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鲁民终14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杜美艳。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媛。上诉人之共同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炜东、邱心超，山东诚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
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远洋对外劳务合作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
法定代表人：何海，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柴玲，该公司法律顾问。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银堂，该公司法律事务专员。
被
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远洋华林国际船舶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
法定代表人：刘明发，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健，该公司职工。上诉人杜美艳、上诉人高媛因与被上诉人青岛远洋对外劳务合作有限公司（以下称远洋劳务）、被上诉人青岛远洋华林国际船舶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远洋华林）海上人身伤亡赔偿纠纷一案，不服青岛海事法院（2014）青海法海事初字第2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杜美艳及上诉人之共同诉讼代理人李炜东、邱心超，被上诉人远洋劳务的诉讼代理人柴玲、王银堂，被上诉人远洋华林的诉讼代理人雷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杜美艳、高媛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丧葬费21342元，死亡赔偿金704540元；被上诉人远洋华林赔偿上诉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利益损失30万元以及自上诉人一审起诉之日至履行付款义务期间的利息；两审诉讼费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被上诉人远洋华林提交的证据充分证明，高维财与远洋华林及船东之间是雇佣关系。一审期间，远洋华林提交的其与船东K/SDANSKIB57签订的《标准船舶管理协议BIMCO》，明确协议管理人远洋华林以船东K/SDANSKIB57船东代理人的身份执行船舶的管理服务，其中“船员保险”指就船员险所投保的保险，船员险包括但并不限于身故、疾病、遣返、伤残、船舶失事、失业赔偿及个人财物损失。两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承认了远洋劳务将高维财派到远洋华林管理的船舶上。远洋劳务将远洋华林转来的《和解协议》交付给上诉人。《国内船舶管理业规定》将船舶管理人称为“船舶管理经营人”，《国内海运条例》将船舶管理人称为“国际船舶管理经营者”。根据远洋华林与船东《标准船舶管理协议》约定的代理职责，结合上述规定，远洋华林集管理、服务、经营于一身，兼有管理者与承运人的身份，在本案中应承担与船东相同的责任。远洋华林的证据已证明其与高维财是雇佣关系。远洋劳务承认将高维财派遣到远洋华林管理的船舶上，又否认其与高维财有劳动关系，因此远洋劳务应与远洋华林承担连带责任。上诉人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是高维财与两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上诉人并未主张其与两被上诉人有侵权法律关系。（二）上诉人关于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损失30万元的诉讼请求，理应得到支持。远洋华林与船东的《标准船舶管理协议》，足以证明远洋华林有义务为高维财办理相关保险（含境外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两被上诉人不能证明已经履行了《标准船舶管理协议》中的保险代理义务，理应承担赔偿责任。
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的起诉和举证以及远洋华林提交的《标准船舶管理协议》，均证明高维财与两被上诉人是雇佣关系。上诉人主张按照《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伤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解决本案争议，但一审判决以《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驳回诉求，适应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远洋劳务辩称，一、远洋劳务与高维财不存在雇佣关系。高维财于1996年7月1日与青岛远洋运输公司（以下简称远洋运输）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约定了高维财服从远洋运输的安排其完成正常的工作任务。远洋劳务具有海员外派资质，内、外派船员是其主要经营业务。从2000年开始，受远洋运输的委托，对远洋运输船员开展外派上船业务。2007年12月3日，远洋劳务接受远洋运输的委托，将远洋运输船员高维财外派至“定期散运”轮担任一机职务，其已与国外船东形成事实上的劳务关系。上诉人主张的高维财与远洋劳务之间存在雇佣劳务关系，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丧葬费、一次性死亡赔偿金属工伤保赔范畴，是与高维财存在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的申报义务。高维财与远洋劳务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所以远洋劳务没有为其申报工伤索要丧葬费、一次性死亡赔偿金的法定义务。
三、上诉人要求远洋劳务承担的“境外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赔偿不成立。高维财失踪于2008年5月15日，而上诉人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员外派管理规定》实施于2011年7月1日，尽管规定了“海员外派机构”有对在船船员投保“境外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法定义务，但承担义务的前提是：一是船员在船上工作，二是工伤害发生在2011年7月1日之后，本案显然不符合上述两个条件。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远洋劳务没有法定赔偿义务，应依法驳回。
被上诉人远洋华林辩称，一、上诉人认为“远洋华林与船东集管理、服务、经营与一身，兼有管理者与承运人的身份，应与船东承担相同责任”的观点与事实不符，是完全错误的。1、远洋华林仅是船东的代理人，以船东代理人的身份代表船东执行船舶的管理服务。远洋华林作为专业船舶管理公司，其主营业务是接受船东委托，运用自身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船舶提供优质管理服务。远洋华林的身份是“在本协议期间，管理人须以船东代理人的身份代表船东执行船舶的管理服务”。2、上诉人所称“远洋华林承运人的身份，与船东承担相同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事实是，远洋华林依据与船东签订的《船舶管理协议》约定，向“定期散运”轮船东每年收取固定的6万美元管理费用，该笔费用事先约定且船东按月预付，并与船东经营赢亏无关。
二、远洋华林与高维财无直接法律关系，属起诉主体错误。1、高维财与远洋华林没有劳动关系，而与案外人远洋运输存在劳动关系。2、高维财在为船东所属“定期散运”轮提供劳务时失踪，而不是为远洋华林提供劳务时失踪。3、远洋华林作为船东的委托代理人，其代表行为的一切法律后果，概由委托人船东承担。因此，上诉人在没有证据证明高维财与远洋华林存在劳动关系、劳务关系，或没有证据证明远洋华林对高维财失踪构成侵权时，远洋华林不应当向高维财承担法律责任。
三、远洋华林没有向上诉人支付丧葬费、一次性死亡赔偿金的义务。丧葬费、一次性死亡赔偿金属工伤保赔范畴，是与高维财存在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的申报义务。高维财与远洋华林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所以远洋华林没有为其申报工伤索要丧葬费、一次性死亡赔偿金的义务。杜美艳、高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远洋劳务和远洋华林支付丧葬费21342元、死亡赔偿金704540元；远洋劳务未为高维财投保境外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而应赔偿的保险利益损失30万元以及自起诉之日至履行付款义务期间的利息；由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1996年7月1日，高维财以高维才的名义作为乙方、远洋运输作为甲方、用人单位，双方签订了编号4626号的《劳动合同》一份，约定工作期限自1996年7月1日至退休，工作内容为乙方根据甲方的生产需要，从事远洋运输船舶船员作业岗位，在船工作期间签订上岗协议，乙方按公司任命职务（聘任岗位）完成工作任务，乙方要服从甲方正常安排的工作任务。该合同签证单位为青岛市劳动局，签证时间为1997年2月24日。合同中，乙方姓名处签名为“高维才”，身份证号××；青岛远洋运输有限公司与其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王某祥加盖印章。经杜美艳、高媛核对，高维财的身份证号码与上述合同中的身份证号码一致。2007年12月3日，高维财被外派至“定期散运”轮（M/VIDEFIXBULKER）担任一机职务。2008年5月19日远洋华林向远洋劳务发出传真，载明：“我司代表船东K/SDANSKIB57管理船舶MVIDEFIXBULKER，该轮IMONo9116149，船籍香港，船员国籍：中国，22名。该轮IDEFIXBULKER，本航次于德国ROSTOCK港装载小麦途经丹麦SLAW港加油至南非CapeTown和Durban港卸货。2008年5月15日0710UTC，船舶驶离加油港，前往卸货港CAPETOWN途中，船舶机工高维财被发现在船失踪，船长立即组织全船搜寻未果。船舶立即通知船旗国海上搜救中心并且于1050UTC5月15日紧急调轮航向，返航抵预估失踪海域24小时搜寻，仍然没有结果。推测该轮机工高维财在海上意外失踪，船舶于1100UTC5月16日首次调转船头位置，驶向第一卸货港CAPETOWN。”2012年9月20日，远洋劳务出具了《关于船员高维财先生失踪情况的说明》，载明：“兹有我公司船员高维财1957年5月22日出生，身份证××。2007年12月3日外派“定期散运”轮（M/VIDEFIXBULKER），担任职务为一机。在该轮由德国ROSTOCK港装小麦途径丹麦加油驶往南非CAPETOWN港途中，大约于南纬24°08′S、东经009°17′E附近，于当地时间2008年5月15日08：10被失现失踪。事发之后，船舶尽最大努力回航进行了搜救，向MRCC开普敦搜救中心和WALVISBAY控制中心报告，请求发布海区紧急通告，船舶及时发出航海警告请求附近海面船只协助搜救。至16日06：00时许，虽经全力搜救，未发现高维财先生的踪迹，船舶恢复正常航行。船舶抵达开普敦港后按国际惯例将人员失踪情况报告了当局。当局对此事进行了调查，未发现异常情况。因此确认高维财先生在工作期间失踪。”经杜美艳申请，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14日作出（2012）南民特字第30号民事判决，宣告高维财死亡。远洋劳务提交了由远洋运输于2015年1月1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载明：远洋劳务是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公司具有“海员外派机构”资质，我公司自2000年起，委托该公司对我公司的船员开展外派上船业务。根据远洋华林提交的其与船东K/SDANSKIB57签订了《标准船舶管理协议BIMCO》，双方协议管理人远洋华林以船东K/SDANSKIB57船东代理人的身份执行船舶的管理服务，具体包括：船员管理、技术管理、商业管理、保险安排、会计服务。其中“船员管理”部分内容如下：“管理人必须根据STCW95的规定，代表船东为船舶提供适当合资格船员，提供此项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职能：（i）筛选及聘用船员，包括薪金安排、退体金管理及船员保险；（ii）确保在船员人数、职级、资格及认证以及雇佣条例（包括船员税项、社会保险、纪律及其它规定）方面均符合船旗国法律的适用规定；（iii）确保全体船员均已通知体格检查，并由合资格医生证明他们适合从事受聘进行的工作，以及持有根据船旗国适当规定所签发的有效医生证明书。在没有适用船旗国规定的情况下，医生证明书的签发日期不得超过有关船员离开其原籍国当日前三个月，并在船员于船舶上服务期间仍然有效；（iv）确保船员的英文水平足以安全履行其职责；（v）安排船员的交通事宜，包括遣送回国；（vi）培训船员及监督其工作效率；（vii）与工会进行磋商；(viii)执行管理人的药物和酒精政策，除非另有协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海上人身伤亡赔偿责任纠纷。争议的焦点是远洋劳务与远洋华林是否应对杜美艳、高媛亲属高维财的死亡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杜美艳、高媛在该院组织的证据交换中主张其亲属高维财与远洋劳务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在第一次庭审中变更为二者系雇佣关系，杜美艳、高媛为证明该主张提交了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及远洋劳务出具的情况说明、远洋华林出具的高维财海上失踪事宜的传真各一份，但上述证据中均未认可高维财与远洋劳务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或劳动关系，而根据远洋劳务提供的高维财与远洋运输签订的劳动合同及远洋运输出具的情况说明可以认定，高维财在其失踪时系与远洋运输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远洋劳务仅受远洋运输委托开展船员外派业务，而无法认定高维财与远洋劳务之间形成雇佣关系或劳动关系。杜美艳、高媛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远洋劳务对高维财实施了侵权行为或对其死亡存在过错。因此，杜美艳、高媛主张远洋劳务应基于与高维财的雇佣关系对其死亡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因高维财与远洋劳务不存在雇佣关系或劳动关系，杜美艳、高媛主张远洋劳务应为高维财投保境外人身意外伤害险的赔偿请求，亦不予支持。杜美艳、高媛主张其亲属高维财与远洋华林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并在庭审中称，远洋华林持有证明高维财与其签订外派或雇佣关系协议的证据，而远洋华林并未提交该证据，杜美艳、高媛亦无证据证明远洋华林持有该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且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高维财与远洋华林之间存在雇佣关系。而根据远洋华林与高维财工作船舶的船东签订的船舶管理协议可以认定二者系船舶管理关系，无法认定高维财与远洋华林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杜美艳、高媛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远洋华林对高维财实施了侵权行为或对其死亡存在过错。因此，杜美艳、高媛主张远洋华林应基于与高维财的雇佣关系对其死亡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请求亦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杜美艳、高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033元，由杜美艳、高媛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基本同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为海上人身伤亡赔偿纠纷。归纳上诉及答辩意见，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
一、高维财与远洋华林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
二、远洋劳务是否应与远洋华林承担连带责任；
三、远洋华林应否赔偿上诉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利益损失30万元；
四、原审判决是否适用法律错误。关于高维财与远洋华林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问题。上诉人上诉主张高维财与远洋华林之间存在雇佣关系，证据是远洋华林与船东之间有《标准船舶管理协议BIMCO》，远洋华林的身份为船舶管理人，执行船舶的管理服务，以及远洋劳务承认将高维财外派到远洋华林管理的船舶上。被上诉人远洋华林抗辩其仅是船东的代理人，与高维财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
本院认为，雇佣关系是指受雇人向雇佣人提供劳务，雇佣人支付相应报酬形成权利义务关系。雇佣关系是雇主和受雇人达成契约的基础上成立的。判断高维财与远洋华林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看形式上是否存在雇佣关系的契约。从一审期间当事人提交并经质证的证据看，上诉人没有提交高维财与远洋华林存在雇佣关系契约，而被上诉人远洋劳务及远洋华林提交了远洋运输与高维财签订的劳动合同，高维财系被远洋运输外派到案涉船舶定期散运轮上任职，雇佣关系形式条件不具备；另一方面看报酬的支付人，这是证明雇佣关系存在的重要因素，本案中，高维财的报酬发放分两部分，一部分工资由远洋运输发放到高维财的工资卡中，另一部分在船津贴，由船东在船上发放。远洋华林与高维财之间既不存在雇佣契约，也不支付高维财报酬。远洋华林与高维财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远洋华林与船东之间的《标准船舶管理协议BIMCO》，证明远洋华林为船舶管理人，高维财不是远洋华林的签约船员，远洋华林与船东之间的《标准船舶管理协议BIMCO》对高维财没有法律约束力。上诉人在上诉中所依据的《国内船舶管理业规定》和《国内海运条例》，适用于国内船舶及国内海运，不适用于外籍船舶。故上诉人主张存在雇佣关系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远洋劳务是否应与远洋华林承担连带责任问题。上诉人主张远洋劳务应与远洋华林承担连带责任，理由是远洋华林的证据已证明其与高维财是雇佣关系，远洋劳务承认将高维财派遣到远洋华林管理的船舶上，又否认其与高维财有劳动关系。
本院认为，民事意义上的连带责任，是指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两个或两个以上当事人对其共同债务全部承担或部分承担，并能因此引起其内部债务关系的一种民事责任。连带责任的构成有两种情形，或者是法律规定，或者是当事人约定。本案中，上诉人主张远洋华林与远洋劳务之间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提出符合构成连带责任的证据，上诉人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或事实依据。关于远洋华林应否赔偿上诉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利益损失30万元问题。上诉人依据远洋华林与船东之间《标准船舶管理协议BIMCO》主张远洋华林承担保险利益损失。经查，远洋华林与船东之间的《标准船舶管理协议BIMCO》，合同主体是远洋华林与船东，高维财并非该合同的主体，高维财也没有与远洋华林签订劳动合同，《标准船舶管理协议BIMCO》对高维财而言没有法律效力。《标准船舶管理协议BIMCO》约定保险投保的主体是船东，远洋华林作为管理人，按船东的指示办理有关事项。远洋华林不是保险投保的主体，故上诉人主张远洋华林承担高维财的保险利益损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审判决是否适用法律错误问题。本案中，上诉人在一审因依据不足，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进行处理，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上诉主张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
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033元，由上诉人杜美艳、高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宫恩全
审 判 员 董 兵
代理
审判员 冯玉菡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刘福贵 关注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