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1民终45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小明，男，1972年2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重庆市丰都县，现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管国富，男，1967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委托代理人虞建法，杭州市立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杰，男，1977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涡阳县。委托代理人孙中原、宋振宇，浙江泰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小明、管国富因与被上诉人田杰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6）浙0110民初36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15年1月13日，管国富与刘小明签订《房屋拆除协议》一份，管国富将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长桥村陀公庙5组的厂房交由田杰拆除，厂房内的所有物资以65000元的价格卖给刘小明。后刘小明联系田某5拆除厂房。2015年1月16日，田某5与田杰及袁某、田某6前去拆除厂房，田杰在厂房顶上作业时不慎触碰到高压线受伤。当日，田杰即被送往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进行治疗，被诊断为：1.电击伤；2.双下肢、后颈部三度烧伤6%、二度烧伤4%。田杰于2015年3月17日出院。2015年4月24日，田杰因“电击导致枕部皮肤损伤3个月”再次住院进行修复手术，并于2015年5月15日出院。经鉴定，田杰的伤情构成十级伤残，误工期限150日、护理期限90日、营养期限60日。田杰为此支付鉴定费2100元。事故发生后，田杰共花费医疗费126129.01元，其中管国富与刘小平各已支付25000元。另查明，田杰自2012年3月开始一直暂住在杭州市上灰团巷83号。其于××××年×月××日生育一女田某1、××××年×月×日生育一子田某2、一女田某3、××××年×月×日生育一子田某4，该四人均生活在安徽省涡阳县标里镇唐人行政村。因双方对赔偿事宜协商未果，故田杰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刘小明赔偿271181.94元，管国富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刘小明、管国富承担。一审庭审中，田杰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刘小明赔偿249319.36元，管国富承担连带责任，本案诉讼费用由刘小明、管国富承担。一审庭审后，田杰又自愿撤回要求赔偿其母亲田史氏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刘小明作为雇主，对田杰的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管国富将该工程承包给没有拆房资质的个人，且未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田杰在作业过程中未注意自身安全，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刘小明认为其将该拆房工程转包给案外人田某5，但仅有刘小明自己与其妻子廖某的陈述，而参与拆房的四人均陈述与刘小明之间系雇佣关系，故刘小明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该院不予采信。关于赔偿标准，虽然田杰户籍所在地在安徽省涡阳县标里镇唐人行政村，但从2012年3月开始其一直在城镇中生活，故田杰主张按城镇居民标准予以赔偿，予以准许。田杰的四个子女均在安徽农村生活，故应以农村居民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对田杰的损失，该院认定如下：医疗费126129.01元、误工费19875元（150天×132.5元/天）、护理费11925元（90天×132.5元/天）、住院伙食补助费4050元（81天×50元/天）、营养费3000元（60天×50元/天）、残疾赔偿金102730.5元（其中被扶养人生活费16108元/年×8年×10%+16108元/年×3年×10%÷2=15302.5元，43714元/年×20年×10%）、鉴定费2100元，交通费田杰未提供相应的证据，酌情支持600元，以上合计270409.51元，由刘小明赔偿其中的50%计135204.75元，扣除其已支付的25000元，尚应支付110204.75元；由管国富赔偿其中的30%计81122.85元，扣除其已支付的25000元，尚应支付56122.85元；田杰自行承担20%。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酌情确定为4000元，由刘小明承担2500元，管国富承担1500元。综上，对田杰的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该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项、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
一、刘小明赔偿田杰各种损失合计110204.75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二、管国富赔偿田杰各种损失合计56122.85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三、刘小明赔偿田杰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四、管国富赔偿田杰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五、驳回田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20元，由田杰负担666.5元，由刘小明负担1226元，由管国富负担627.5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至法院。宣判后，刘小明、管国富均不服，分别向本院提出上诉。刘小明上诉称：
一、雇佣田杰的是案外人田雁峰，而非刘小明。刘小明承包案涉拆房工程后，即转包给案外人田雁峰，当时与田雁峰约定按照铝皮6000元/吨，铁皮1000元/吨、好铁1200元/吨的价格进行结算。后田雁峰召集田杰、袁某、田某6等人干活，该三人的工资也是田雁峰负责支付。田杰、袁某、田某6三人负责拆卸，田雁峰则负责驾驶货车将拆下的废品拉去卖。田雁峰等四人在一审中陈述每人每天的报酬为200元，根本不是事实。如果该陈述属实的话，田雁峰一天200元的报酬根本不足支付货车的一天支出。因此，田雁峰等四人的陈述不具有证明力，实际雇佣田杰的人是田雁峰，而非刘小明。应由田雁峰承担雇主赔偿责任。
二、一审法院判定管国富承担30%的责任畸轻。管国富在本案中存在两个方面的过错，一是其将案涉拆房工程发包给没有资质的刘小明，存在选任上的过失；二是其没有将厂房顶上存在高压线的危险情况告知刘小明及施工人员，存在指示上的过失。原审法院未全面认定管国富的过错情形，导致认定责任不当，管国富至少应当承担50-60%的责任。故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针对刘小明的上诉，田杰答辩称：一审法院对于本案各当事人在田杰受伤一事中的责任认定，是公正、公平的。刘小明上诉要求重新进行责任划分没有依据，应该予以驳回。刘小明主张其将案涉拆房工程转包给案外人田雁峰，但没有提供任何新的证据，故对该主张也应予驳回。管国富答辩称：管国富在发包过程中已经尽到选任义务，而且还签订合同，明确约定安全责任由刘小明负担。具体答辩意见与管国富的上诉意见一致。管国富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管国富存在选任过失错误。事实上，在案涉拆房协议签订之前，当地长桥村的旧房拆除工程均是发包给刘小明。况且案涉拆房工程量相较于长桥村的旧房拆除而言，显然不是一个量级。既然长桥村委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将拆房工程发包给刘小明，势必对刘小明的资质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基于该在先事实，管国富有理由相信刘小明具有相应的拆房资质和能力，客观上已经尽到了充分的注意义务。至于一审法院认定管国富未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的问题，鉴于前述分析，管国富有理由相信刘小明具有相应的拆房资质和能力，且案涉房屋拆除协议中也明确约定“在拆除过程中，所有安全责任由乙方（即刘小明）自行负责，与甲方（即管国富）无关”，在此情况下，显然不能再苛求管国富提供其他安全条件。客观上讲，案涉拆房工程发包给刘小明后，选派何人具体施工，需要准备什么施工工具，具体施工方案如何，均应属于刘小明的职责范围。综上，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管国富无需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针对管国富的上诉，田杰答辩称：长桥村的工程和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即使长桥村的旧房拆除工程依法承包给刘小明，也不能证明管国富就已经履行了相关的审查义务。其将房屋拆除工程发包给刘小明，应该另行审查刘小明的资质。管国富和刘小明在拆房协议中约定安全责任由刘小明承担，该约定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的规定，属无效。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的认定正确，应予维持。刘小明答辩称：案涉房屋系管国富私自搭建的厂房，与长桥村的旧房不相同。因为管国富的厂房与高压线的距离太近，当地电力公司曾给管国富发出整改通知书，但管国富并未处理。现田杰受伤就是因为被高压线烧到。二审中，刘小明申请证人蔡某、廖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刘小明已将案涉厂房拆卸工程转包给案外人田雁峰。蔡某当庭陈述：证人与刘小明系老乡，长期跟着刘小明做拆房工程，案涉厂房本来刘小明是要给证人拆的，后来因为田雁峰说当年行情不好，希望能够接下该笔拆房业务，后来刘小明就将案涉拆房业务给了田雁峰，证人只是承接了大理石的拆除业务。刘小明和田雁峰协商的时候，证人就在现场，听到商谈内容是好一点的铁1200元/吨，铁皮1000元/吨，铝皮6000元/吨，两人没有签订书面协议。证人廖某当庭陈述：其系蔡某的妻子，当时听丈夫蔡某讲，刘小明将案涉厂房的拆除工程给了田雁峰做，后来证人也到了协商的现场，看到了他们的协商过程。经质证，田杰发表意见如下：对两位证人陈述的证言真实性有异议，且不能证明刘小明主张的待证事实。管国富质证认为：两位证人均系刘小明的职工，故对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管国富向本院提交长桥村1组和6组分别与杭州明才拆房有限公司签订的拆房协议各一份，拟证明刘小明有拆房资质。经质证，田杰认为该组证据均系复印件，故对证据真实性有异议。且该两份协议的当事人一方均为杭州明才拆房有限公司，而非刘小明个人，该两份协议与本案无关。刘小明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1组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协议的拆房资质是刘小明借的；6组协议不真实；该两份材料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为，关于刘小明申请的两位证人陈述的证言，该两人均系刘小明的老乡，且两人也陈述长期在刘小明手下分包拆房工程，也即两人与刘小明存在重大的利害关系，在缺乏其他直接有效证据的情况下，仅凭该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刘小明已经将案涉拆房工程转包给田雁峰的事实，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关于管国富提供的证据部分，该两份协议与本案无直接关联，且刘小明也自认该协议系借用他人资质签订的，该两份协议不足以认定刘小明个人有拆房资质的事实，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也不予采信。田杰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根据有效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二审
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各方在田杰受伤事故中应承担的责任比例问题。根据管国富和刘小明之间签订的《房屋拆除协议》的约定，就房屋拆除工程而言，两人形成了工程承包合同关系，即管国富是发包人，刘小明是承包人。受害人田杰系在拆除该厂房过程中受伤的事实清楚，刘小明主张其已将该工程转包给案外人田某5，但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佐证。结合田某6、袁某、田某5等三人在一审中陈述的证言，可以认定田杰系提供劳务一方，而刘小明系接受劳务一方，两人之间形成劳务合同关系。刘小明就法律关系认定提出的异议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刘小明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其本身并不具备拆房的资质和相应的技术条件，在具体施工过程中也没有进行任何的安全教育和管理，导致案涉事故的发生，存有重大的过错，依法应对事故的结果承担主要责任。管国富作为发包人，没有对刘小明是否具有拆房资质进行严格的审查，存在选任不当的过失；在明知厂房与高压线距离较近，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情况下，管国富未在交付拆除前消除该隐患，也未将该安全隐患告知刘小明或其他施工人员，该情形构成不作为的过错。当然，田杰作为施工人员，在施工过程中未能尽到合理的主要义务，也存有一定的过错。原审法院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酌情判令由刘小明承担50%的责任，管国富承担30%的责任，田杰自负20%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刘小明、管国富就损害赔偿责任比例提出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均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
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60元，由上诉人刘小明负担2520元，由管国富负担1240元。刘小明、管国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到本院办理退费手续。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俞建明
审 判 员 余江中
代理
审判员 石清荣
二〇一六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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