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桂02民终1333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江科春，男，1979年11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州县。
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张晓金，男，1982年12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州县，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州县。
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余建平，男，1984年8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州县，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州县。三上诉人共同
委托代理人：覃光明，广西华尚律师事务所平果分所律师。三上诉人共同
委托代理人：韦卓常，广西华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
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戴荣乾，男，1967年2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鹿寨县。
被
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龙树光，男，1968年7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鹿寨县。
被
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张兴贵，男，1964年4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鹿寨县。
被
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骆永强，男，1964年7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鹿寨县。四被上诉人共同
委托代理人：韦天明，鹿寨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一审
被告：余英业，男，1958年7月3日出生，壮族，无固定职业，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州县。一审
第三人：王春锋，男，1977年4月9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北区。一审
第三人：欧帮勇，男，1976年11月26日出生，壮族，农民，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鹿寨县。一审
第三人：潘国能，男，1971年8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北区石碑平镇古木村潘家屯**号之一。身份证号：4502111971********。一审
第三人：柳州市腾起农林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鹿寨县中渡镇中渡粮所长盛站。信用代码：914502235998268523。
法定代表人：潘国能，该公司总经理。上述四一审第三人共同
委托代理人：谭忠禄，广西香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科春、张晓金、余建平因与被上诉人戴荣乾、龙树光、张兴贵、骆永强、一审被告余英业、一审第三人王春锋、欧帮勇、潘国能、柳州市腾起农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起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鹿寨县人民法院（2015）鹿民二初字第2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3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晓金及上诉人江科春、张晓金、余建平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覃光明、韦卓常，被上诉人戴荣乾、张兴贵、骆永强及四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韦天明，一审被告余英业，一审第三人潘国能、腾起公司及其与一审第三人王春锋、欧帮勇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谭忠禄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
经审理查明：2014年6月15日，戴荣乾、龙树光、张兴贵、骆永强与江科春、张晓金、余建平签订了《山林木材转让合同》，合同主要约定：戴荣乾等四人将鹿寨县寨沙镇拉章村拉庙屯拉庙岭购买广西华楚林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楚公司）速生桉林约3400亩转让给江科春等三人经营采伐，具体面积以林业局采伐设计图和华楚公司鹿寨县寨沙镇速生桉造林基地2标段林木采伐界限范围图为准，以整体活立林木转让给江科春等人采伐；转让价格为780万元；付款方式为：合同落实时先付10万元定金，定金作为预付款，2014年6月17日17时前付90万，补够100万元作为预付款。进场采伐木材出售时四个工作日内再付130万元作为第一期共230元的采伐承包金，余下款项按每个月付款100万，最后20万元到采伐结束时付清转让款；采伐期限从2014年5月1日起至2014年11月30日止；采伐期间所需办理的林木采伐有关手续以林业设计采伐方数（不含外调费）为准办理，所发生费用由戴荣乾等人支付。本合同签字付款后生效。合同签订后，江科春等人将涉案林木进行采伐并出售完毕，并将部分木材出售给了森宝板厂、潘海新的板厂。但江科春等人未按时足额向戴荣乾等人支付林木转让款，至今尚欠转让款252.1万元，戴荣乾、龙树光、张兴贵、骆永强向江科春等人追索未果后遂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江科春、张晓金、余英业、余建平支付戴荣乾、龙树光、张兴贵、骆永强林木转让款252.1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4年12月1日起算，按7‰计算月利息）。2015年6月9日，江科春、张晓金、余建平以涉案木材不是龙树光等人所有，龙树光等人无权转让涉案林木为由提起反诉，要求解除《山林木材转让合同》，并由龙树光等人向其返还3361450元。一审另查明，在江科春、张晓金、余建平在签订《山林木材转让合同》时是合伙关系，余建平认可余英业代替其在《山林木材转让合同》上的签名。张兴贵、龙树光、戴荣乾、骆永强四人在签订《山林木材转让合同》时是合伙关系。一审再查明，涉案林木原系王春锋与广西华楚林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楚公司）签订《活立木销售合同》取得，王春锋取得涉案的林木所有权后，再转让给潘国能、腾起公司，潘国能和腾起公司授权委托欧帮勇作为代表，又于2014年3月18日，与张兴贵、龙树光签订了《山林木材购买合同书》，将涉案林木转让给张兴贵、龙树光。合同签订后，张兴贵、龙树光与江科春、余建平、张晓金于2014年6月15日签订了《山林木材转让合同》，涉案林木再次转让给江科春、余建平、张晓金。江科春、余建平、张晓金应龙树光等人的要求将2401000元木材转让款支付给腾起公司。以上事实，有《山林木材转让合同》、《活立木销售合同》、《转让协议》、《山林木材购买合同》、委托书、腾起公司于2015年1月1日发给龙树光、张兴贵的通知书、2014年10月森宝板厂拉长枧桉木明细表、江科春与腾起公司员工潘俊龙核对桉木情况说明、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设计图、林木采伐申请表、寨沙镇拉庙村长枧屯2014年度工业原料采伐设计书、《原林木订购协议》、2015年7月8日腾起公司出具的《说明》等证明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
一、《山林木材转让合同》是应当解除还是继续履行的问题；
二、江科春等人实际支付了多少木材转让款的问题。关于《山林木材转让合同》是应当解除还是继续履行的问题。江科春、张晓金、余建平与戴荣乾、龙树光、张兴贵、骆永强签订《山林木材转让合同》后将涉案林木进行了采伐销售，有2014年10月森宝板厂拉长枧桉木明细表、江科春与腾起公司员工潘俊龙核对桉木情况说明等材料予以证实，并且江科春等人也支付了部分木材转让款，《山林木材转让合同》已经实际履行，不存在约定解除合同的情况，也不符合合同法规定解除合同的法定情形，因此，江科春等人反诉要求解除《山林木材转让合同》并返还3361450元转让款，没有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江科春、张晓金、余建平应当按约定支付戴荣乾、龙树光、张兴贵、骆永强等人木材转让款。关于江科春等人实际支付了多少木材转让款的问题。龙树光等人认为江科春等人实际只欠其252.1万元；江科春等人认为其已全部支付完毕，但庭审时只罗列了3361450元，且能提供证据证实的仅为130万元，加上庭审时第三人腾起公司认可收到的2401000元，有证据证实江科春等人实际支付的转让款数额仅为370.1万元，与《山林木材转让合同》约定转让价款为780万元尚有一定的差距，按照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江科春等人承担付款的举证责任。现接收款项方龙树光等人认为江科春等人已支付了527.9万元，对于龙树光等人自认已收到江科春等人款项的部分，江科春等人不需再承担举证责任，但对其余部分仍应承担举证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现江科春等人对于余下的252.1万元无法提供证据证实其已实际支付，因此，江科春等人应对此承担不利的后果，该院确认江科春等人尚欠龙树光等人木材转让款252.1万元。《山林木材转让合同》约定了支付时间，江科春等人应在约定的期限内足额支付转让款，江科春等人逾期未支付转让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龙树光等人要求江科春等人按7‰计算月利息，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关于余英业是否应当承担付款责任的问题，余英业不是《山林木材转让合同》的当事人，在本案中，余英业与江科春、张晓金、余建平也不是合伙关系，因此，龙树光等人要求余英业承担本案的付款责任，理由不充分，该院不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除》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
判决如下：
一、江科春、张晓金、余建平支付戴荣乾、龙树光、张兴贵、骆永强山林木材转让款252.1万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计算标准：以252.1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12月1日起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按月利息7‰计算）；
二、驳回戴荣乾、龙树光、张兴贵、骆永强对余英业的诉讼请求；
三、驳回江科春、张晓金、余建平的全部反诉请求。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27936元（戴荣乾、龙树光、张兴贵、骆永强已预交），反诉案件受理费14000元（江科春、张晓金、余建平已预交），共计41936元，由江科春、张晓金、余建平负担。
上诉人江科春、张晓金、余建平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被上诉人根本不是从华楚公司购买林木，林木地点也不是在鹿寨县寨沙镇拉章村拉庙屯拉庙岭。2、按照《山林木材转让合同》约定采伐期间所需办理的林木采伐手续应由上诉人办理，被上诉人支付手续费用。但是早在双方签订《山林木材转让合同》之前，采伐证就已由欧帮勇办理并支付了费用。3、一审判决查明涉案林木周转的事实是错误。王春锋早在2011年就办了林权证，而华楚公司却在2013年10月才将涉案林木转让给王春锋，是矛盾的。欧帮勇既然是腾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转让合同上，不应是欧帮勇签名作为合同一方，应是腾起公司。4、一审未查明上诉人将涉案部分林木出售给森宝板厂、潘海新的板厂外，其余林木出售给谁。5、一审没有查清合同标的物所在地点，认定有矛盾。
二、一审判决遗漏查明以下重要事实：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山林木材转让合同》约定的面积、出材量和实际面积、出材量相差巨大。2、腾起公司认可收到款项240.1万元，被上诉人认可上诉人已支付527.9万元，上诉人认为已全部付清转让款，三方认可付款的数目不一致，应责令被上诉人及腾起公司提供具体付款的依据。
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双方约定的采伐设计图和采伐界限范围图的出材量为10318立方米，而实际的出材量仅仅为3070.5立方米，仅为合同约定数量的29.76％。被上诉人故意隐瞒、欺诈上诉人、显失公平的《山林木材转让合同》应撤销。一审法院不支持上诉人解除合同是错误的。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欧帮勇没有三方签字确认由上诉人从应付给被上诉人的木材转让款中直接转款给欧帮勇或一审第三人，一审法院偏信一审第三人陈述，不符合债权转让的法律规定，没有事实作为依据，适用法律错误。3、一审判决把王春锋、欧帮勇、潘国能都视为腾起公司的人员是没有法律依据的。4、由于被上诉人欺诈而造成上诉人无法得到10318立方米的木材，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一审判决却认定上诉人违约，违背司法公平公正。
三、一审法院没有依法对上诉人申请调查的证据进行调取，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山林木材转让合同》，被上诉人存在欺诈行为。综上，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提出的反诉请求。
被上诉人戴荣乾、龙树光、张兴贵、骆永强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出卖林木给上诉人，双方办有移交，上诉人已砍伐林木完毕，尚欠被上诉人林木转让款，因此，上诉人的反诉请求不成立，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一审被告余英业答辩称：本人受雇于江科春，余建平是本人儿子，其签名是由本人代替签字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木材转让合同与本人无关，不应由本人承担责任。一审第三人王春锋、欧帮勇、潘国能、腾起公司共同陈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当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及一审反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其他意见与一审陈述意见一致。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江科春、张晓金、余建平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提出如下异议：1、对一审认定“合同签订后江科春等人将涉案林木进行采伐并出售完毕，并将部分木材出售给了森宝板厂、潘海新的板厂”有异议，事实上并不是上诉人采伐和出售的，而是龙树光、欧帮勇采伐出售的；2、对一审认定“但江科春未按时足额支付林木转让款”有异议，事实上上诉人已经足额支付了所有的林木转让款，虽然上诉人只能提供支付130万元的凭证，其他单据已无法找到，但由于双方均没有对账，欠款金额并不清楚，应由被上诉人举证证实上诉人已支付款项的具体情况，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3、对一审认定“潘国能和腾起公司授权委托欧帮勇作为代表签订合同”有异议，2013年10月22日腾起公司出具的委托书是事后补充的，我方不予认可，并不代表当时授权给了欧帮勇；此外，欧帮勇是委托代理人就不能以其个人的名义签订转让合同，潘国能和腾起公司授权给欧帮勇的行为不成立；4、对一审认定涉案林木来源于华楚公司转让给王春峰，再转让给潘国能、腾起公司有异议，王春锋办理林权证和转让的行为时间、人物等相互矛盾。上诉人江科春、张晓金、余建平认为一审遗漏查明如下事实：1、遗漏查明双方签订的《山林木材转让合同》第4条关于采伐证办理的约定中隐含采伐证应由上诉人去办理的内容；2、在各方对付款金额陈述不一致的情况下，法院应查明被上诉人和一审第三人认可的数额具体是哪些人何时转多少款项而来，有何证据？3、遗漏查明双方签订的《山林木材转让合同》约定的实际面积和出材量与实际情况相差巨大，实际数量仅为合同约定数量的29.76％。上诉人江科春、张晓金、余建平为了证实其提出的事实异议，在二审期间提供了如下新的证据：1、张晓金提交的电话录音光盘和录音文稿各一份，拟证明实际上是龙树光、潘国能控制林木采伐，被上诉人的行为构成合同欺诈；2、快递单两份、申请书一份，拟证明一审法院在收到上诉人申请调查函后并没有进行调查，一审法院程序违法。被上诉人戴荣乾、龙树光、张兴贵、骆永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亦未提交新的证据。对上诉人江科春、张晓金、余建平二审中提交的新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对录音真实性有异议，录音通话中并不是戴荣乾、龙树光、张兴贵、骆永强的声音，录音中载明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合同后，已交付林木，此后不再享有处分权；2、一审审理程序合法，上诉人在一审申请调查的内容与本案无关，且不属于法院调查的范围，应由上诉人自行举证。一审被告余英业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亦未提交新的证据。对上诉人江科春、张晓金、余建平二审中提交的新的证据无异议。一审第三人王春锋、欧帮勇、潘国能、腾起公司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亦未提交新的证据。对上诉人江科春、张晓金、余建平二审中提交的新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证据1内容是上诉人与案外人陆裕松之间的对话，与本案无关，陆裕松应出庭作证认可录音的真实性及录音所涉的内容，该证据不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也不能达成龙树光、潘国能欺诈上诉人的证明目的；2、证据2，上诉人在一审申请调查的证据，已在各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中均有反映，法院无须再去调查，且不属于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一审审判程序合法。经质证，
本院认为，1、张晓金提交的所称江科春与陆裕松的录音，因该录音资料没有其他的证据相互佐证，仅以该录音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故对份录音本院不予采信；2、对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江科春、张晓金在一审申请调查的证据其已从鹿寨林业部门获取，在一审庭审中提供并经各方质证与陈述意见，不属法院调查范围，无须再去调查，因此，一审审理程序合法，对该份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针对上诉人江科春、张晓金、余建平一审提出的事实异议部分，
本院认为：1、一审法院认定该部分事实，有江科春于2014年12月作为确认人签字认可的《2014年10月森宝板厂拉长规桉木明细表》、江科春与潘海新于2014年10月15日签订的《原林木订购协议》及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等予以佐证，足以证实该事实。此外，三上诉人对该部分事实异议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实，仅有其个人陈述，故一审查明的该部分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2、上诉人主张已将货款支付完毕，但是其仅能提供支付130万元的凭证，并未能提供其他相应的付款凭证等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该事实异议部分，本院不予采信；3、腾起公司出具的《委托书》的时间是2013年10月22日，欧帮勇代表腾起公司与龙树光、张兴贵签订的《山林木材购买合同》的时间为2014年3月18日，出具授权委托书的时间在签订合同之前，故该授权具有法定效力，且在本案一、二审审理期间，潘国能与腾起公司均认可对欧帮勇的授权，一审法院对该部分事实认定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4、当事人对其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上诉人对一审再查明的部分提出异议，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依据一审第三人提供的一系列合同认定涉案林木的来源，依据充分，故本院对上诉人提出的该事实异议部分不予采信。针对上诉人江科春、张晓金、余建平提出的一审遗漏查明的事实部分，
本院认为：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签订的《山林木材转让合同》第4条约定：“采伐期间所需办理的林木采伐有关手续由以林业部涉及采伐方数（不含外调费）为准办理，所发生费用由甲方（即被上诉人）支付”，一审已查明，但涉案林木的采伐证在双方签订转让合同前已办理完毕，合同该条约定并未要求上诉人去办理采伐证，故上诉人提出该部分事实遗漏，本院不予采信；2、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支付转让款是上诉人应承担的合同义务，应由上诉人举证证明其支付转让款金额的证据，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举证证实其具体收款情况，以及法院查明该情况，与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承担不符，本院不予支持；3，双方在《山林木材转让合同》中并没有关于所交付的林木须达到一定出材量方面的约定，上诉人要求查明实际出材量，与本案审理的焦点没有关联，故一审没有遗漏审查。上诉人张晓金在二审期间向法院申请调查陆裕松与龙树光、江科春签订的树山买卖协议书以及陆裕松依据该合同将41万元转给潘国能的转款情况。因二审庭审时龙树光明确答复不存在该份协议，上诉人二审提交的录音资料中陆裕松亦表示找不到该份协议，江科春也是该份协议的合同主体之一，其本身就是上诉人，若有该份证据的话，上诉人应有能力提交给法院，而不是要求法院去调取，上诉人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存在该份协议，且该份证据与待证事实无意义，因此，其调查申请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本院不予准许。据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江科春、张晓金、余建平与戴荣乾、龙树光、张兴贵、骆永强签订的《山林木材转让合同》对交付涉案林木所需达到的出材量方面没有进行约定。
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4年6月15日签订的《山林木材转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应严格按照合同的规定，履行各自的义务。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为：
一、一审法院未对上诉人调取证据的申请进行处理，是否导致一审程序违法？二、被上诉人是否已将林木全部交付给上诉人，是否全面履行了双方合同？三、上诉人是否拖欠被上诉人林木转让款252.1万元？针对争议焦点一，对于上诉人提出一审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程序问题，因其申请调查的事项其已从鹿寨林业部门调取，并在一审庭审时进行质证与陈述意见，不属法院调查范围，无须再行调取，故其调查申请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一审审判程序合法。针对争议焦点二，首先，从江科春于2014年12月作为确认人签字认可的《2014年10月森宝板厂拉长规桉木明细表》、江科春与潘海新于2014年10月15日签订的《原林木订购协议》及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等可以得知，江科春在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之后，其作为卖方另行与案外人就本案涉案林木签订了买卖合同，将涉案林木卖给其他人，并按合同约定收取了林木预付货款，这些合同已经实际履行，由此可知，被上诉人已将林木交付给上诉人，江科春将涉案林木卖与他人并获利，行使其林木所有权。其次，本案属于买卖合同纠纷，作为卖方的被上诉人有交付林木的义务，作为买方的上诉人有支付货款的义务。林木买卖合同属于双务合同，具有先后履行顺序。按照《山林木材转让合同》第二条约定，上诉人在支付100万元预付款后，下一笔货款是在上诉人进场采伐木材出售时运输正常、无纠纷的情况下四个工作日内才需支付，若出卖方没有将林木交付给买受方，买受方享有拒绝支付余下林木款的抗辩权。然而，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以及被上诉人的认可，上诉人共计向被上诉人支付了527.9万元，远超过双方约定的预付款100万元，已经履行了本案大部分付款义务，上诉人在此期间并未对于林木的交付提出过任何异议，直到本案诉讼中才提出被上诉人未向其交付林木，显然不符合常理。再次，双方签订的《山林木材转让合同》中并没有关于林木出材量方面的约定，上诉人也没有提供关于被上诉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未经上诉人同意自行砍伐和出售涉案林木，仍然掌控涉案林木的证据，2014年11月30日，双方约定的砍伐终止时间已经届满，上诉人所称被上诉人未完全交付林木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综合上述分析，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没有交付林木完毕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对该部分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针对争议焦点三，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有义务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没有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上诉人作为买受方有支付货款的义务，现其主张已将林木款支付完毕，需由其举证证实。但上诉人在本案所提交的证据仅能反映已支付130万元，加上一审第三人腾起公司认可代被上诉人收到的240.1万元，共计付款370.1万元的事实，剩余林木款的支付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在一审中被上诉人认可上诉人已支付了527.9万元，尚欠252.1万元，亦只诉请主张252.1万元，其行为构成自认，可以认定上诉人已支付了527.9万元。由于上诉人未能进一步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已支付完毕剩余的252.1万元林木款，故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据此判决上诉人支付剩余林木转让款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除》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江科春、张晓金、余建平的上诉，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所作出的实体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936元（上诉人江科春、张晓金、余建平已预交），由上诉人江科春、张晓金、余建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江 侦
代理
审判员 彭 霞
代理
审判员 陈俊宇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梁耀尹 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