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沪0115行初92号原告倪刘峰，男，1982年11月2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裴光，局长。委托代理人黄吉炎，男。委托代理人袁振宗，上海汉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法定代表人项俊波，主席。委托代理人付志飞，女。委托代理人董兴亮，北京市汉���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倪刘峰诉被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以下简称上海保监局)、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其他行政行为一案，本院于2016年2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倪刘峰，被告上海保监局的委托代理人黄吉炎、袁振宗，被告中国保监会的委托代理人付志飞、董兴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5年10月29日上海保监局对原告作出沪保监消费投诉[2015]第563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以下简称被诉告知)，内容为：对于原告提出的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生命人寿)涉嫌违反保险行政法律法规的保险消费投诉事项，现答复如下：在收到原告的投诉后，上海保监局组织专门人员，通过调阅相关档案资料、调听电话回访录音、询问涉��保险公司相关人员的方式，对投诉所涉违规事项展开细致调查。原告反映的“从头至尾胡健宁没有出示《保险代理从业人员资格证书》和《展业证》”的情形，经查，涉诉保单销售人员在销售保单时未向原告出示展业证的情况属实。保单销售人员的该行为违反了《保险营销员管理规定》第三十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委托未取得《展业证》的人员从事保险营销活动的行为，违反了《保险营销员管理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上述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不再给予行政处罚。原告反映的保单销售人员未向其出示《资格证书》的问题根据现有证据无法查实。原告反映的“2013年及2015年没有收到红利通知书”的情形，经查，根据上海保监局调查获取的证据，无法认定保险公司存在上述情形��原告反映的保险公司为达到推销保险的目的，隐瞒合同重要条款、风险，虚假宣传，投保单上的信息非投保人本人填写，职业和收入与实际严重不符，投保人未在产品说明书、投保提示书、银行转账授权书及保单回执上签字，投保人未亲笔签写38个字风险提示语，且未亲笔签名，销售人员告知投保人在接听回访电话的时候回答“我知道”、“我清楚”及销售人员以赠送按摩器及电子称为诱饵，误导投保人购买保险等情形。在调查过程中，上海保监局通过电话及挂号信方式均无法与涉诉销售人员胡健宁取得联系，根据现有证据，上海保监局无法认定存在上述情形。
原告倪刘峰诉称：其因被骗购买生命人寿富贵全能年金保险，于2015年8月18日向上海保监局寄送了《行政处罚申请书》，后于同年11月7日收到被诉告知。上海保监局包庇保险公司，听取一面之词，未尽到监管核查职责。原告未在保单上签过字，保险公司也承认原告未亲笔签名，被告对原告的投诉却视而不见，还将举报材料泄露给保险公司。
原告不服被诉告知，于2015年11月29日向中国保监会申请行政复议，2016年1月29日收到中国保监会作出的保监复议[2015]346-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结果仍是维持。故原告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被诉告知及被诉复议决定。
原告为证明自己诉称意见的成立，出示以下证据：1、2015年8月3日原告与生命人寿工作人员冯文浩的通话录音及文字版记录，证明生命人寿承认38字风险提示和签名不是原告本人签写，原告也从未委托任何人代为签写；2、2015年10月9日原告与生命人寿工作人员徐明的通话录音及文字版记录，证明上海保监局擅自将原告的《行政处罚申请书》泄露给保险公司人员，生命人寿承认38字风险提示及签名不是原告��人所签；3、2015年11月28日、2016年3月7日原告与涉诉销售人员胡健宁的通话录音及文字版记录，证明生命人寿在产品说明会上存在欺诈，销售人员让原告在回访电话中回答“知道”、“了解”，产说会上送海豚按摩器诱导购买保险；4、原告与同样被生命人寿欺诈的两名沈先生的通话录音及文字版记录，证明生命人寿存在欺诈行为；5、新民晚报的版面截图，证明生命人寿欺诈消费者；6、生命人寿在产品说明会上赠送的海豚按摩器照片，证明生命人寿赠送合同外利益，诱导购买保险；7、证人证言，证明生命人寿存在欺诈行为及赠送合同外利益诱导购买保险；8、中国保监会内蒙古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3份，证明上海保监局对“二年内未被发现”的时效认定错误；9、原告2010年工资单，证明生命人寿伪造原告的职业收入；10、沪保监公开[2015]88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证明上海保监局将原告的《行政处罚申请书》泄露给保险公司，原告曾去保险公司反映保单上签名非其本人所签。
被告上海保监局辩称：2015年8月19日上海保监局收到原告的《行政处罚申请书》，受理了原告的保险消费投诉。遂上海保监局就原告投诉的生命人寿进行了调查，询问了相关负责人，调取了原告投保的保单和条款等，于2015年10月29日作出了被诉告知并邮寄送达原告，已经依法履行了监管职责。原告投诉举报的涉诉保单销售人员在销售保单时未出示展业证的行为属实，但该行为已经超过了两年的行政处罚追诉时效，且不存在连续状态；原告所反映的其他问题根据现有证据均无法证实。被诉告知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
被告上海保监局为证明自己辩称意见的成立，出示了以下证据：1、《行政处罚申请书》及投诉材料，证明2015年8月19日，上��保监局收到原告的书面投诉材料；2、保险消费投诉告知书及邮寄查询凭证，证明2015年8月31日，上海保监局作出保险消费投诉告知书，受理了原告关于生命人寿涉嫌违法违规的投诉事项；3、现场检查通知书、访谈笔录及电话记录、产说会情况说明、电话记录及上海保监局向生命人寿调取的投保单、投保提示书、银行转账授权书、保单回执、红利通知书寄送证明、销售人员入离职材料、个人接受调查通知书及邮寄凭证、涉诉保单电话回访录音，证明2015年9月7日，上海保监局作出现场检查告知书并于同年9月21日开始对生命人寿进行调查，约谈生命人寿相关工作人员，并向公司调阅了涉诉保险合同的投保单、投保提示书等材料，调听了回访录音并向投诉人核实情况；4、被诉处理告知书及邮寄凭证，证明2015年10月29日，上海保监局作出被诉告知书并向原告寄出。5、上海保监会的职权依据、执法程序依据、适用法律依据为《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派出机构监管职责规定》第四条第(四)项、第五条，《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九条、第十二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三条，《保险销售从业人员监管办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四条，《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分红保险销售人员从业年限条件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七条，《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六条，《人身保险公司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条，《人身保险销售误导行为认定指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
被告中国保监会辩称：2015年12月4日中国保监会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同日予以受理。2015年12月8日其向上海保监局发送和《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和《行政复议申请书》。2015年12月21日上海保监局向其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及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2016年1月21日中国保监会作出维持的被诉复议决定，同年1月26日向原告寄出。中国保监会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被告中国保监会出示了以下证据、依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及机关文件处理单、《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书》、被诉复议决定及邮寄凭证，证明复议程序合法；2、职权依据、程序依据及适用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经质证，原告对上海保监局的职权依��无异议。对上海保监局出示的证据3，认为上海保监局的调查笔录中生命人寿称其未保存产品说明书，该行为应予处罚；上海保监局应主动对原告的笔迹进行鉴定而不应当让原告提供笔迹鉴定报告等材料；涉诉保险销售人员胡健宁的电子档案显示其为初中以下学历，应无资格取得保险销售从业资格证；电话记录显示上海保监局在1分钟内拨打胡健宁电话三次，反映其调查过程存在严重瑕疵。对上海保监局的法律适用认为还应当适用《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八十七条，《人身保险客户信息真实性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八条。原告对中国保监会的证据及依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被诉复议决定认定事实错误，生命人寿未按照分红型保险的规范要求对原告进行回访。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上���保监局及中国保监会均认为除证据5、6外其余证据原告均未在投诉举报程序中提交，对证据1至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原告提交的录音不完整，也无法证明事先征得过对方同意；对证据10认为无法证明上海保监局存在泄露行为。上海保监局对中国保监会提交的证据、依据均无异议。根据庭审中各方当事人所出示的证据及对证据的质证意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被告上海保监局出示的证据客观真实，可以证明其辩称意见的成立，本院予以采信。被告中国保监会出示的证据亦可以证明其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程序合法，本院予以采信。
原告出示的证据无法证明被告上海保监局作出的被诉告知存在应予撤销的情形，故本院对原告证据所要证明其诉称意见成立的内容，不予采信。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在庭审中对部分事实的一致陈述，本院经审理查��以下事实：上海保监局于2015年8月19日收到原告以邮寄方式提交的《行政处罚申请书》，原告反映其购买的生命人寿富贵全能年金保险(分红型)存在以下违法违规问题：1、销售人员在销售保险时未出示保险代理从业人员资格证和展业证；2、保险公司为达到推销保险的目的，隐瞒合同重要条款、风险，虚假宣传；3、投保单上的信息非投保人本人填写，职业和收入与实际严重不符；4、投保人未在产品说明书、投保提示书、银行转账授权书及保单回执上签字；5、投保人未亲笔签写38字风险提示语，且未亲笔签名；6、销售人员告知其在接听回访电话的时候回答“我知道”、“我清楚”；7、未收到2013年、2015年的红利通知书；8、保险公司以赠送按摩器及电子秤为诱饵，误导其购买保险。上海保监局于2015年8月31日受理，同年9月7日发出《现场检查通知书》，对生命人寿进行监管检查，获取了原告投诉所涉投保单、投保提示书、保单回执、电话回访录音及文字记录、深圳市邮政局福田分局出具的《邮寄证明》等证据材料，对生命人寿工作人员徐某、徐某某进行了调查询问。在调查过程中，通过电话及挂号信等方式均无法与涉诉销售人员胡健宁取得联系。通过上述调查，上海保监局查明涉诉保单销售时，销售人员胡健宁具有《保险代理从业人员资格证书》，但尚未获得《展业证》。给予上述调查情况，上海保监局于2015年10月29日作出被诉告知并邮寄送达原告。
原告收到后不服，向中国保监会申请复议。2015年12月4日中国保监会收到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并于同日受理；同年12月8日其向上海保监局发送《行政复议申请书》和《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2015年12月21日上海保监局向其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及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2016年1月21日中国保监会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维持了被诉告知并于同年1月30日邮寄送达原告。
原告收到后仍不服，遂起诉来院。
本院认为：上海保监局作为中国保监会的派出机构，具有监管辖区内保险公司分支机构、保险中介机构以及保险从业人员的保险经营活动，查处保险违法、违规行为，维护保险市场秩序的法定职责。中国保监会作为其上级机关具有受理针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复议申请的法定职责。上海保监局收到原告的申请后，于法定期限内受理，后展开调查。根据原告提交的投诉材料及上海保监局调查获取的投保单、投保提示书、电话回访录音及文字记录、深圳市邮政局福田分局出具的《邮寄证明》等证据以及对生命人寿工作人员徐某、徐某某的调查笔录，可以认定原告举报投诉的保单销售人员在销售保单时未向原告出示展业证的情况属实，但现有证据无��证明保单销售人员未向原告出示《资格证书》，保险公司未寄送2013年及2015年度红利通知书、隐瞒合同重要条款、风险、虚假宣传，投保人未在产品说明书、投保提示书、银行转账授权书及保单回执上签字、未亲笔签写38字风险提示语且未亲笔签名等的情形。保单销售人员在销售保单时未出示展业证的行为，违反了《保险营销员管理规定》第三十条之规定，保险公司委托未取得展业证人员从事保险营销活动的行为，违反了《保险营销员管理规定》第五十七条之规定，但上述行为均发生在2011年，且不处于持续或继续状态，均已超过《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两年处罚时效，故上海保监局未予处罚，并无不当。另，根据中国保监会《关于分红保险销售人员从业年限条件的通知》，已经取消了《分红保险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中关于分红保险人员应具备“有一年以上寿险产品销售经验，且业绩良好”的规定。故被告上海保监局已就原告的申请进行了调查，并一一作出了回复，其作出的被诉告知，并无不当。中国保监会在收到原告的复议申请后，予以受理，进行了调查，并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作出了被诉复议决定，且依法送达，程序合法。综上，原告起诉要求撤销被诉告知及被诉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证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
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倪刘峰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原告已预缴)，由原告倪刘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单宇驰
代理
审判员 姚 姝
人民陪审员 骆国雄
二〇一六年六月七日
书 记 员 王 冰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