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230民初3815号原告沈某甲，男，1956年11月1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崇明县。原告沈某乙，女，1963年8月31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崇明县。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顾某某。被告沈某丙，女，1954年2月21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崇明县。委托代理人周某某(系被告丈夫)，1951年8月14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崇明县。委托代理人张白云，上海市恒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沈某甲、沈某乙诉被告沈某丙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6月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
审判员黄新华独任审判，于同年7月5日、29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某甲、沈某乙及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顾某某、被告沈某丙及其委托代理人张白云均到庭参加了两次庭审，第二次庭审中，被告沈某丙增加其丈夫周某某为委托代理人，周某某亦参加了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沈某甲、沈某乙共同诉称，原、被告是亲姐弟妹关系，双方母亲施翠英于2013年1月11日过世，其遗留有坐落于崇明县城桥镇青柏路XXX弄XXX号XXX室建筑面积114.56平方米拆迁安置房屋一套(以下简称“涉案安置房屋”)，被告凭母亲生前留下的代书遗嘱，将上述房屋独占，并在向有关部门办理购房手续。两原告认为，母亲所立代书遗嘱在法律要件上有欠缺：第一，两位遗嘱见证人均表示没有亲耳听到或看到立遗嘱人施翠英向代书人亲口陈述其遗嘱意思，无法证明代书遗嘱的内容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二，遗嘱代书人也没有在见证人、立遗嘱人面前当场代书，而是在他处将遗嘱写好后，在立遗嘱人施翠英所住的敬老院房间内向其宣读。此外，立遗嘱人患有脑梗、脑瘤，数年来长期神志不清，语无伦次。因此，两原告认为该遗嘱无效，要求对上述房屋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故两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令：1、原、被告母亲遗留下的涉案安置房屋按照法定继承由原、被告三人各得房屋三分之一的产权份额；2、母亲老房屋拆迁获得的补偿款人民币88000元(以下币种同)，由原、被告三人均分；3、被告已支付的购房款248243元，由原、被告三人均等承担。第二次庭审中，两原告将诉讼请求确认为：1、原、被告母亲遗留下的涉案安置房屋按照法定继承由原、被告三人各得房屋三分之一的产权份额；2、被告已支付的购房款248243元，由原、被告三人均等承担。两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2011年4月11日被继承人施翠英所立代书遗嘱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依据该遗嘱要求将涉案安置房屋归其所有；2、遗嘱见证人郁某某、杨某某的说明各一份，证明遗嘱存在形式要件瑕疵；3、上海崇明县城桥第三敬老院工作人员的证明一份，证明施翠英于2009-2012年住在敬老院期间，有时候存在神志不清和痴呆的情况；4、原告沈某甲与上海崇明县城桥第三敬老院的《协议书》一份，证明自2009年10月3日起将施翠英送到敬老院居住；5、被继承人施翠英《遗体火化证明》一份，证明其于2013年1月11日过世；6、《配套商品房供应单》一份，证明涉案安置房屋的坐落、面积情况；7、2011年4月2日施翠英与拆迁公司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一份，明确了被继承人施翠英可获得核定安置房面积60平米、货币补偿款88000元；8、2011年4月2日《上海好锦房屋拆迁有限公司收据》一份，证明货币补偿款88000元用于抵扣涉案安置房屋购房款；9、2016年5月12日《上海好锦房屋拆迁有限公司收据》一份，证明为购买涉案安置房屋，被告沈某丙支付购房款248243元；10、2016年5月12日《上海好锦房屋拆迁有限公司集体土地拆迁补偿安置结算书》，证明涉案安置房屋总购房款为336243元，即由上述两部分房款构成；11、2011年4月2日《上海好锦房屋拆迁有限公司集体土地拆迁补偿安置结算书》，证明被继承人施翠英可获得货币补偿款88000元；12、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可建建筑面积认定证明及通知，证明安置人口为施翠英一人，其原无有证面积，核定应安置面积为60平方米；13、2016年5月20日崇明县城桥镇运粮村东江6队多名村民的证明一份，证明施翠英长期身体不好，神志不清，胡言乱语，施翠英在敬老院期间进行全面护理，原、被告经常看望，施翠英过世后，由原告沈某甲一手操办其丧事。
被告沈某丙辩称，被继承人施翠英所立遗嘱合法有效，应当按照遗嘱继承办理，且其已经按照遗嘱出资248243元购买涉案安置房屋，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沈某丙为证明其辩称意见，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被继承人施翠英所立代书遗嘱原件，证明其处理遗产的意愿；2、《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上海好锦房屋拆迁有限公司集体土地拆迁补偿安置结算书》，证明2011年4月2日施翠英到拆迁公司亲自订立协议，并在结算表上盖印认可；3、《上海好锦房屋拆迁有限公司收据》两份，证明根据被继承人施翠英的意思，由被告缴纳了购房款248243元；4、上海市崇明县建设镇法律服务所收据一份，证明施翠英支付遗嘱代书费用1000元。审理中，两原告申请证人郁某某、杨某某到庭作证，两位证人的证言主要是：遗嘱代书人朱惠达叫两位证人去施翠英所住的敬老院作遗嘱见证。当时，施翠英躺在病床上，两位证人均在其病房内，朱惠达向其宣读遗嘱内容，遗嘱是事先写好带过去的，念好后由施翠英按了手印，两位证人在遗嘱上作了签名，遗嘱上两位证人的印章确属两人所有，但当时如何盖章均记不清楚了。至于施翠英具体如何向朱惠达表达遗嘱意思，以及遗嘱如何形成的，两位证人均未在场见证、参与，也不知情。原、被告对两位证人证言均表示无异议。第一次庭审后，本院向遗嘱代书人朱惠达就本案相关事实作了调查，并制作了谈话笔录，主要内容是：2011年4月份，沈某丙用轮椅推施翠英到崇明县城桥镇拆迁办，称要立一份遗嘱，经工作人员建议其来找本人代书。经双方商议妥代书费用后，施翠英表示获得安置房要给大女儿沈某丙，购买安置房的差价也由沈某丙支付，本人利用在拆迁办工作的便利，查询了施翠英户的拆迁资料，之后就根据施翠英的意思，组织了遗嘱上的这段文字，写好材料快中午了，所以叫她们先回去了。当天下午两点左右，本人和郁某某、杨某某一同前往施翠英所在的敬老院，施翠英躺在其病房内，本人将上午起草的遗嘱从身边拿出来，读给施翠英听了，施翠英听了后说“好的，好的”，因其不能写字，本人拿着她的右手拇指盖了手印，本人宣读遗嘱的时候，郁某某、杨某某也在病房内施翠英的病床附近。读好后，本人收好遗嘱，第二天去建设镇法律服务所办理了盖章、收费手续，其后收了代书费1000元，并将遗嘱封好后交给沈某丙。(本院向朱惠达出示了原告提供的遗嘱复印件)，经辨认后，朱惠达表示该遗嘱上除了两位见证人的签名外，均是其笔迹，且该遗嘱确实在2011年4月11日写的。对该份笔录，两原告表示在向施翠英宣读完遗嘱后，两位证人未听到施翠英说“好的，好的”，且两位证人对其两人的印章怎么出现在遗嘱上未说明清楚，对此存有异议；被告表示对朱惠达陈述无异议，但朱惠达系履行职务行为，若存在违规情况，被告保留向建设镇法律服务所追责的权利。
经审理查明，原、被告三人系同胞姐弟关系，其父亲沈元龙已于2003年7月26日过世、母亲施翠英于2013年1月11日过世。2011年，因崇明新城建设，被继承人施翠英所在崇明县城桥镇运粮村东江6队遇动拆迁，经有关部门审核，施翠英户核定应安置人数为1人，原有证面积0平方米，核定应安置面积为60平方米。2011年4月2日，被继承人施翠英与上海崇明新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一份，明确施翠英核定应安置建筑面积为60平方米，可获得货币补偿款等合计88000元。同日，被继承人施翠英将所得货币补偿款88000元缴入上海好锦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作为安置期房的预收房款。2011年4月11日，被继承人施翠英立有代书遗嘱一份，载明：“在2011年4月2日，我亲自到上海崇明新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壹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书中明确规定，分配给我拆迁安置房壹套，安置住房建筑面积为60平米，货币补偿78000元整，其他补偿费10000元整，合计补偿款为88000元整。目前我一直居住在敬老院，行走很不方便，现在一直有我大女儿沈某丙到我敬老院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我从内心上很感激女儿沈某丙。本人去世后，上述房屋全部归大女儿继承(沈某丙，女，汉族，出生日期1954年2月21日，身份证号码为XXXXXXXXXXXXXXXXXX，与本人是母女关系)。二年后，领取我的安置房屋时，不管我健在还是已故，缺少购房款全部由大女儿沈某丙支付，领取房屋产权证时写上我大女儿沈某丙的名字。这是我真实意思表示。”落款处由立遗嘱人施翠英捺指印，代书人朱惠达、见证人郁某某和杨某某分别签名、盖章，并加盖了上海市崇明县建设镇法律服务所的印章。2016年5月12日，被告沈某丙以被拆迁人的名义选购了崇明县城桥镇青柏路XXX弄XXX号XXX室建筑面积114.56平方米安置房屋一套，经核算，该套房屋总价款为336243元，扣除前期预付房款88000元，被拆迁人还应支付购房款248243元，同日，被告沈某丙向上海好锦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交足了上述房款。现涉案安置房屋已经交房，属于空关状态，尚未办理产权登记手续。两原告认为，被继承人施翠英所立的上述代书遗嘱不符合法律要件，应属无效，对涉案安置房屋要求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故涉讼。以上事实，由两原告提供的被继承人施翠英《遗体火化证明》、《配套商品房供应单》、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可建建筑面积认定证明及通知，被告提供的被继承人施翠英所立代书遗嘱原件、崇明县建设镇法律服务所收据，原、被告提供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上海好锦房屋拆迁有限公司集体土地拆迁补偿安置结算书》两份、《上海好锦房屋拆迁有限公司收据》两份，以及原、被告当庭陈述等予以证实。审理中，两原告表示两位见证人的证人证言已经反映出两位见证人没有听见施翠英亲口叙述遗嘱意愿，也没有在场看到代书人书写遗嘱，形式要件存在瑕疵，基于此，对于该遗嘱是否是施翠英的真实意思也存有异议，因此，两原告坚持认为遗嘱无效，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办理，由原、被告三人均分涉案安置房屋，被告因购买该房屋的出资也由原、被告三人均等分担。被告则认为该代书遗嘱是有偿服务、合法代书，应属有效：第一，根据代书人的陈述，施翠英本人在意识清楚的情况下，亲自到拆迁办陈述了其真实意愿；第二，代书人在核实了施翠英对其遗嘱标的的权属情况后，起草了涉案遗嘱；第三，代书人在两位见证人均在场的情况下，向施翠英宣读了遗嘱内容，两位见证人也表示亲耳听到了遗嘱内容，亲眼看见施翠英在遗嘱上盖印认可，两人与立遗嘱人无利害关系，因此，表面上该遗嘱的形成过程存在一定的瑕疵，但并未违背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两原告称施翠英在立遗嘱时神志不清，也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应认定该代书遗嘱有效，即使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对于施翠英应获得的60平方米安置面积由原、被告三人均分，但对于被告购买的超面积部分，应属被告个人所有。庭审中，被告沈某丙本人还陈述到：2011年4月11日，其没有去城桥镇拆迁办，而是在上班，其只在同月2日和母亲施翠英去过拆迁办签订拆迁协议，且施翠英向代书人朱惠达提起要立遗嘱，请其代书，但当天并未实际书写遗嘱，另外，施翠英需要有人扶着行走，平时也是带着轮椅和她出行的。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继承人施翠英所立代书遗嘱是否有效？
本院认为，为确保代书遗嘱符合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代书遗嘱必须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即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因此，代书遗嘱必须至少有两位见证人在订立遗嘱的现场，自始至终地见证整个遗嘱的订立过程，包括遗嘱人的意思表达过程、遗嘱的书写过程、签字确认过程等，其标准应该是时间、空间的高度一致性。本案中，根据代书人、两位见证人的陈述，立遗嘱人施翠英向代书人陈述遗嘱意愿、代书人书写遗嘱的过程，两位见证人均未在场见证，且代书人还表示其书写遗嘱时，听取其遗嘱意愿后，由代书人经整理形成了代书遗嘱上的内容。因此，在两位见证人在场的当时，见证人仅见证了代书人向立遗嘱人宣读遗嘱的过程，对其它过程均不知情。况且，关于立遗嘱人施翠英向代书人陈述遗嘱意愿的时间，遗嘱受益人沈某丙的陈述与代书人陈述的代书时间也存在矛盾之处。故本院认定，该代书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应属无效，对涉案安置房屋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办理。
被告沈某丙辩称即使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对于超出60平方米安置面积部分，应属其个人所有。对此，
本院认为，涉案安置房屋是基于被继承人施翠英的被拆迁人身份购置，是单一物，该房屋整体应作为施翠英的遗产处理。本案被继承人施翠英的法定继承人为原、被告三人，对该涉案安置房屋应当由该三人均等继承，至于被告沈某丙为购买涉案安置房屋的出资，亦应由原、被告三人均等承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
判决如下：
一、坐落于上海市崇明县城桥镇青柏路XXX弄XXX号XXX室建筑面积114.56平方米的房屋由原告沈某甲、沈某乙、被告沈某丙各享有其中三分之一的权利份额；
二、原告沈某甲、沈某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分别给付被告沈某丙购房款人民币82748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460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沈某甲、沈某乙各负担人民币2154元、被告沈某丙负担人民币215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黄新华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九日
书记员 贺宇红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第十七条…………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 关注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