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9民终236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江苏华信亚麻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东台市南沈灶镇镇南路1号。
法定代表人：王雅琴，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虹，江苏天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
上诉人（一审被告）：崔世东。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平，东台市东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江苏华信亚麻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纺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崔世东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2015）东商初字第003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信纺织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华信纺织公司与被上诉人崔世东之间系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一审认为“华信纺织公司与崔世东之间是否存在运输合同关系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系事实认定错误。（1）本案中，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货物进行运输，被上诉人的配载部根据上诉人的货物运输情况，安排了具体运输的车辆，并将具体车辆通过短信的形式通知了上诉人，并不是上诉人与案外人之间商谈的，被上诉人是直接的承运人，而不是所谓的居间人。（2）运费是按照被上诉人的要求打到其指定的案外人账户的，应当视为被上诉人已经收取了运费。（3）被上诉人的店铺名称为“东淘配载部”，其对外经营均以“东淘配载部”的名以外进行，本案也是如此。所谓配载是第一承运人根据货物托运人提出的托运要求，自行组织运输工具进行具体的装运或者联系第三方完成双方约定的承运义务。一审法院将“配载”理解为“居间”系属错误。2.被上诉人配载部配载的车辆丢失货物共计7.08吨，价值人民币86376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所提供证据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被上诉人丢失的货物价值。根据法律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应当赔偿上诉人损失86376元和。崔世东二审辩称：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居间合同，并非是承运合同，被上诉人在整个运输过程中仅仅起到媒介和协助的作用，在运输过程中被上诉人并没有承担运输收费等权利和义务。2.上诉人上诉的理由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在上诉状所陈述的事实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3.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华信纺织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崔世东赔偿华信纺织公司货物损失合计人民币86376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崔世东承担。一审中，华信纺织公司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1.函告复印件一份，证明2013年6月28日，华信纺织公司向崔世东发函，因其配载的车辆丢失货物7.08吨，价值86376元，要求崔世东至华信纺织公司处理货物损失赔偿事宜。2.2013年6月26日中国丝绸工业总公司函件传真件一份，证明崔世东实际提取货物1216件，重量100吨，而收货方龙井市大泽亚麻纺织有限公司仅收到1135件，少81件。3.出库报告传真件五份，证明：崔世东实际提取货物1216件，签收人为汤胜昌。4.收货方龙井市大泽亚麻纺织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和过磅单传真件各一份，证明龙井市大泽亚麻纺织有限公司只收到货物大约1135件，重量是92.92吨。5.崔世东发给华信纺织公司会计杭信春的手机信息打印件一份，证明崔世东向华信纺织公司告知具体配载车辆事宜，该配载车辆与出库报告上的运货车辆是一致的，而且，在运输过程中崔世东又增加一辆车，由汤胜昌签字确认。6.崔世东发给华信纺织公司会计杭信春的信息打印件一份，证明崔世东要求华信纺织公司将运费打到其指定的账户，该账户户主是签收人汤胜昌，与出库报告上签收人是同一人；货物是从上海运至龙井市大泽亚麻纺织有限公司。7.转账凭证六份及付款计划单四份，证明华信纺织公司向崔世东指定的汤胜昌账户支付运费92000元。8.购销合同一份，证明华信纺织公司与中国丝绸工业总公司存在购销关系，合同编号是2013ZSNX-001，该证明与证据2相吻合，同时证明货物单价是12220元/吨，是计算损失的依据。9.EMS邮件详情单一份，证明：华信纺织公司向崔世东发出证据1的函告，崔世东已经收到。10.杭信春的证人证言，证明杭信春代表华信纺织公司与崔世东协商运输事宜，崔世东为承运人。11.手机照片一份（由于手机故障无法打印），内容是崔世东一直以东淘配载部的名义进行货物配载运输，配载部的联系号码是崔世东的手机号码，证明崔世东帮华信纺织公司运输就是以东淘配载部的名义进行承运的。
经审理查明：华信纺织公司持上述11份证据向本院提起诉讼，认为其与崔世东之间形成运输合同关系，要求崔世东赔偿因运输过程中货物短少造成的损失86376元。一审中，崔世东陈述的事情经过为：华信纺织公司的谢总与崔世东熟悉，杭信春当时代表华信纺织公司负责将案涉货物运送至吉林，谢总就介绍崔世东跟杭信春认识，由崔世东上网发送配载信息，汤胜昌在网上看到信息后与崔世东联系报价，崔世东将报价告知杭信春，之后汤胜昌向崔世东提供了四辆提货车辆的信息，由崔世东将驾驶员身份信息及车牌号发给杭信春，杭信春再通知上海仓库按崔世东提供的车辆信息安排货物出库，具体出库时有五辆货车提货的情况，崔世东也不清楚。在整个过程中，崔世东只负责提供车辆的信息，起联络中介作用，并收取每辆车300元的信息费，该信息费由汤胜昌支付给崔世东，具体运输费用由华信纺织公司直接与汤胜昌进行结算。崔世东在一审中对华信纺织公司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崔世东没有收到该函件，而且上面所载的内容系华信纺织公司的单方意思，不能证明华信纺织公司的货物出现短少，而且发出函件时间与货物到达时间相隔17天，如货物短少，应在收货当日即发现，该证据不能证明华信纺织公司的主张。证据2，该证据说明收货人没有认真过磅，没有明确的短少数量经承运人签字认可，不能证明货物短少的事实。证据3，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崔世东不是承运人，无法对出库报告进行说明。证据4，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只能证明收货人没有按照发货人的约定进行验收确定数量，不能证明货物短少的事实。证据5，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该证据证明崔世东在运输过程中仅起介绍作用，崔世东是居间人，而非承运人。证据6，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该证据证明华信纺织公司与承运人在运输价格上有争议，华信纺织公司请求崔世东作为证明人将金额确定下来不再涨价的事实。证据7，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该证据也佐证了崔世东不是本案运输合同的承运人。证据8，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难以确认，崔世东不是合同的当事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9，收件人崔世东不认识，崔世东没有签收。证据10，证人系华信纺织公司职工，证人证言具有一定倾向性，而且也证明了华信纺织公司要求崔世东上网寻找实际承运人的事实。证据11，该证据不能推定崔世东与华信纺织公司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华信纺织公司在举证过程中没有一项证据是与东淘配载部有关，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一审法院在审查华信纺织公司提供的证据时还注意到：证据2函件中明确载有“存放于上海宏良仓库的5个货柜共计1242件（100吨）”的内容；证据3的5份利国出库报告上签收人均是汤胜昌，车号分别为皖K×××××、皖K×××××、皖K×××××、皖K×××××、皖K×××××，而且出库报告上只有出库货物的件数，没有出库的重量及有无进行出库过磅的信息；证据4中还有“因散包太多，只能记个大约包数”的注明内容；证据5的具体内容为“杭会计！皖kC8896，张军341623197910056715，黄冠宇，皖kc2065，342130197305046751，林德森，皖kB7366，413023197508134014i，谭飞，皖K×××××，34012319790301165X”；证据6的具体内容为“杭会计！6228480030606881719，汤胜昌，上海至吉林龙井亚麻运费九万二千元请速打来下货”。一审中，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准备将汤胜昌追加为本案第三人，并书面要求华信纺织公司、崔世东提供汤胜昌的具体身份信息，但华信纺织公司、崔世东均未能提供。因无法确认汤胜昌的具体身份信息，致本案无法追加第三人。一审法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一、华信纺织公司与崔世东之间是否存在运输合同关系。
二、华信纺织公司的具体损失是多少。一审法院认为：
一、关于华信纺织公司与崔世东之间是否存在运输合同关系的问题。本案中，双方未签订书面的运输合同。华信纺织公司主张运输合同成立的证据主要是证据5、证据6、证据10、证据11。证据10的证人系华信纺织公司职工，且是华信纺织公司负责联系货物运输的直接负责人员，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存在一定利害关系，且其证言为孤证，该证据的证明力较弱；对于证据5、证据6，崔世东在庭审中也作出了合理解释；证据11并不能证明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根据华信纺织公司的举证以及崔世东的答辩、质证，华信纺织公司与崔世东之间是否存在运输合同关系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华信纺织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崔世东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其应承担因此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二、关于华信纺织公司的具体损失是多少的问题。华信纺织公司提供的证据2函件中明确说明是“存放于上海宏良仓库的5个货柜共计1242件（100吨）”，又说明“实际提取出1216件及部分散包（100吨）”；证据3利国出库报告中显示汤胜昌签收出库的件数为1216件，没有体现具体的重量以及有无进行出库过磅等信息；证据4中显示大约1135件，重量92.92吨，还特别注明“因散包太多，只能记个大约包数”。以上证据只能表明从存放仓库到出库再到目的地进行过磅，货物的件数也就是包数发生了变化，而具体减少的重量，因为还存在散包的问题，上述证据无法予以确认；而且，证据2函件中说明的“实际提取1216件及部分散包（100吨）”内容，只是中国丝绸工业总公司在目的地过磅发现重量短少后的单方说法，并没有提供相应依据予以佐证，利国出库报告上也没有显示出库时的具体重量，凭此说明内容直接与最后称重的92.92吨相减得出损失重量，没有依据。综合分析以上华信纺织公司提供确定具体损失的证据，无法确认华信纺织公司因此造成的具体损失。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华信纺织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60元，由华信纺织公司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本院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
一、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能否证明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
二、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货物在运输过程中丢失7.08吨。
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当其未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其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中，上诉人华信纺织公司主张其与被上诉人崔世东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其即应提供证据证明运输合同关系成立的基本事实，其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运输合同关系的基本事实的，即应承担主张不成立等不利后果。（1）上诉人华信纺织公司主张运输合同成立的证据有其公司员工杭信春的证人证言，由于杭信春系上诉人公司具体从事运输安排的员工，其与本案的处理结果具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较低。（2）华信纺织公司所提供的手机短信两条，仅能证明杭信春系与崔世东联系，并由崔世东告知了运输车辆和运费信息，并不能证明崔世东是基于承运人的身份安排车辆和收取运费。（3）华信纺织公司所提供的函告，系该公司单方制作，被上诉人并未认可，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双方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且被上诉人认可了损失赔偿。（4）关于“配载”的问题，上诉人无证据能够证明双方洽谈的是“配载”，故“配载”的含义与本案无关。也就是说结合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达到民事诉讼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不足以证明其与被上诉人就案涉货物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中国丝绸总公司的函件及其附件装货签署单可以看出，货物出库时仅有两辆车进行了称重，其余三辆车并未称重，装货通知单也未载明货物重量，也就是说实际出库货物重量为100吨仅为中国丝绸总公司的单方陈述，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即便认定货物到达后的重量为92.92吨，也不足以认定运输途中货物短少的数量。综上，华信纺织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华信纺织公司作为商事活动主体，风险意识缺乏，经营行为极度不规范，其举证不能导致败诉的不利后果，应自行承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恰当，程序合法，依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
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60元，由上诉人江苏华信亚麻纺织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志忠
审 判 员 胥 霞
代理
审判员 付陈友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王 浩 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