日，东高公司出具收款收据给万晓红，其上载明：收到万晓红首期股份转让款300万元。钟粤也在该收据上签字确认。后双方因投资东高公司的相关事宜产生纠纷，为此，陈奋强于2015年4月20日与钟粤签订补充协议书，退出《股权转让暨股份代持协议书》；万晓红于2015年11月11日委托律师向东高公司和钟粤发出律师函，要求东高公司和钟粤退还其投资款300万元及利息；东高公司、钟粤则于2016年1月12日持上述《股权转让暨股份代持协议书》、300万元的转款凭证和收款收据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前述实体权利。诉讼过程中，双方对于上述《股权转让暨股份代持协议书》的效力及300万元款项的性质均有争议。东高公司和钟粤认为该协议书真实有效，300万元是协议的部分股权转让款；陈奋强、万晓红则认为该协议是虚假的，300万元是万晓红的投资款，但并非《股权转让暨股份代持协议书》项下的款项。为证明300万元是上述协议项下的款项且已经支付至东高公司，钟粤提供了四份转账凭证，显示钟粤于2014年11月24日、11月27日、12月29日和2015年1月19日共向东高公司转账四笔，金额分别为200万元、50万元、2万元和484000元，前两笔款项记载的用途为借款，最后一笔款项记载的用途为往来款。为证明《股权转让暨股份代持协议书》是在钟粤欺诈的情况下签订的虚假协议，万晓红提供了以下证据：1.东高公司员工根据钟粤的指示发送给万晓红的多封邮件，用以证明钟粤向其营造东高公司蓬勃发展的假象。邮件的时间从2014年9月底至12月底，内容涉及东高公司的各方面资料，包括与“贝塞尔”的战略合作框架议案、项目推介PPT（包括公司介绍、成功案例、科技奖励、专利情况、商业模式、市场前景、未来盈利预测等内容）、招商资料、项目协议稿件等，展现出东高公司业务蓬勃发展的景象。2.中山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催告通知书和（2014）中一法行非诉审字第556号行政裁定书，用以证明东高公司上市存在实质性障碍。该两份材料显示东高公司由于部分项目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合格而于2014年6月份被中山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并申请强制执行。3.中山市东区东高新型建材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和合伙协议（内签）复印件，用以证明钟粤向他人转让并代持股份，东高公司股权结构不清晰。该两份材料显示钟粤与李洪涛、夏长斌、石守义（均为东高公司员工）等人于2016年3月3日成立合伙企业，该企业仅对东高公司进行投资，没有其他业务。4.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合同，用以证明钟粤隐瞒4%股份的来源真相，非法牟取暴利，损害万晓红的利益。该三份材料显示，东高公司的原股东之一杨惠芳于2014年11月25日将其持有的东高公司4%的股权以8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钟粤，并于次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陈奋强提供了其与钟粤于2015年4月2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用以证明陈奋强、万晓红同意投资的真实价格是440万元，《股权转让暨股份代持协议书》是虚假合同。《补充协议书》载明双方对《股权转让暨股份代持协议书》作出如下补充：双方确认钟粤转让给万晓红的东高公司4%的股权转让对价实际为440万元，该价格为内部转让价，双方均不可向第三方泄密；钟粤、万晓红同意陈奋强退出《股权转让暨股份代持协议书》，其不再承担该协议中约定的权利义务，而由万晓红承担。该《补充协议书》中并未列万晓红为合同当事人，万晓红也未在该协议上签字。另查明，在东高公司的股东杨惠芳于2014年11月25日退出公司后，钟粤于2015年1月11日召集东高公司全体股东（钟粤、丁辉、廖泽明）召开了股东会，对股权转让、公司人事任免、激励机制等事项进行审议并作出股东会决议。其中，审议“钟粤转让股权给万晓红为新的公司股东，股份由钟粤代持并按约定办理登记事项”的议案时，代表东高公司33%表决权的股东同意，代表67%表决权的股东反对，三分之二的股东要求在股权转让款付清后，启动股份制改造程序时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再查明，自2014年10月份至2015年2月份，万晓红应钟粤的邀请，担任东高公司的营销顾问，并为此于2014年12月22日与东高公司签订《聘请营销顾问合同》，约定由万晓红全权负责东高公司的营销业务，东高公司每月向万晓红支付的交通、通讯补助为8000元，办理业务所需差旅费、餐饮费等费用实报实销，自2015年1月1日起东高公司每月5日前由财务预支3万元给万晓红作为工作经费。合同有效期为一年。后因东高公司未向万晓红支付费用，万晓红遂于2015年2月份退出该公司。在担任营销顾问期间，万晓红参与了东高公司的部分签约、考察等活动，部分业务洽谈对方还曾向万晓红发电子邮件要求提供东高公司的财务报表、产品应用或测算报告、部分大额订单明细等资料，但万晓红并未从东高公司获得这些资料。又查明，钟粤还曾于2011年7月13日将其持有的东高公司1%的股份以6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陈奋强，双方为此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由钟粤代为持股，待东高公司完成股改时钟粤再将该1%股份登记在陈奋强或其指定人的名下。后双方又于2015年7月22日签订《关于股权转让的解除协议》，解除双方于2011年7月13日签署的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并由钟粤退回全部股权转让款并按约定支付利息和违约金。签订该解除协议后，钟粤未能按期退还全部股权转让款，陈奋强遂于2015年10月13日以钟粤和东高公司为共同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5）中一法民二初字第3745号，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要求东高公司及钟粤连带向其偿付尚欠的退股款本金50万元及利息、违约金。该案正在二审审理过程中。在该案的一审审理过程中，根据陈奋强的申请，本院冻结了东高公司的部分银行存款，后钟粤、东高公司以该保全行为严重影响公司生产经营和员工生活为由，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异议。
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是：
一、涉案的《股权转让暨股份代持协议书》是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为虚假合同和无效合同，陈奋强、万晓红应否依该协议向钟粤、东高公司支付500万元股权转让款；
二、如《股权转让暨股份代持协议书》无效，则钟粤、东高公司应否将300万元款项退还给万晓红并向万晓红支付利息。关于焦点一。首先，《股权转让暨股份代持协议书》载明东高公司4%股权以800万元的价格转让，相对于公司注册资本（4%的注册资本金额为426400元）而言，该转让价格明显较高。钟粤虽主张该协议真实有效，但其并未对该价格是如何得出作出合理说明或提供证据证明。而在该协议签订仅两个多月后，钟粤又与公司股东杨惠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8万元的价格受让了杨惠芳持有的东高公司4%的股权，该价格与《股权转让暨股份代持协议书》载明的价格相差100倍，差距极其巨大，对此钟粤也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或提供相关证据。由此可见，《股权转让暨股份代持协议书》载明的股权转让价格的真实性存疑。其次，假如《股权转让暨股份代持协议书》为真实协议，则作为股权受让方，其作出投资800万元购买东高公司4%股份的决定，理应建立在已经非常审慎、细致、全面地考察了东高公司的资产状况、盈利状况、未来收益能力等情况的基础上，而由查明的事实可知，钟粤、东高公司从未向陈奋强、万晓红提供过东高公司的任何财务会计资料，签订该协议时双方也未对东高公司的资产状况、盈利状况等情况进行过任何评估，也即该协议之签订是如此之草率，以至于难以用常理解释。由此反推，可以印证陈奋强、万晓红关于该份协议并非用于实际履行的陈述为真实的可能性。再次，在钟粤与陈奋强于2015年4月2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中，双方确认钟粤转让给万晓红的东高公司4%的股权的内部转让价格为440万元，也即钟粤也确认了上述《股权转让暨股份代持协议书》中记载的股权转让价格的虚假性。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定原被告双方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以800万元价格转让股权的协议，钟粤与陈奋强、万晓红于2014年9月15日签定的《股权转让暨股份代持协议书》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一种通谋的非真意表示，该协议为虚假合同。陈奋强、东高公司陈述，双方之所以签订该份虚假合同是为向东高公司股东会其他股东作交代，也即双方的该串通行为实际上有可能损害公司或者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股权转让暨股份代持协议书》应属无效，钟粤、东高公司要求陈奋强、万晓红依据该协议履行支付5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关于焦点二。如上分析，《股权转让暨股份代持协议书》并非用于实际履行的真实合同，故万晓红向钟粤支付300万元也显然并非对该协议的履行行为。结合钟粤与陈奋强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的约定以及本案查明的其他事实，可以认定双方就股权转让事宜进行了初步的磋商并达成了初步的意向，即陈奋强、万晓红欲以440万元的价格购买钟粤持有的东高公司4%的股权，但双方对此尚未签订书面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而东高公司在2015年1月11日召开的股东会上，多数股东对于钟粤向万晓红转让股份的议案持反对意见，并且对于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作出限制性要求，可见钟粤与陈奋强、万晓红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宜还需要进一步磋商；而之后钟粤又于2015年4月20日同意陈奋强退出股权转让协议，即股权转让的受让方主体也发生了变更。上述情况表明，涉案的股权转让事宜仅仅还处于协商缔约的过程中，转让双方尚未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也即双方尚未成立合法有效的股权转让合同。在缔约的过程中，钟粤存在未向对方披露公司真实经营情况信息等违背诚信的行为，理应向万晓红返还300万元款项并赔偿损失。对于损失部分，在万晓红没有证据证明其存在其他损失的情况下，应认定为其仅有利息损失。万晓红主张按年利率10%计付利息并称该利息是钟粤同意的，但钟粤不予确认，万晓红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因此本院对其主张的利息计收标准不予支持，而确定按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收。东高公司曾向万晓红出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万晓红投资款300万元，故本院对于万晓红要求东高公司与钟粤共同承担责任的反诉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
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反诉被告）钟粤与被告陈奋强、被告（反诉原告）万晓红于2014年9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暨股份代持协议书》无效；
二、反诉被告广东东高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钟粤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共同向反诉原告万晓红返还投资款300万元并支付利息（从2014年11月22日起至清偿之日止，以实欠的投资款金额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三、驳回原告广东东高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钟粤的诉讼请求；
四、驳回反诉原告万晓红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46800元，减半收取为23400（原告广东东高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原告广东东高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钟粤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6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1800元（反诉原告万晓红已预交），由反诉原告万晓红负担1400元，反诉被告广东东高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钟粤负担20400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迳付反诉原告万晓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陶香琴
二〇一六年九月六日
书记员 洪艺华李小穆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