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延中民一终字第5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任某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刚山，吉林衡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某甲。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桂月，吉林由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陆鹏，延吉市小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某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桂月，吉林由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陆鹏，延吉市小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某乙。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某丙。
上诉人任某某因与被上诉人任某甲、崔某某、任某乙、任某丙赡养费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2015)延民初字第18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任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金刚山，被上诉人任某甲、崔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林桂月、程陆鹏，被上诉人任某乙、任某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任某某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任某甲、崔某某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任某甲、崔某某负担。事实和理由：《责任书》并非任某某亲笔签写，系伪造而成，而且父母也并非该合同的相对方，所以父母无权以该合同为由起诉任某某要求支付之前未履行的赡养费。而任某某至今已经对父母尽到了应尽的赡养义务，父母也并非生活困难，有足够的资金保障，所以无权向子女主张日后的赡养费。任某甲、崔某某辩称，维持原判。任某乙辩称，维持原判。任某丙辩称，维持原判。任某甲、崔某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任某甲生有三女儿，长女任某乙、次女任某某、三女任某丙。因任某甲、崔某某体弱多病，经常住院治疗，由大女儿任某乙花销了不少费用，任某甲、崔某某除了微薄的退休金以外，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2002年4月24日，任某甲、崔某某大女儿任某乙与任某某、任某丙为支付父母生活补助金问题，经协商签署了“责任书”。“责任书”约定：每人每年支付给父母15万日元（折合人民币12000元，每月1000元）生活补助金。三个女儿在“责任书”上签署后，大女儿任某乙与小女儿任某丙每年均按时履行了义务，但任某某却从来不履行已承诺的应尽义务。2009年以来，任某甲、崔某某因病多次住院，花去了不少治疗费用和其他各种费用。为确保义务当事人按约定履行应尽义务，任某甲、崔某某请求法院判令：
一、任某某履行“责任书”中约定的给付父母生活补助金的义务，每年支付给任某甲、崔某某15万日元（折合人民币12000元，每月1000元）；
二、任某某应支付给任某甲、崔某某未支付的赡养父母生活补助金18万元人民币（自2000年4月开始至2014年止）；
三、请求判令任某乙、任某丙自2015年起按协议书约定继续履行赡养义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任某甲、崔某某生有三女儿，长女任某乙、次女任某某、三女任某丙。任某甲、崔某某除了退休金以外，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2002年4月24日，任某甲、崔某某大女儿任某乙与任某某、任某丙，为支付父母生活补助金问题，经协商签署了“责任书”。“责任书”约定：关于父母生活补助金一事，经姐妹三人共同协议如下：因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和责任，父母年长、体弱多病，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子女在外已不能在身边照顾，每年以补助生活用金形式尽义务责任。从2002年起每人每月1万日元，3万日元为取暖费，12万元+3万元，共计15万日元，每人每年支付给父母15万日元（折合人民币12000元，每月1000元）生活补助金。任某乙、任某某、任某丙在“责任书”上签署后，任某乙与任某丙每年均按时履行了义务，但任某某没有履行“责任书”已承诺的每年支付给父母15万日元的义务。2009年以来，任某甲、崔某某因病多次住院，花治疗费用和其他各种费用。在庭审中，任某某虽主张“责任书”的签字不是本人签字，但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未向本院申请字迹鉴定，也没有提出其他证据证明“责任书”上的签字不是本人签字，也不能证明自己履行了“责任书”上约定的义务。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之规定，任某甲、崔某某有向子女任某乙、任某某、任某丙付给赡养费的权利。现任某乙、任某某、任某丙已于2002年4月24日签订“责任书”并约定每人每年支付给父母15万日元（折合人民币12000元，每月1000元），该约定系任某乙、任某某、任某丙自愿签订的，并没有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任某甲、崔某某对该协议予以认可，应为合法有效。任某乙、任某丙按约定履行了截止2014年的赡养费，而任某某没有按“责任书”约定履行赡养义务，任某某应自2002年5月起履行“责任书”约定的每年支付15万日元的义务，任某甲、崔某某主张2000年4月起应给付赡养费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任某某应自2002年5月起向任某甲、崔某某给付赡养费。任某某、任某乙、任某丙自2015年1月起继续履行每人每年给付15万日元赡养费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
一、被告任某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立即给付原告任某甲、崔某某赡养费1887500日元（赡养费按每年15万日元计算，自2002年5月至2014年12月止，共计12年7个月）；
二、被告任某某、任某乙、任某丙自2015年1月起，按每人每年15万日元标准，继续履行给付原告任某甲、崔某某赡养费的义务；
三、驳回原告任某甲、崔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任某某、任某乙、任某丙未按本判决指定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元，诉讼保全费1510元，共计1610元，由原告任某甲、崔某某负担261元，被告任某某负担1349元。本院二审期间，任某某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证据一：任某某与任某甲、崔某某在2008年-2014年期间在日本生活期间合影的生活照片36张，证明任某某起诉任某甲、崔某某之前作为子女尽到了孝敬、赡养父母的责任。任某甲、崔某某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照片只能反映父母与子女之间正常往来，不能作为其对父母赡养的依据。任某乙、任某丙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照片只是生活当中的一小部分。
本院认为，双方对该组照片均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其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据二：延吉市人民法院（2014）延民初字第5044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该判决书第六页下数第11行“任某乙偿付的利息4万元，原告未主张”内容可以证明任某某同意其从任某乙处得到的利息4万元送给任某甲、崔某某使用，是任某某作为子女也尽到了尽孝、赡养父母的责任和义务。该4万元应认定为任某某向任某甲、崔某某支付的赡养费。任某甲、崔某某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判决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它并不载明尽赡养义务的责任，故与本案无关。任某乙、任某丙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
本院认为，双方对该证据均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其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据三：1、崔某某名下的中国银行2007年9月29日至2009年的9月29日止，27万元的定期存单复印件一张；2、崔某某于2014年2月28日办理的5年期限的合众人寿保险公司的理财保单复印件1张，证明任某甲、崔某某曾有高额存款，买高额保险理财产品，并做理财活动，其生活并不困难，不符合《婚姻法》规定的“生活困难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的情形。任某甲、崔某某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款是任某乙的钱，2013年3月18日本院第一次开庭之后取出，并给了任某乙，该证据不能对抗“责任书”效力，况且任某某曾将80万元人民币保管在老两口处。任某乙质证认为，任某某提供的27万元和保险款都是我的钱，与任某某无关。本钱是我的钱，红利和利息给父母用。任某丙质证认为，任某甲、崔某某没有钱。
本院认为，双方对该证据均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其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据四：1、2009年7月3日任某乙转账给任某甲的电汇凭证一份，金额为人民币27万元；2010年2月2日任某乙转账给任某甲的44万元个人（转账）回单一份；2、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23日任某甲为期两年的《工商银行牡丹灵账户历史明细单》复印件一份；3、2014年5月1日至2015年8月8日任某甲的《交通银行零售客户交易明细清单》复印件3份，上述1、2、3证据证明任某甲利用任某某委托管理的71万元（该款是任某乙向任某某借80万元后，经任某某的同意交给任某甲管理的钱）进行了多年的理财活动，但其未向任某某交付理财所得，故其生活并不困难，不符合《婚姻法》规定的“生活困难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情形。第二次开庭审理中任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此作了补充质证意见，71万元不是委托管理的钱，而是不当得利款。任某甲、崔某某质证认为，该组证据结合证据三，足以表明该款是任某乙的钱，该款的存在不能证明任某某尽赡养义务的依据，且不能抗辩“责任书”中各方应尽的义务，故不能作为证据。上述款项都是任某乙转账给任某甲的电汇款，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为，对其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据五：任某甲书写的经过公证的《声明书》复印件一份，证明该份《声明书》中任某甲自认了通过任某乙从任某某处收到2002年至2014年6月期间的赡养费及礼金的事实。并且任某甲、崔某某自2002年至2014年期间去日本旅游共6次，平均每两年去日本人旅游一次，这不符合《婚姻法》规定的“生活困难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的情形。任某甲、崔某某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生活困难无关。该证据不能对抗“责任书”中确认的赡养义务。6次去日本的旅游费用均由任某乙、任某丙出资，与任某甲、崔某某生活困难无关。任某乙质证认为，出国6次都是我邀请的，一直都住在我的家中，与任某某无关。任某丙质证认为，任某乙说的属实。
本院认为，双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其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据六：经过公正、认证的日本两家笔迹鉴定机构《鉴定意见书》两份及吉林正达司法鉴定中心的《笔迹鉴定意见书》一份，证明任某甲、崔某某提供的“责任书”上的任某某签名不是任某某本人所签，该签名笔迹系他人模仿任某某的笔迹伪造的事实。任某甲、崔某某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以及鉴定结论均有异议。在一审时任某某在法定期间内放弃了鉴定主张；该鉴定不是法院委托鉴定的，违背了法律程序做出的，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为，任某甲、崔某某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以及鉴定结论均有异议，且该三份证据不是法院委托，故本院对其三份证据不予采信。证据七：延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出具的《证明》两份，证明任某甲于2001年1月退休，每月基本养老金为2477.14元；崔某某于1993年10月退休，每月基本养老金为2077.50元。任某甲、崔某某均有自己的退休工资和医保，故不符合《婚姻法》规定的“生活困难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情形。任某甲、崔某某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不能对抗“责任书”的效力，不足以弥补因生病等原因生活困难的情况。
本院认为，双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且该证据系延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出具，故本院对其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据八：各银行存款余额情况。任某甲和崔某某在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农村信用社，工商银行，民生银行的存款余额情况为0。交通银行存款余额为人民币2131.01元、100万日元，吉林银行的存款余额为30万日元，邮政银行的存款余额为崔某某名下5915.99元，任某甲名下19817.12元和69.55元。证明任某甲和崔某某在银行有较大数额的存款，不符合《婚姻法》规定的“生活困难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情形。任某甲、崔某某质证认为，真实性没有异议，不能对抗“责任书”的效力。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不能对抗“责任书”的效力，不足以弥补因生病等原因生活困难的情况。任某乙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有异议，100万日元是任某乙和任某丙给父母各存50万日元的。任某丙质证认为，任某乙的质证意见一致。
本院认为，双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且该证据系银行出具，故本院对其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据九：吉林公正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及鉴定费收据一份，证明“责任书”上的任某某的签名不是本人签字的。任某甲、崔某某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内容有异议，不应采信。
一、从鉴定程序论。一是《责任书》中推测和不能辨认类似签名不符合鉴定标准，而强行鉴定于情于理均违规。笔迹分为：正常笔迹、伪装笔迹、模仿笔迹、绘画笔迹等等。而《责任书》类似签名系数绘画笔迹，任某某亦应该向鉴定机构提交与《责任书》相同的绘画笔迹，但并未按规定要求提供。二是2016年3月18日开庭时，法庭就鉴定事宜并未向任某某进行明示，任某某及其代理人亦末提出申请鉴定要求，对此开庭笔录亦没记录在案。三是任某某参加了2016年3月18日的法庭，其在庭审时或庭审休庭后，并未向法庭主张和提交需要鉴定的申请书。而且所谓“笔迹鉴定申请书”没有有任某某的亲笔签字。四是所谓“笔迹鉴定申证请书”没有任某某的亲笔签字无论是谁交予法庭均不合法。撤诉和申请鉴定的特别授权，必须在授权委托书中明确载明，任某某并未授权其代理人在笔迹鉴定申请书中代签字。五是所谓“笔迹鉴定申请书”是由李春子起草签写提交，而李春子并不是本案二审的代理人，其没有权利向法院提交“笔迹鉴定申请书”。六是任某某代理人在代理词中，用手写日后填写的“二审中我们要求申请鉴定”无效。任何“鉴定”和申请均系在法庭调查阶段，且在法庭的明示下，并限期当事人提交时间，还要记录在案。而任某某的代理人在辩论结束后，用手写填加的“二审中我们要求申请鉴定”无效。
二、从鉴定实体论。一是《司法鉴定意见书》主观武断，笔迹鉴定的步骤方法不真实。从客观事实论，在法院《对外委托工作交接表》中“委托要求”所述，《责任书》中“京春”字样写有潦草且不能辨认推测类似签名的二的笔画书写潦草、难以辩认为不正常书写的笔迹。故《司法鉴定意见书》按照自己的主观臆断推论而不真实。二是根据任某乙和任某丙的描述，是任某某在非正常书写状态中书写的两次签名字迹，4个字中有3个字是无法辨认的，只有一个字也称为是推测可以辨认所谓的字。故不可辨认和推测辨认的字迹根本就不具备鉴定检验标准。三是笔迹鉴定规范标准必须是以四个方面的物质要素作为依据其中最关键的一项是鉴定对象(检材)，其基本条件达不到国家规定的标准就不具备鉴定条件。或者虽已具备条件但由于数量、质量较差作出结论的准确性也难以保证。《责任书》本身的鉴定对象(检材)，从数量和质量标准上，均不具备鉴定条件。鉴定机构仅用推测辨认的“一个字”作出鉴定结论，显然不符合标准和规范。四是当年任氏三姐妹签订该《责任书》时，是在日本任某某新搬的家里所签写署，鉴定机构鉴定人员没在签字现场，且在不具备鉴定检材条件下，作出违背客观事实的鉴定结论没有说服力。故该份所谓《司法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认定本案的事实证据使用。鉴定费收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任某乙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鉴定结果有异议，“责任书”上任某某的签字是本人签的，“责任书”的内容都是任某乙书写的。鉴定费收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要求重新鉴定。任某丙质证认为，任某乙的质证意见一致。
本院认为，双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且该证据系双方共同选择的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该《司法鉴定意见书》从程序上以及规则适用上并无不当之处，故本院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予以采信。任某乙、任某丙虽然主张要求重新鉴定，但并未举出足以推翻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的有效证据，故其主张不予采信。证据十：2001年至2009年止，任某甲、崔某某名下的中国银行存折复印件一份，证明任某甲、崔某某有高额存款。2009年年末存折内余额为0。该证据复印在延吉市人民法院（2014）延民初字第5044号案件卷宗。任某甲、崔某某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本应在第一次开庭中提交，而任某某放弃了对该证据的举证权利。该组证据所涉及的金额与任某某尽义务无关。况且大额存取的数据是为任某乙代保管的。上次开庭中任某乙在法庭上予以确认的。该组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任某乙、任某丙未提出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双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其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据十一：日本横滨市医院的收据复印件（日文）及任某甲、崔某某在日本的诊查券复印件（日文），证明任某某领任某甲、崔某某多次到医院检查身体，尽到了赡养义务。任某甲、崔某某在日本没有保险，医疗费用全部由任某某负担。任某甲、崔某某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境外证据按照我国的证据规则规定必须由我国驻外使领馆予以认证方可作为证据使用。对关联性的证明提出异议，任某某证明做到了孝顺，所谓的孝道与本案约定应给付义务无关。故该组证据不应采信。任某乙、任某丙未提出质证意见。证据十二：任某某在2014年10月10日在日本银行贷款证明复印件一份（日文），证明任某某在日本生活比较困难，并不富裕。任某甲、崔某某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境外证据按照我国的证据规则规定必须由我国驻外使领馆予以认证方可作为证据使用。该份证据不能证明任某某生活困难。也不能抗辩任某某在延吉存有495万元人民币和150万日元、5万美元的事实。该事实由任某某在（2014）延民初字第5044号案件笔录中自己承认过的事实。任某乙、任某丙未提出质证意见。证据十三：任某某的女儿大学自费学费收据两份（日文）、任某某的丈夫在日本的住院诊断书一份（日文）、住院花费明细（日文），证明任某某在日本生活比较拮据并不富裕。任某甲、崔某某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境外证据按照我国的证据规则规定必须由我国驻外使领馆予以认证方可作为证据使用。该份证据不能证明任某某生活困难。任某某丈夫的住院费与本案无关。任某乙、任某丙未提出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任某某提供的证据十一、十二、十三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规定，故本院不予采信。证据十四：延边州公安局出具的任某某“出入境查询结果”三张，证明该出入境记录显示任某某2000年6月1日才出境到日本，任某乙、任某丙在庭审中陈述的三人从2000年4月份开始口头约定父母赡养费每月1万日元的陈述不符合事实。证明任某乙在一审审理期间陈述的内容虚假。任某甲、崔某某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2002年任某某在日本，只是任某乙所陈述的是三人约定从2002年开始为父母支付生活用金和赡养费。该份证据不能认定任某乙和任某丙陈述的是违背客观事实。查询结果证明2000年6月4日到日本以后2003年回国。2000年到2002年《责任书》产生期间任某某一直在日本，所以任某乙、任某丙陈述的事实是属实的。任某乙、任某丙未提出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双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其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二审中，任某甲、崔某某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据一：起诉状一份。证明2015年3月31日，任某乙作为案件原告对任某某提起了诉讼，任某甲列为第三人。一审法院立案庭法官向主管领导作了回报，主管领导指示，任某甲不能列为案件第三人，应作为原告提起诉讼，该案因主体不适格而退回。任某甲、崔某某主体适格。任某某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任某乙、任某丙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
本院认为，双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其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据二：视频资料一份。证明“责任书”的书写过程和履行情况。任某某质证认为，任某乙和任某丙的陈述内容不认可。任某乙、任某丙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
本院认为，任某某对该证据不认可，且结合任某某提供的证据即吉林公正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本院对其证据不予采信。证据三：任某乙的“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及任某甲在交通银行的“零售客户交易明细清单”，证明100万日元是任某乙给父母存入的赡养费，是任某乙给父母的医疗费，除了退休金以外的都是任某乙的钱。任某某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不了该款是任某乙给的。任某甲的很多收入是任某某的财产中产生的数额。任某乙质证认为，该100万日元是任某乙和任某丙各存50万日元的。任某丙质证认为，任某乙的质证意见一致。
本院认为，双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其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据四：2016年3月3日任某甲和崔某某的医院诊断书二份及医疗费收据四份，证明任某甲、崔某某的退休工资不足以满足生活费用和医疗费用。任某某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有异议。任某甲、崔某某的工资完全可以满足治疗费用。任某乙、任某丙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
本院认为，双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其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二审中，任某乙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据一：延吉市清水小区四位居民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任某甲和崔某某两位老人病重，尤其是崔某某患老年痴呆症极为严重，经常外跑找不到家。任某甲因体弱多病，护理老伴。邻居和小区物业都知道这一事实。证据二：崔某某病情介绍、延边脑科医院检验报告单、痴呆患者住院合约书、收据二份，证明：1.崔某某老年痴呆病情严重，任某甲因体弱多病，不能照顾老板崔某某；2.住院费药费以外，每月固定费用就是5000元，现已经交付了一个月的费用5000元；3.住院合约暂定为十个月，到期后准备继续合约。父母每月的养老金不足以支付全额住院费，故每月的不足部分，由任某乙和任某丙支付。任某甲和崔某某是任某乙，任某某，任某丙的父母，所以住院费用应由任某乙，任某某，任某丙共同分担；4.父母每年数次的住院费用的不足部分都是任某乙和任某丙支付，任某某十几年来从未拿过1分钱。任某某对任某乙提供的证据一、二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有异议，与本案无关，非本案的审理范围。任某甲、崔某某质证认为，对该证据无异议。任某丙质证认为，对该证据无异议。
本院认为，双方对任某乙提供的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其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二审中，任某丙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任某甲、崔某某生有三女儿，长女任某乙、次女任某某、三女任某丙。任某甲于2001年1月退休，2015年12月10日延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出具证明，其每月基本养老金为2477.14元。崔某某于1993年10月退休，2015年12月10日延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出具证明，其每月基本养老金为2077.50元。2009年以来，任某甲、崔某某因病多次住院治疗。任某甲、崔某某在一审时向法庭提供2002年4月24日，任某乙、任某某、任某丙签署的《责任书》。《责任书》约定：关于父母生活补助金一事，经姐妹三人共同协议如下：因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和责任，父母年长、体弱多病，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子女在外已不能在身边照顾，每年以补助生活用金形式尽义务责任。从2002年起每人每月1万日元，3万日元为取暖费，12万元+3万元，共计15万日元，每人每年支付给父母15万日元（折合人民币12000元，每月1000元）生活补助金。二审审理中，经任某某的申请，本院委托吉林公正司法鉴定中心对《责任书》上的“京春”字样的签字是否为任某某本人签字进行了鉴定。2016年6月1日吉林公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鉴定意见书，其结论为：“2002年4月24日”《责任书》上“签字”二字下方的“京春”及“次女”后面的“京春”等字迹不是任某某书写的。任某某支付鉴定费2000元。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任某甲、崔某某均已过70岁的退休老人，体弱多病，故任某某、任某乙、任某丙作为任某甲、崔某某的子女，应履行赡养义务。对于赡养费的具体数额，本院综合考虑当地生活水平、任某甲、崔某某的实际需求以及任某某、任某乙、任某丙的经济状况，酌定每人每月人民币700元。任某甲、崔某某虽然根据“责任书”约定主张，任某乙、任某某、任某丙每人每年支付给父母15万日元生活补助金，但二审审理时经鉴定，该“责任书”中任某某的签名不是本人书写，故该“责任书”对任景春没有约束力。综上所述，任某某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
判决如下：
一、撤销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2015)延民初字第1818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任某某、被上诉人任某乙、任某丙从2015年4月起，每人每月给付被上诉人任某甲、崔某某赡养费人民币700元；
三、驳回被上诉人任某甲、崔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任某某、被上诉人任某乙、任某丙负担、诉讼保全费1510元，由上诉人任某某负担755元、由被上诉人任某甲、崔某某负担75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任某某、被上诉人任某乙、任某丙负担；公告费600元，由被上诉人任某乙、任某丙负担；鉴定费2000元，由被上诉人任某甲、崔某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贞子
审判员 咸柱英
审判员 池东波
二〇一六年九月一日
书记员 池宥贞 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