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109民初165号原告李万旭，男，1959年1月22日出生。委托代理人李丹，女，1982年7月9日出生。被告高增贵，男，1962年1月5日出生。委托代理人安慧霞，女，1961年11月11日出生。被告高自成，男，1989年4月3日出生。被告高虎成，男，1986年10月9日出生。
原告李万旭与被告高增贵、高自成、高虎成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万旭及其委托代理人李丹，被告高增贵及其委托代理人安慧霞，被告高虎成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高自成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万旭诉称：我于2007年9月11日与高增贵就北京市门头沟区××街44排2号（以下简称44排2号）的房屋签订买卖协议，该协议现已被法院判决确认无效。2012年6月23日，我与高增贵经自愿平等协商，就44排2号房屋拆迁后的利益分割达成协议：高增贵根据拆迁协议获得的一套二居室归我所有，待房屋交付后，高增贵通知并协助我办理选房及入住手续；高增贵取得补偿款后的7日内，向我支付5万元拆迁补偿款。拆迁过程中，高增贵将44排2号的部分房屋分配给其两个儿子高虎成、高自成分别签约。后经协商，由我选定高自成名下坐落于北京市门头沟区××地块2号楼1单元404号（以下简称404号）二居室一套，现该房屋已交付。但三被告不守信誉，拒不把房屋交付给我，故我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
一、高增贵向我支付拆迁补偿款5万元，并向我支付利息（利息以5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高增贵拿到拆迁款的第八日开始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
二、三被告向我交付404号房屋；
三、三被告向我赔偿因未交付房屋所产生的损失（按每月2000元计算，从三被告实际拿到房屋之日计算至房屋实际交付之日）。
被告高增贵、高虎成辩称：高增贵与李万旭于2012年6月23日达成的协议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当属无效。当时我们家与拆迁办协商拆迁事宜，李万旭及家人从中捣乱，导致拆迁办不跟我们家签拆迁协议。考虑到过了奖励期我们很多钱就拿不到了，为了能尽快与拆迁办签订拆迁协议，我们被迫与李万旭达成的协议。故我们不同意李万旭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高自成未到庭应诉，但在庭前谈话中答辩称：我的意见与高增贵、高虎成一致。
经审理查明：1982年5月，李万旭在44排2号申请建北房四间，房屋所在土地系村集体土地。2007年9月11日，李万旭与高增贵订立房屋买卖协议，将上述四间房屋卖与高增贵，价款为25.6万元。购买房屋后，高增贵与其子高自成、高虎成在44排2号院内又自建了部分房屋。2011年5月10日，李万旭诉至法院，以农村宅基地禁止非法流转为由主张上述房屋买卖协议无效。本院于2011年9月1日作出（2011）门民初字第16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李万旭与高增贵于2007年9月1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高增贵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1月17日作出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案件并未处理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2012年6月23日，高增贵（甲方）、李万旭（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就门头沟区××街44-2号院房屋拆迁利益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签订的拆迁协议中一套两居室归乙方所有。2、由甲方通知并协助乙方办理选房及入住手续。乙方自行选房并对房屋享有所有权。3、待房屋能够过户时，甲方协助乙方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过户所需全部费用2万元以内部分由甲方承担，超出2万的部分由双方均摊。4、待甲方取得房屋补偿款后7日内，给付乙方50000元。”三被告对上述《协议书》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且认可签订《协议书》时，三被告均在场，但主张该《协议书》系在胁迫的情况下所签订。三被告未就其主张的胁迫情形向法院提交相应的证据。签订上述《协议书》后，高增贵与高自成、高虎成签订《分家协议》，约定44排2号房屋由高增贵分得6间182.96平方米，由高虎成分得房屋1间17.56平方米，高自成分得房屋1间20.88平方米。后三人分别就各自分得的房屋与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镇人民政府签订《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征收协议》）。高增贵依《征收协议》可获得四套二居室安置房及493234元征收补偿款。高自成依《征收协议》可获得一套二居室安置房及54126元征收补偿款。高虎成依《征收协议》可获得一套二居室安置房及32098元征收补偿款。另查，高自成、高虎成分得的房屋均系李万旭卖给高增贵的北房中的一部分。现高增贵、高自成、高虎成名下的征收补偿款已于2015年6月24日领取，安置房均已交付，但由于房源调整，高增贵实际选定了两套一居室和两套三居室。高自成名下的安置房现已交付，即为404室房屋。李万旭主张，安置房交付时，其与高增贵一家协商，约定将高自成名下的二居室作为《协议书》中应归李万旭所有的二居室，且该二居室的具体坐落位置系由高自成带着李万旭一起去拆迁办选定的。为证明其主张，李万旭向法院提交了（2015）门民初字第3994号案件的开庭笔录，该案系李万旭作为原告起诉高增贵，要求高增贵履行二人于2012年6月23日签订的《协议书》，高虎成在该案中系高增贵的代理人。在2015年11月16日的庭审中，就404房屋的选房问题，高虎成陈述：当时其他的安置房均已选定，就只有高自成名下的一套二居室没有选，所以就让李万旭选了404号房屋；高自成对李万旭选房是知晓的，当时也同意将404号房屋给李万旭。在本案中，三被告对李万旭主张的选房的事实不予认可。404号房屋现空置，无人居住。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的陈述、《协议书》、民事判决书、《征收协议》及档案材料、缴费确认单、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高增贵与李万旭于2012年6月23日签订的《协议书》系二人在44排2号房屋买卖协议被法院确认无效后，对合同无效后果进行的约定，系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属有效。三被告主张该《协议书》系在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但未就其主张向本院提交相应的证据，故对于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签订《协议书》后，高增贵与高自成、高虎成签订《分家协议》，由高自成、高虎成就四间北房中的部分房屋签订了《征收协议》，由于李万旭系44排2号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人，李万旭与高增贵就北房四间签订的买卖合同亦被法院确认无效，则《分家协议》处分了李万旭的相应利益，高自成、高虎成应在各自分得利益的范围内就《协议书》中约定的二居室承担返还责任。《协议书》未明确该二居室的具体指向。现高增贵名下并没有二居室安置房，高自成、高虎成名下各有一套二居室，根据高虎成在（2015）门民初字第3994号案件中的陈述，高自成名下二居室系原、被告协商后由李万旭选定的坐落位置，李万旭亦持此意见，故
本院认为当事人已用实际行为就《协议书》中二居室安置房的指向进行了确认，该二居室应为404号房屋。综上，李万旭要求高自成交付404号房屋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由于《协议书》未约定房屋交付时间，故对于李万旭要求三被告支付未交付房屋产生的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协议书》亦约定高增贵在取得房屋补偿款后7日内向李万旭支付5万元，现高增贵已于2015年6月24日领取征收补偿款，故对于李万旭要求高增贵支付5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高增贵未按《协议书》约定的时间向李万旭支付5万元，则应向李万旭支付相应的利息损失，故对于李万旭要求高增贵支付5万元款项自高增贵领取拆迁款后第八日至判决生效之日的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利率应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
判决如下：
一、高自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李万旭交付坐落于北京市门头沟区××地块2号楼1单元404号的房屋，交付时不得损坏房屋的主体结构和附属设施。
二、高增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李万旭支付五万元及利息损失（以五万元为本金，自
二○一五年七月二日到判决生效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三、驳回李万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一万零六百三十元，由高增贵、高自成、高虎成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欢喜
人民陪审员 付朝辉
人民陪审员 崔国云
二〇一六年五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潘 蕾 关注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