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鲁1502民初3437号原告聊城由甲纺织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聊城市经济开发区辽河路291号。法定代表人王志坚，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克广，山东光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山东海之杰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枣庄市经济开发区西昌路6号。法定代表人阿齐兰.阿.阿齐兰，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石彬、王珏，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聊城由甲纺织机械有限公司诉被告山东海之杰纺织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6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
审判员赵耀彤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聊城由甲纺织机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志坚、委托代理人张克广，被告山东海之杰纺织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石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被告两公司于2015年3月份签订《百特头巾织机定向研发项目合作协议书》一份。双方约定：2015年3月份至2015年9月份，由甲公司应研制出“百特TJ190”型号的头巾织机，其性能应达到“德国多尼尔公司生产的多尼尔型号头巾剑杆织机”;并应于10月份向海之杰公司开始交货。截止2015年9月底乃至现在，由甲公司未能依计划研制出符合《百特头巾织机定向研发项目合作协议书》相关标准的织机。截止现在由甲公司已经多次告知海之杰公司，因合作项目的织机成本增加，如需继续合作，期望海之杰公司尽快和由甲公司进一步协商合作事宜，以解决成本增加的问题，进而共同努力完成合作项目。因海之杰公司一直认为由甲公司研制的现行头巾织机，其性能应达不到“德国多尼尔公司生产的多尼尔型号头巾剑杆织机”的性能，对由甲公司向发出的函件未能有任何的回复，即海之杰公司对双方的合作协议不能达到合同目的已经默认和默许。原被告之间的协议已经无法继续履行，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之间的《百特头巾织机定向研发项目合作协议书》。在庭审过程中，原告向法庭主张了新的事实，称该方于2016年6月12日向被告发出了“解除《百特头巾织机定向研发项目合作协议书》的律师函”明确表达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被告方工作人员予以签收，并在此基础上变更其诉讼请求为确认原告解除原被告双方之间的《百特头巾织机定向研发项目合作协议书》行为的效力。
被告未向法庭提交答辩状，在庭审中辩称：原告只通过发函或起诉要求解除双方合同关系，其意思表示不能推断双方的合同因此解除，解除事由应根据合同法与双方合同约定执行。原告没有单方面解除双方合同的权利，无论发了多少函给被告还是向法院请求解除合同，被告都认为其无权解除，应继续履行合同。按照原告的说法，原告认为自己就是违约方，而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守约方才有单方解除协议权，违约方没有此项权利。法律规定合同解除权的目的在于给合同守约方一个在对方违约的情况下单方解除合同的救济手段，而不是给违约方一个自行解除合同的权利。原告向被告单方发出通知，被告签收不代表接受原告的合同解除行为。而且，原告的本质目的在于变更合同中设备单价及销售禁止条款，在无法得到被告认可共同修改合同的情况下企图违约，这种行为不能受到法律保护，故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对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百特头巾织机定向研发项目合作协议书》一份；2、该公司分别于2016年2月26日、2016年4月20日、2016年5月16日（制作时间为5月7日）、2016年5月31日发出的函件四封；3、原告方委托律师与2016年6月8日向被告发出的解除合同的律师函一封及相关证明被告收到的回执复印件、截图打印件；4、被告方委托山东诺诚律师事务所桑刚律师发来的律师函件一封；5、原告方委托人对上述桑刚律师函的复函及回执复印件、截图打印件；6、该公司法人信息、法定代表人信息书证。被告代理人除对上述第二组证据中的2016年5月31日函件表示不知情以外，对其他证据均表示认可，承认己方收到原告除2016年5月31日函件外的所有函件。被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如下：1、与原告提交证据相同的三份证据，分别是《百特头巾织机定向研发项目合作协议书》、《山东诺诚律师事务所桑刚律师函》和原告公司发出的2016年4月20日函件；2汇丰银行汇款单及人民币汇款申请书复印件，证明其向原告支付预付款人民币20万元，原告对此予以认可；3被告公司法人信息、法定代表人信息证明，原告对此亦无异议。经审核上述证据，本院对事实确认如下：2015年3月，原告聊城由甲纺织机械有限公司与被告山东海之杰纺织有限公司签订《百特头巾织机定向研发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原告按照被告要求研发织机，以及被告验收后的采购价格，并对原告的未来的织机销售行为约定了限制。被告于该月25日依照合同约定通过银行向原告汇款20万元作为预付款。原告亦组织技术人员对织机进行研发。原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向分别于2016年2月26日、2016年4月20日、2016年5月16日（制作时间为5月7日）向被告发出函件三封，表达了因研发成本超过预期其无法实现合同目的，请求双方协商解决变更合同内容的意思。并于2016年6月8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规定请求我院解除原被告双方2015年3月份签订的《百特头巾织机定向研发项目合作协议书》。诉讼过程中，原告委托律师于2016年6月12日向被告发出了“解除《百特头巾织机定向研发项目合作协议书》的律师函”，向被告提出法律意见：“1、即日起（最迟至贵公司收到本律师函30日起）解除双方2015年3月份签订的《百特头巾织机定向研发项目合作协议书》。法律依据为《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合同条款：《百特头巾织机定向研发项目合作协议书》第三条之内容。2、希望贵公司在收到本律师函之后，三十日内与我们取得联系；进一步协商合同解除后双方如何承担责任的相关事宜，并达成解决方案。”并称如果被告公司在收到该函30日内不能按期与原告协商解除合同方案，则视为被告公司已经完全同意原告关于解除合同的意见。被告承认于次日收到了该函件。被告委托山东诺诚律师事务所桑刚律师于2016年6月25日向原告发出律师函，函件未正面回应原告方合同解除的意思表示，强调原告应该继续履行原《百特头巾织机定向研发项目合作协议书》中确定的合同义务。原告方收到桑刚律师函件后于2016年6月28日复函被告，称桑刚函件未明确对解除合同的意见，并再次表示即日起解除双方2015年3月份签订的《特头巾织机定向研发项目合作协议书》。庭审中，原告将其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2016年6月12日解除合同行为的效力。
本院认为：合同解除权是合同一方以单方意思表示变更双方合同关系的形成权，它的行使应该符合法律规定。在解除合同的通知到达对方后，对方有异议的，可以在约定的期限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请求确认解除合同行为的效力。本案双方当事人在《特头巾织机定向研发项目合作协议书》第九页中载明“解除协议需提前一个月向对方提出”，此条并非对收到对方解除合同通知后异议期的明确约定。原告在其于2016年6月12日向被告发出的明确表明解除合同意思表示的律师函中，要求对方自收到本律师函30日内，与由甲公司协商解除合同的条款，否则视为被告公司自动解除双方协议。此30日系原告单方要求的被告异议期，原告并无证据证明被告接受该30日为对其解除行为的异议期。合同解除的单方意思性不能扩大到解除异议期的约定问题上面。在双方没有对解除合同约定异议期限的情况下，被告方仍然可以在解除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本案被告于2016年6月13日收到原告的解除合同通知至今未满三个月，其依然享有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解除合同效力的权利。原告在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请求确认其解除行为的效力，于法无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聊城市由甲纺织机械有限公司确认原告解除原被告双方之间的《百特头巾织机定向研发项目合作协议书》行为效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赵耀彤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金晓彬 关注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