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渝01民终0472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勇。
委托代理人：何德君，重庆山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荣萍。
委托代理人：陈世军，重庆弘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
被告：陈力。上诉人唐勇与被上诉人刘荣萍、原审被告陈力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11日作出（2015）璧法民初字第05648号民事判决，唐勇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由
审判员李盛刚、
代理
审判员康炜、乔艳（主审）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唐勇及其委托代理人何德君，被上诉人刘荣萍及其委托代理人陈世军参加了询问。原审被告陈力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刘荣萍为了主张自己的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1、刘荣萍、唐勇、陈力身份信息3份，拟证明刘荣萍、唐勇、陈力主体资格。2、刘荣萍与陈力之父陈永杰于2005年5月4日所签订的集资建房协议、璧山县建筑工程现场定位测量放线记录、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意见书、拟证明璧山新塔片区包括陈力所在的7幢4单元的建设项目都是由刘荣萍投资建设施工。3、加盖新塔片区拆迁办公室公章和养鱼社区居委会公章的证明各1份，拟证明新塔片区还建房7幢2-5单元，8幢3单元由刘荣萍按照与拆迁户签订的《集资建房协议》修建，并由刘荣萍参与住房和门面的分配。4、分房安置图、勘测所平面图、划地情况统计表、分房花名册、拟证明陈力一户分到了住房及门面，其中7幢136、137号门面就是在陈力名下，应当依照集资建房协议过户给刘荣萍。5、（2009）渝一中法民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刘荣萍与包含陈力在内的该片区拆迁户签订的集资建房协议书是有效的。6、刘荣萍与唐勇于2007年2月27日签订的合伙协议，拟证明与唐勇合伙开发新塔片区安置房的建设中，从策划、施工、销售到办证均由刘荣萍牵头负责，唐勇要想取得本案门面所有权，需经过刘荣萍同意。7、唐勇、陈力于2015年5月13日签订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一份，唐勇、陈力于2015年5月13日办理本案门面转移登记的档案1份。拟证明唐勇、陈力在明知本案争议门面实际属于刘荣萍的情况下，隐瞒刘荣萍私下进行交易过户，使刘荣萍利益受损。唐勇对刘荣萍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刘荣萍证据1属实；对刘荣萍证据2中刘荣萍与陈力之父陈永杰于2005年5月4日所签订的集资建房协议存有异议，对其内容不清楚，对璧山县建筑工程现场定位测量放线记录、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意见书无异议。对刘荣萍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其关联性不予认可。对刘荣萍证据4中的分房安置图、分房花名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他证据无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6和证据7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无法达到刘荣萍的证明目的。陈力对刘荣萍证据1、2、3无异议，对证据4中划地情况统计表中“蔡晓平”的签字不予认可，认为由其他人代签，并非其本人字迹，对本组其他证据无异议。对证据5无异议。对证据6，认为是刘荣萍与唐勇之间的协议，表示不清楚。对证据7无异议。唐勇为了支持其抗辩，向法庭提交了“不属于拆迁户的房屋明细清单”复印件1份，载明：“……新塔片区7#4单元第一层门面，牌号为：136号、137号……以上房屋已由刘荣萍卖给购房户，并与购房户签订了购房协议。”页尾由刘荣萍签字，拟证明本案争议房屋应属于唐勇本人，与刘荣萍无关。刘荣萍对唐勇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不能确认其真实性，也达不到证明目的，且与唐勇提出的该房属于自己而与刘荣萍无关的抗辩是自相矛盾的。陈力对唐勇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不清楚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与其无关。陈力未向法庭提交证据。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到庭陈述和庭审质证，查明的事实为：陈力一户为原璧山县璧城街道新塔片区征地拆迁安置人员，县政府为其每人划拨15平方米的土地用于自建住房，因无足够资金建房，2005年5月4日，刘荣萍、陈力双方签订了集资建房协议，约定在政府为陈力划拨的自建住房土地上，由刘荣萍出资修建六楼一底的商住楼，待房屋竣工后，刘荣萍无偿提供给陈力住房，陈力从刘荣萍处回购门面，剩余面积归刘荣萍所有。2007年，刘荣萍、陈力双方因本案争议房屋集资建房协议的效力引起纠纷，经（2009）渝一中法民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该协议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刘荣萍与唐勇为合伙关系，双方于2007年2月27日签订合伙协议，约定共同开发原璧山县璧城街道新塔片区农民安置房7幢2-5单元和8幢3单元的项目，刘荣萍负责策划、施工、销售及办证，唐勇出资12万元，项目结束后，所得利润按出资比例分配。2015年5月13日，以陈力为甲方，唐勇为乙方签订了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合同载明：“一、房屋基本情况(一)甲方所售房屋坐落为璧山区璧泉街道双星大道35号附136、137号。（二）该房屋建筑面积为157.86平方米……（五）该房屋房地产权证号为2××房地证2015字第08175号……该房屋总成交金额为330000元……”合同尾页由陈力和唐勇签名并按捺手印。本案争议房屋位于重庆市璧山区双星大道35号7幢附136、137号，现为标示两个连续门牌号的一间临街商铺。2008年9月22日本案房屋通过竣工验收，2012年8月1日刘荣萍将该房出租给唐勇的前妻曾佑萍，2015年5月12日该房的房地产权证初始登记在陈力名下，2015年5月13日唐勇、陈力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办理房产转移登记。2015年6月12日，唐勇将该房抵押给重庆农商行璧山支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唐勇未向陈力支付房款。现刘荣萍认为其作为本案争议房屋的权利人，唐勇、陈力恶意串通，未经刘荣萍同意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办理了房屋过户登记，损害了其合法权益，诉至一审法院请求确认唐勇、陈力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一审原告刘荣萍诉称：2005年刘荣萍与陈力签订集资建房协议，约定由刘荣萍出资、陈力出拆迁安置地平方修建安置房，房屋于2007年8月开工至2008年5月竣工验收合格后，除分配给陈力的房屋及门面外，刘荣萍分配得到璧山区璧泉街道双星大道35号136、137号门面。该房分配曾发生争议，但刘荣萍因获（2009）渝一中法民字第15号判决最终被确认集资建房协议有效，即获得该门面所有权，只待陈力等拆迁户取得产权证后即可过户交易。但2015年5月13日，唐勇经吴某（同为拆迁户，是集资建房协议的中间介绍人，并一直为陈力等拆迁户代理安置房建设的相关行政管理申请、报批等事务）帮助，与陈力串通，唐勇、陈力遂在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上签字将本应交易给刘荣萍的门面过户给了唐勇，使刘荣萍遭受巨大损失。基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请求：1、确认唐勇、陈力于2015年5月13日签订的位于璧山区璧泉街道双星大道35号136、137号门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唐勇、陈力承担。一审被告唐勇辩称：首先，刘荣萍并非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其与陈力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与刘荣萍无任何关系。其次，我方与陈力的买卖合同均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任何欺诈、胁迫、违反法律禁止性的规定，是有效的。再次，本案买卖合同中涉及的房屋所有权属于陈力，其为被拆迁户，有权处理自己的房屋，刘荣萍无权干涉。请求法院驳回刘荣萍的诉讼请求。一审被告陈力辩称：两人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并非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并无房屋买卖关系。其一、本人与唐勇根本不认识，案外人吴某曾为刘荣萍和本人的中间人，协助办理本片区安置房建设、审批等行政手续，与唐勇签订合同并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正是吴某的安排，并被告知是经过刘荣萍允许。
二、签订合同之时，本人并未被许可查看合同内容，仅被要求在合同尾页签名，合同中的所有内容均为唐勇所填写、签订合同之时唐勇也未出现。
三、唐勇至起诉之日也未按合同约定支付33万元房款。
四、与刘荣萍签订的集资建房中所约定的义务已悉数履行完毕，本案房屋初始登记不应在自己名下。故所签合同并非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与唐勇也无房屋买卖关系，更不存在恶意串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
一、刘荣萍是否为本案争议房屋的利害关系人。
二、唐勇、陈力是否构成恶意串通。关于刘荣萍是否为本案争议房屋的利害关系人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刘荣萍在新塔片区安置房的建设中，与7幢2-5单元包括陈力在内的被拆迁户分别签订了集资建房协议。协议签订后，刘荣萍出资建房，参与了本案安置房的审批、施工、验收、分配等环节，被拆迁人员也顺利入住，刘荣萍履行了协议中约定的义务。陈力一户按协议约定从刘荣萍处分的住房一套，回购门面一间，并将剩余一套房屋过户给刘荣萍指定的购房者,本案争议房屋的建筑面积为157.86平方米，上述房产面积总和已超出政府划拨给陈力一户的自建房用地面积，但刘荣萍与7幢4单元的所有被拆迁户签订了集资建房协议，协议中均有“……剩余面积归乙方……”的约定，本案争议房屋于2008年9月22日通过竣工验收后，刘荣萍一直占有、使用、并以其本人名义出租给唐勇的前妻曾佑琴。庭审中陈力辩称其与唐勇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配合办理过户登记是经过刘荣萍授权和同意，唐勇辩称其基于与刘荣萍的合伙关系应取得该房所有权，唐勇、陈力表述也指明唐勇、陈力买卖本案房屋的行为与刘荣萍存在利害关系。2007年，刘荣萍与陈力也曾因集资建房协议的效力引发纠纷，经（2009）渝一中法民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双方所签集资建房协议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确认刘荣萍为本案争议房屋的利害关系人。关于唐勇、陈力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问题。唐勇和陈力辩称，两人互不相识，且办理过户手续是经刘荣萍许可，故不存在恶意串通。一审法院认为，唐勇与刘荣萍为新塔片区7幢4单元安置房建设的合伙人，刘荣萍将该房出租给唐勇的前妻曾佑琴，唐勇应当知道刘荣萍为本案房屋的建设方、出租人。陈力为集资建房协议的相对人，应当知道刘荣萍参与7幢4单元房屋的建设及分配的相关事实。尽管陈力明确表示自身不享有该房所有权且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办理过户登记是经过刘荣萍许可，但并未提供有关刘荣萍授权的书面证据。作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当明白所作出的民事行为的性质和法律后果，对价值几十万元房产的处分，在签订合同前未对房屋的实际状态和权属进行必要的了解，不符常理。从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和履行情况来看，2015年5月12日陈力获得本案房屋初始登记，仅过一天，唐勇、陈力签订合同并办理过户登记,房屋过户后，唐勇也未向陈力支付33万元的房款，该行为有悖正常交易习惯。陈力在庭审中辩称，其被案外人吴某告知，如不与唐勇签订合同则无法获取3万元补偿款。一审法院认为，唐勇、陈力为获取各自利益，主观上存在损害刘荣萍利益的故意，构成恶意串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规定，对于刘荣萍请求唐勇、陈力所签合同为无效合同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和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确认被告陈力和被告唐勇于2015年5月13日签订的转让位于璧山区璧泉街道双星大道35号136、137号门面（房地产权证号为2××房地证2015字第08175号）的《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此款已由原告刘荣萍垫交，待本判决生效三日内由被告唐勇向原告支付。”唐勇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上诉费由刘荣萍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1、刘荣萍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合同无效。刘荣萍未提交利润分配的证据。而本案中的房屋就是刘荣萍与唐勇合伙建房完毕后，唐勇应分得的利润。2、唐勇为了让一审法官了解案情，庭审后向法院提交相关的新证据材料，但法官不收是程序违法。3、一审法院对陈力的话有些采信，有些不采信是不公平的。刘荣萍与所有拆迁户达成协议，过户必须补偿3万元。唐勇与陈力的买卖合同只是形式上的，本案以外的所有拆迁户都是这样办的过户手续。刘荣萍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唐勇提到的庭审完后提交了新证据，因此一审程序违法，但是我方认为庭审完后就是举证期限之后，法院给予了相应的举证期限，唐勇没有提交证据，故不能作为新的证据。唐勇还提到他因分得的利润是另一个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就算利润分配也应当取得刘荣萍的同意，唐勇也不具有房屋买卖的相对主体资格。对于唐勇补充陈述的我方不认可，在与唐勇办证之前我们没有委托吴某，这个委托是在我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办的。二审审理查明：二审中，唐勇举示合伙协议和股权转让收购协议书（各4份），拟证明唐勇收购了其他合伙人的股权，出资总计达到58万元。刘荣萍认可真实性，称总计的投资额有220多万，唐勇收购到58万之后也只占其中一小部分。二审中，唐勇申请证人吴某出庭作证。吴某称，唐勇和陈力对房屋办证的时候，我告知过刘荣萍。我与刘荣萍是合作关系，合作建房和办证，我帮她跑建房和办证的手续，她付报酬给我。陈力说要收3万元才办房产证，是79个农民与刘荣萍协商的。79个人一人一万元就过户。陈力一家有3个人所以是3万。陈力是在79个农民代表人那里领取的钱，代表人是我和余光海、吴文友、蒋维良（出示合伙协议书）。我与刘荣萍是2003年认识的；在项目中开始我是给农民写协议，建设中我是负责现场的建设；补偿款是当时与农民协商的。不管买方还是刘荣萍出都好，反正每个农民都要求得到1万元，农民协商之后与政府商谈后定下来的。唐勇实际给我支付了23万7转房款。刘荣萍与我签订了书面委托是2015年5月23日；因为签订协议之前是我们达成的口头协议，在5月23日之前他们也商定好了，刘荣萍出5000元，买房人也出5000元，所以在协商中他的补偿款是已经到位了，这个钱到位之后就必须在三天内转让给买房人，不转就要涉及农民违约，要给违约金，所以我在2015年5月13日就将本案涉案的房产过户给了唐勇。因为唐勇拿了曾佑琴与刘荣萍的买卖合同，唐勇跟刘荣萍的合伙协议，还有唐勇收购其他人股份的合伙协议，还有唐勇将门面租赁给其他使用的协议，还有刘荣萍给了我一个分房名单，名单上的曾佑琴是唐勇的妻子，所以我才配合唐勇去办理的过户。另外在2015年5月23日的时候刘荣萍还跟我签订了一个协议，我是办理房管证的牵头人。唐勇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证明目的以及分房表、合作协议书、协议，拟证明涉案房屋是刘荣萍委托吴某全权办理买卖和过户的相关手续，涉案房屋是经过刘荣萍同意才过户的。刘荣萍认为，分房表是在2014年总证办下来之后，拆迁办要求要购房户的名单，就交给吴某的。我当时专门给吴某说了门面没有卖，只是其中最右边有个20平米左右的门面要作为卖给曾佑琴的车库和上楼的通道，其他门面是没有卖的。2015年5月23日跟吴某签订协议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他已经把陈力的房屋过户给唐勇了。79个农民之间内部的合作协议我不知情。二审中，唐勇举示2014年5月10日刘荣萍的亲笔授权委托书。刘荣萍称，是当时写的一个草稿，是协商过程中起草的，但是后来我并没有同意，所以没有在上面签字。二审中，唐勇举示了向31户农民的代表支付补偿款的收条和代表人吴某写的承诺书（复印件）。吴某称属实，是我写的。刘荣萍称不知情；认为该几份证据是证人吴某出具，同时证实吴某在陈力与唐勇之间进行的房屋买卖进行的过户存在恶意。二审中，唐勇举示刘荣萍与案外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拟证明已经卖了的房屋大概有440万，当时股金只有200多万。刘荣萍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二审中，刘荣萍举示房屋租赁合同，拟证明刘荣萍于2012年8月1日将本案争议的门面租赁于曾佑琴；举示（2015）渝一中法民终2724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在陈力与唐勇将房屋过户的时候，本案涉案的门面尚在刘荣萍与曾佑琴的租赁合同纠纷中，刘荣萍根本不可能将本案涉案门面卖与唐勇。（两份证据均为复印件）唐勇称，因为我们有很多个股东，刘荣萍成头，一直没有跟我们股东算账，所以只有跟她签订租赁协议。到2014年4月30日，我跟凌玲签了股权转让协议之后就只剩我跟刘荣萍两个股东了。经过刘荣萍同意就把该门面分给我，委托吴某去办理了过户。案涉房屋最多的时候是8个股东。我收购了4个，刘荣萍收购了两个，就只剩我们两个股东了。刘荣萍称有17、8个，唐勇收购了4个，我收购了我的亲戚朋友的，现在只有我和唐勇两个。刘荣萍和唐勇均称双方就合伙事宜没有形成结算的。对于原判第五页第三段中唐勇举示了“不属于拆迁户的房屋明细清单”，刘荣萍认可清单本身是刘荣萍签字，但是清单的内容不完全属实，清单上面的房屋跟购房户签订了协议，但是门面没有签订协议，因为还没有卖。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相同。
本院认为，刘荣萍以唐勇与陈力恶意串通损害刘荣萍利益为由，要求确认唐勇与陈力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
一、唐勇与陈力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损害了刘荣萍的利益。
二、唐勇、陈力是否构成恶意串通。对于唐勇与陈力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损害了刘荣萍的利益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刘荣萍在新塔片区安置房的建设中，与7幢2-5单元包括陈力在内的被拆迁户分别签订了集资建房协议。协议签订后，刘荣萍出资建房，参与了本案安置房的审批、施工、验收、分配等环节，被拆迁人员也顺利入住，刘荣萍履行了协议中约定的义务。陈力一户按协议约定从刘荣萍处分的住房一套，回购门面一间，并应将剩余一套房屋过户给刘荣萍指定的购房者。案涉房屋于2008年9月22日通过竣工验收后，刘荣萍一直占有、使用、并以其本人名义出租给唐勇的前妻曾佑琴。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刘荣萍为案涉房屋的利害关系人是正确的。但是，刘荣萍与唐勇就案涉房屋是合伙关系，双方目前尚未就合伙事宜进行结算，不排除案涉房屋本就应当分配给唐勇的情况。也就是说，即使唐勇与陈力有恶意串通的行为，目前案涉房屋登记在合伙人唐勇名下，也不一定就损害了刘荣萍的利益。刘荣萍起诉要求确认唐勇与陈力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实际上是认为该房屋作为合伙所得的财产应分配给自己；而在刘荣萍与唐勇未进行合伙清算之前，本院无法判断该房屋的权利人是谁。因此，对刘荣萍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唐勇在二审中举示的新证据，对其中涉及合伙的部分，因刘荣萍认可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其中涉及是否恶意串通的部分，因刘荣萍未认可，且对办案的处理结果没有影响，本院不予确认。综上，唐勇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对唐勇的上诉请求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二审中出现了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结果予以纠正。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判决如下：
一、撤销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2015）璧法民初字第0564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刘荣萍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刘荣萍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刘荣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盛刚
代理
审判员 康 炜
代理
审判员 乔 艳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李 娜 来源：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