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6）津行终1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悦兰。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天津市河东区泰兴南路32号。法定代表人王亚明，区长。委托代理人许剑，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贾汝婷，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上诉人张悦兰因诉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要求确认拆迁安置违法并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二中行初字第227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悦兰，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许剑、贾汝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向原审法院诉称，被告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2007年12月依“市政基础设施重点工程小孙庄片海河匝道项目二期”对原告原住址房屋实施拆迁，被告作为拆迁地辖区政府，其委托拆迁人天津市东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实施的拆迁是行政行为。在《拆迁补偿安置办法》载明“以福天里12号楼（现为16号楼）作为本片拆迁的产权调换房屋”内容并予以公示，但被告违背产权调换公示内容欺瞒原告，将被告内设机构天津市河东区建设管理委员会的违规建筑“福天里12号楼”违法卖给拆迁人作为产权调换房屋置换给原告。此后违规向原告发放并非房管局规范文本的《住房租赁合同》，产别由拆迁前原告合法的“市直管公房”篡改为“单位自管产”掩盖其违规建筑的非法性。被告内设机构天津市河东区建设管理委员会因久办不下“福天里12号楼”的规划审批手续，拆迁人将该楼退回被告，被告三次通知：福天里12号楼由天津市东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移交给东盛房屋经营管理一站管理。自2007年12月至今，被告始终未能办妥“福天里12号楼”的规划、房管、公安等手续，造成原告面临落户、遗产继承、买卖等实际问题。
原告多次通过信访、特快专递信函、市政府“政民零距离”网页与被告沟通，被告均无答复，已无诚意解决违法行政对原告造成的损害，故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将没有规划、房管等合法产权手续的违章建筑“福天里12号楼3门503室”作为拆迁安置房置换给原告的行为违法；2.判令被告限期办妥“福天里12号楼3门503室”规划、房管等合法产权手续，使现住房产权及租赁手续完备合法（若被告不能取得合法产权手续，改请法院判令：被告按现住房地段福天里楼群当前房屋市场价值重新安置原告合法产权调换房屋及支付由此产生的费用）；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审法院认为，关于原告所诉被告将没有规划、房管等合法产权手续的违章建筑“福天里12号楼3门503室”作为拆迁安置房置换给原告的行为违法，经审查，原告提供的《天津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载明拆迁人天津市东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涉案房屋置换给原告，被告并未实施拆迁安置行为。现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存在拆迁安置的行政行为，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不符合提起诉讼的法定条件。关于原告所诉要求被告限期办妥涉案房屋规划、房管等合法产权手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在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申请的证据，经审查，原告仅通过信访途径向被告反映相关问题，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向被告提出申请，且被告不具备为涉案房屋办理规划、房管等合法手续的职权，原告的该诉请亦缺乏相应事实根据，不符合提起诉讼的法定条件。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张悦兰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张悦兰。张悦兰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请求高院裁定准予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张悦兰的上诉理由是：1.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免除被上诉人“举证责任”，违反法定程序，违背司法公正。本案是新闻媒体曝光的拆迁侵权群体行政案件，社会影响恶劣，不属于事实清楚简单的小案件，原审法院只是单方询问上诉人，不开庭审理违背行政诉讼举证分担法则“被告承担举证责任”规定。上诉人的证据，针对被上诉人的“委托人”身份、违法行政事实及法律依据，相互作证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特别是“都市报道”光盘证据，是决定审判结果去向的重要证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原告可以提供证明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成立的，不免除被告的举证责任”之规定，即使本案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完整，法规也不免除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既然不免除，只能通过开庭来实现被上诉人的举证过程。2.原审法院未能正视：“被上诉人委托拆迁事实”、“被上诉人委托人身份”、“拆迁使用违章建筑冒充合法置换房的违法行为”、“上诉人的被侵权损失”等诸多具体客观存在的事实。原审法院错误的以“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认定，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3.原审法院没有开庭经双方质辩程序，违规直接将被上诉人具有瑕疵错谬的答辩词原封不动予以采信引用，写入裁定书。上诉人举证的“都市报道”光盘作为本案的重要证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本案起诉状明确起诉“被告将违章建筑作为拆置换房的行政行为为违法行政”。原审法院驳回起诉裁定书却改写为“在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文词的变化，安全改变了本案诉求的原意内涵，是包庇被上诉人。
被上诉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庭审中辩称，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二审经开庭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是：因上诉人原居住地房屋实施拆迁，2008年上诉人与拆迁人天津市东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天津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双方约定由拆迁人将涉案房屋安置给上诉人。后因涉案房屋规划、产权、户口、遗产继承、房屋买卖等问题，包括上诉人在内的福天里16号楼（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12号楼）居民通过多种方式向被上诉人及其他行政机关信访反映相关问题。2011年2月22日，天津市信访办公室作出访转字（2011）01896号来访事项转送单，要求河东区信访办对周军等5人上访反映的问题，按照《信访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接待处理。2015年3月25日，张悦兰、李淑鸾、张培、吴思林、王晋玲、李淑英、黄在华、黄兆齐、崔骐、米晓健、穆葵芝、杨凤岭、范俊蔼、王桐岺、吴升台、陈连山、王留栓、李娘、于良、吴琪向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王亚明区长写信反映涉案安置房的相关问题。2015年4月10日，福天里16号楼拆迁户代表刘淑宪、周军通过市政府网页“政民零距离”给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王亚明区长留言。天津电视台“都市报道”还曾对涉案房屋的相关问题做过专题报道。因涉案拆迁安置房的相关问题未得到解决，2015年5月6日，上诉人以被上诉人为被告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上诉人在与拆迁人天津市东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天津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后，因拆迁安置房的规划、房屋产权等问题，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信访反映问题未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引发的本案诉讼。涉案拆迁安置房福天里16号楼居民先后几次通过特快专递信函、市政府网页“政民零距离”等与被上诉人沟通，天津电视台“都市报道”还曾做过专题报道，被上诉人应按照《信访条例》的规定依法处理。
上诉人如对被上诉人的信访处理行为不服，也应当按照《信访条例》的规定行使信访权利。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的第一个诉讼请求是“确认被告将没有规划、房管等合法产权手续的违章建筑福天里12号楼3门503室作为拆迁安置房置换给原告的行为违法。”
本院认为，经二审庭审审查，上诉人提供的《天津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能够证明因上诉人原居住地房屋拆迁，上诉人是与拆迁人天津市东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作出了将涉案房屋作为拆迁安置房置换给上诉人的行政行为。上诉人认为涉案拆迁房屋没有合法手续，属于违章建筑，是对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异议，可以依法通过相关途径寻求救济，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的第二个诉讼请求是“判令被告限期办妥福天里12号楼3门503室规划、房管等合法产权手续，使现住房产权及租赁手续完备合法。”
本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办理房屋规划、产权登记不属于被上诉人的法定职责，且经二审庭审审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认可上诉人是通过信访途径向被上诉人反映涉案房屋相关问题的，因此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对其信访未予回应的情况下，应按照《信访条例》的规定行使信访权利。上诉人主张的相关行政机关违法的问题，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上诉人可以依法通过相关途径寻求救济。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结果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
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蔡 力
审 判 员 王雅晶
代理
审判员 廖希飞
二〇一六年五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陈爱敏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