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鲁06民终16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众鼎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保税区慧能大厦311A。
法定代表人：束俊余，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文海，辽宁金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
上诉人（原审原告）：烟台百得利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南路*号内*号。
法定代表人：周小波，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于景利、李晓彤，山东齐鲁（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大连众鼎物流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烟台百得利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鲁0691民初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11月2日15时30分许，王浩杰驾驶无牌保时捷越野客车（车辆识别代码WP1AA2959GLB04389）沿309路由西向东行驶至威海市文登区大水泊镇后村西侧，左打方向避让其他车辆时，车辆失控驶入对行车道，与王清华驾驶沿309路由东向西行驶的鲁K×××××号正三轮摩托车相撞，致王清华当场死亡，两车均有损坏。事故发生后，上述无牌保时捷越野客车（车辆识别代码WP1AA2959GLB04389）已被有关部门扣押至今。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上述无牌保时捷越野客车（车辆识别代码WP1AA2959GLB04389）的运输合同关系。原告主张存在上述车辆的运输合同关系。原告称业务办理流程是原告有需要运输的车辆就联系被告在烟台的工作人员朱东奇，将相应的运输车辆信息（车型、车架号等）提供给被告，被告制作运输合同（商品车驳运授权委托书），从大连寄给原告。原、被告此前发生的多次运输合同都是这样的操作模式。这种操作模式存在车辆已运到目的地但合同（商品车驳运授权委托书）尚未寄到原告的情况，本案车辆就是已经将案涉车辆交被告托运，但合同没寄到。被告违约，没有拖运案涉车辆，其工作人员王浩杰驾驶案涉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被告未再给原告寄运输合同。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1、被告司机王浩杰涉嫌交通肇事罪一案刑事卷宗摘抄王浩杰及朱东奇询问笔录1份。王浩杰及朱东奇在笔录中对原、被告的业务往来情况以及涉案的运输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证明原告委托被告运输车辆，被告司机在运输过程中违规驾驶，发生交通事故。被告对询问笔录的内容以及来源均有异议。称司机王浩杰及朱东奇都不是被告公司员工，其二人所陈述是被告公司员工，均不属实。
被告认为这都是王浩杰与朱东奇的个人行为，与被告无关。况且原告提供的询问笔录只是摘抄，不能反映两位被询问人的原始的陈述内容。2、原告制作的2014年2月份至2015年11月份原、被告之间进行商品车驳运的业务往来明细1份、2015年原告向被告支付运输物流费的付款凭证11份、2015年被告向原告出具的物流费发票11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长期的业务往来关系，自2014年2月27日至2015年11月18日原告共委托被告驳运车辆308台，被告是原告唯一的物流运输商，原告与被告全部的业务均是由原告联系被告在烟台的负责人朱东奇进行，物流费均是支付给被告，由被告开具发票。被告对发票、付款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这两份证据能够证明原、被告之间曾经存在货物运输合作关系，每笔合作都对应着相应的运输合同。对驳运明细不太清楚，但明细第142项所指的事故车辆即本案车辆，这项业务是不存在的。3、商品车驳运授权委托书（运输合同）14份及相对应的出库单14份。出库单上有朱东奇签名。证明原、被告业务期间，被告方是由朱东奇负责安排提车，也有王浩杰。被告对14份商品车驳运授权委托书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商品车驳运授权委托书（运输合同）的签订是由原告在委托运输车辆之前，向被告方打电话，有时原告也给朱东奇打电话，然后再由朱东奇给被告打电话告知被告有什么样的运输业务，如果被告同意做这笔运输业务，那么被告就会制作商品车驳运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之后，传真给原告，用以确认我们承接这笔业务，然后就将加盖被告公章的这份委托书同时邮寄给原告。传真发出之后，已经视为被告承接这笔业务。我公司与朱东奇是有一种合作关系，烟台这边有业务或朱东奇在烟台承揽业务，我们双方进行沟通，如果我公司认为可以做，双方就合作。朱东奇完成烟台这边的运输，我们完成剩下路程的运输。假如业务成了，是我公司与委托运输单位签订运输合同。但对出库单的真实性有异议，称这种出库单原告随时都可以自行制作。4、2015年11月11日被告公司唐连波经理、张义欣律师在事故发生后前来原告4S店道歉的录音证据1份。证明事故发生后，被告第一时间到原告处道歉并表示会尽快处理好事故，减少原告损失。说明被告对本次运输是知情并认可的，且被告在事故发生时，处理意见是较为诚恳的。被告对谈话内容没有异议，称当时被告的确是派了姓唐的和一个律师（具体名字我不知道）到原告公司。当时这个事情出了之后，原告方给我们公司的员工打电话，还有朱东奇给我公司老板打电话，朱东奇跟我公司老板是老乡关系，关系非常好，所以才合作。我们老板得知车辆出事之后，非常震惊，因为在出事之前，我公司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台运输车辆。当时我公司老板质问朱东奇，朱东奇说让帮忙协调一下，至于发生的费用以后扣。我公司老板简单了解了一下运输过程，就派了两人来。实际上谈话录音能够体现出朱东奇或肇事车司机与被告公司就是一种合作关系。另外，经过我公司派的两个代表与肇事司机家属面谈，肇事司机家属因为没有经济能力，准备的钱非常少，我公司老板想要帮助协调解决这件事的前提条件不存在了，我公司老板本想大家都分担点把事结了，肇事司机家属拿不出钱，我公司老板就不管这事了。原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供的朱东奇及王浩杰的笔录摘抄不能确定真实性，不足采信；提供的出库单既与运输合同相关内容不符，被告亦不认可，应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商品车驳运授权委托书（运输合同）、物流费付款凭证及发票，真实合法，被告亦无异议，应予采信，能够证明原、被告之间发生过多次商品车运输交易行为的事实；原告提供的被告公司唐连波经理、张义欣律师与原告方工作人员的对话录音材料，内容属实，被告对录音本身没有异议，应予采信。根据谈话内容，并非如被告所称仅是帮忙协调交通事故赔偿事宜，而是认可原、被告之间运输案涉商品车的事实并对自己工作人员违约驾驶托运商品车发生交通事故向原告道歉。依据上述采信的证据，能够认定被告为原告运输案涉保时捷越野客车（车辆识别代码WP1AA2959GLB04389）的事实。关于案涉保时捷越野客车（车辆识别代码WP1AA2959GLB04389）市场价格的问题，原告主张市场价608000元，提供了车辆的进口证明书、进口检验单、原告购车增值税发票（进口价417308元）以及案涉车辆的销售合同（对荣成客户出售，售价608000元），证明案涉车辆系经保时捷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合法进口，进口价格为417308元，销售价格为608000元。被告对进口证明书、进口检验单、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及证明问题均无异议。对车辆销售合同有异议，销售合同没有日期，与销售合同相符的购买者缴纳预付款凭证没有，被告认为这份销售合同不存在。原审法院认为，被告虽然对销售合同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原告提供的销售合同应予采信，能够证明案涉车辆的销售价格是608000元。经登录保时捷中国官方网站查询，案涉车型报价为588000元。考虑供需关系等因素导致的价格波动，原告主张的608000元可以认定为案涉车辆市场价而予以支持。综上，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作为承运人，为原告运输案涉车辆，有义务将货物安全运到约定地点交付收货人。但被告违约使用货物（案涉车辆）且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货物损坏，已不可能将货物运输至约定地点并交付收货人，原告请求被告返还货物，应予支持。如不能返还货物，则应以货物市场价格赔偿损失。至于案涉车辆被有关部门扣押的情况，被告作为案涉车辆承运人，有义务也有可能以交纳赔偿保证金等方式请求有关部门解除扣押，但被告未能履行合同义务，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零八条、第三百一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大连众鼎物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烟台百得利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无牌保时捷越野客车（车辆识别代码WP1AA2959GLB04389）一辆。到期不能返还，则赔偿烟台百得利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车辆价值损失608000元。案件受理费13980元减半收取6990元，由大连众鼎物流有限公司负担。
上诉人大连众鼎物流有限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一、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涉案越野车运输合同关系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在涉案车辆运输前没有告知上诉人，车辆发生事故后才通知上诉人，上诉人派员工去被上诉人处的目的是弄清楚运输车辆的经过，经过调查发现事故车辆根本没有委托上诉人进行运输。原审法院仅凭一段录音认定双方存在运输合同关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
二、原审法院认定涉案车辆市场价为608000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涉案车辆销售合同不真实，没有记载日期，且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已经销售了该车辆。事故车辆的价格是随着市场需求而波动的，原审法院主观判断车辆市场价格没有依据。被上诉人的车辆损失应为其购买该车辆的实际支出费用或者是维修事故车辆所发生的费用。
三、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返还原车辆或赔偿608000元没有依据。被上诉人提供了14份与上诉人之间的“商品车驳运授权委托书”作为参照，即使如原审法院认定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双方也应按委托书来履行。按委托书约定，上诉人承担每台车40万元的保额，出险时若保额不足，比例赔付，增保责任由被上诉人承担；承运车辆因事故损坏，上诉人只应承担事故车辆的维修费用；事故车辆的间接损失包括降价费，未及时交车等其他原因造成的损失由被上诉人自行承担。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
被上诉人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中，上诉人主张其与朱东奇、王浩杰系委托运输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作多年，被上诉人知晓上诉人与朱东奇、王浩杰系委托运输关系。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上述主张不予认可，称朱东奇是上诉人烟台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运费由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发票也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了2015年9月30日银行交易回单及荣成市自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证明张怡系荣成市自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老板，张怡购买涉案车辆向被上诉人支付预付款25万元及分期手续费18900元。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主张因涉案事故发生于2015年11月2日，故该笔汇款不是购买涉案车辆的预付款。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主张被上诉人知晓其与朱东奇、王浩杰系委托运输关系，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上诉人对该主张未提交证据证实，本院对上诉人该主张不予支持，但上诉人上述主张说明朱东奇、王浩杰参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运输业务。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录音证据、业务往来明细、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运输物流费的付款凭证、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发票以及朱东奇、王浩杰参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运输业务的事实，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涉案车辆的运输合同关系。上诉人否认与被上诉人存在涉案车辆的运输合同关系，与事实不符，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关于涉案车辆的市场价，被上诉人提交的车辆进口证明、进口检验单、购车增值税发票以及销售合同、银行交易回单能够证实被上诉人以608000元的价格将涉案车辆对外销售，原审法院以该价格认定被上诉人的损失，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提交的销售合同不真实，没有依据，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上诉人上诉主张即使认定双方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也应按委托书来履行，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未提交涉案车辆的驳运授权委托书，且本案不涉及车辆的维修费用、降价费的问题，上诉人该主张没有依据，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上诉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
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980元，由上诉人大连众鼎物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少华
审判员 孙 威
审判员 王汝娟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孔祥子 百度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