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豫15民终10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解文军，男，1990年5月7日生，汉族，农民。委托代理人孙文明，固始县城区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永生，男，1987年10月4日生，汉族，农民。委托代理人谢泽松，河南振蓼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解文军因与被上诉人张永生退伙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固始县人民法院（2015）豫1525民初23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解文军及其委托代理人孙文明，被上诉人张永生委托代理人谢泽松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
经审理查明，2012年6月，原告张永生与被告解文军合伙经营玻璃丝网印花工艺镜生意。双方于2013年11月1日签订“退股协议”，约定被告分两批退还原告本金19万元及利息。第一批到期后，被告未支付。上述事实有协议、证人证言及庭审笔录等在卷证实。原审认为，原被告合伙经营属个人合伙，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书面协议处理。本案双方合伙经营的目的是盈利，虽存在无证及环保问题，但不导致合伙自始无效。双方签订的“退股协议”是个人合伙的退伙协议，被告不能证明是原告欺骗被告所签，故应有效。签订退伙协议后的资产及债权均应由被告享有。被告认为原告私结货款，应另行主张并充分举证。被告未按第一批约定的期限履行，属于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故原告可以请求立即全部偿还。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被告解文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内一次支付原告张永生190000元。案件受理费2050元，由被告解文军负担。
上诉人解文军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本案事实为：2012年7月6日，双方在杭州萧山租用房屋，购置机器设备，合伙开办了“玻璃印花”作坊，对外称“玻璃印花厂”、“镜辉镜业”或“舒捷镜艺有限公司”。双方合伙是口头协议，未工商注册。2013年4月初，因租房地认为镜艺生产污染了环境，双方另行租房，照样合伙经营玻璃印花。开始合伙时，购置设备、租赁房屋等先期投入近20万元。此后经营中，又根据生产需要购置原料、添置器具、逐步投入。直到2013年秋，总共投入了38万余元。在合伙中，由上诉人保管钱物、组织生产。被上诉人外出送货营销，其妻负责后勤，其亲姐姐负责财务记帐。因作坊小，经营时间短，合伙账清楚明了：一是固定资产购置、设备俱在，双方共同选购；二是原材料，主要是玻璃模块与印花加工后的销量一致，支出和收益对称；二是房租和人员工资、被上诉人亲姐管着帐目。2013年11月1日，被上诉人提出“退伙”，上诉人同意，但要求会同其姐结算好合伙帐。其要求先签一个“退股协议”，一是表示其退伙，二是结算一下投资数额，说是还要带回给父母看看，让老人家知道钱都花哪去了。统计了一下，双方每人投入大约19万元，便写进了“协议”。“退股协议”还议定了2014年4月底为第一期款到位时间，因为已是2013年年底了，双方口头商定利用春节闲空算算合伙帐，第二年五月一日前应当有个结算。被上诉人离开后，其姐姐一直在“厂里”干着。当年春节前后，上诉人多次要求结算合伙帐，被上诉人竟然连电话也不肯接了。2014年8月，被上诉人和其亲属到了萧山，上诉人告知“厂子”已被取缔，要抓紧结算，处理库存物质，被上诉人不予理睬。直到2016年1月，被上诉人突然找到上诉人，由他代替法官给我送诉状和传票。不知一审法官和被上诉人是何等关系，竟让“原告”给“被告”送达了传票。原审判决也指出这是一起“退伙纠纷”，但却不以处理合伙纠纷的法律来审案件。法律明确规定：退伙必须进行结算，合伙人既有分享合伙利益的权利，也必须分担合伙的亏损。合伙结算有三大块：一是弄清“合伙投入”、二是结算“经营亏损”、三是处理“固定资产”。被上诉人作为起诉依据的所谓“退股协议”仅仅是明确了“合伙投资”，在没有结算经营亏损和盘点固定资产以前，任何合伙人不得单纯索要抽回投资。合伙帐由被上诉人姐管着，应当坐下来算清。“经营帐”很简单，原材料（玻璃）通过加工销售取得的收益只须对帐就清楚。“固定资产”一项项价值清楚，都有实物在，或通过物价评估，或直接变卖，即可计算盈亏。投资减去亏损，才是散伙后各自应得的份额。原审只就“合伙投资”作出判决，完全抛开了合伙结算中的盈亏，完全避开了固定资产的损耗贬值。按照原审法官的思路，谁提出来退伙谁拿走投资，无须分享盈余，也无须承担亏损，天下有这样的法规么。综上，原审以审理普通债务的方式来审判合伙退伙案件，大谬特谬。《民法通则》和《合伙企业法》对退伙都有明确规定，请求二审依法撤销原审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张永生答辩称：
一、双方系同村居民，由于被答辩人具有玻璃印花技术，就要求答辩人与其共同开办“玻璃印花”作坊。所开办的“玻璃印花”系双方共同提供资金、实物、技术，共同经营，是典型的合伙性质。经营期间，双方有分工、协作并聘用了相关人员。双方合伙关系，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关于个人合伙之规定，应依法予以保护。
二、双方签订的“退股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权利义务明确具体，均应严格按照“退伙协议”的约定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答辩人2013年11月提出了“退伙”要求。经充分协商，在对合伙投入、收入结算后，签订了书面“退股协议”该协议是充分协商后签订的，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被答辩人理应按照“退股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2条明确规定“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书面协议处理。”。对于双方依法签订的协议，各当事人均有义务遵守并履行。
三、被答辩人所谓的“上诉理由”无任何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依法予以驳回。签订“退股协议”后，答辩人即退出了合伙经营，合伙企业全部由被答辩人自行控制并经营。“退股协议”约定的被答辩人付款期限到期后，其没有按照约定支付，答辩人多次主张权利无效果时才提起诉讼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固始县法院向被答辩人邮寄法律文书时，邮件送达人员无法联系被答辩人，被答辩人地址系答辩人提供，在此情况下，邮件送件人要求答辩人与其一起找被答辩人。答辩人非审判人员，没有任何权利与理由向被答辩人送达所谓的诉状与传票，上诉中所谓“由他代替法官给我送了诉状和传票”纯属无稽之谈。其二，一审法院将该案定性为“退伙纠纷”并按双方依法签订的退伙协议判决，没有任何不当之处。“退股协议”系双方依法签订，意思表示真实，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规规定，依法予以维持才真正体现法律的公正。其三，合伙期间人员及对聘用人员的管理，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合伙没有任何关系，被答辩人将与合伙没有任何关系的所谓人员分工也作为上诉理由，足以体现缠诉意思与心态。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一审法院的判决，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二审诉讼期间，上诉人向法庭提交证据五组。第一组是解文军的身份证明；第二组是退股协议；第三组是证人张某、胡某、贺某的证言笔录，证明双方合伙关系，合伙账尚未结算；第四组是萧山环保局的通告，证明真正的散伙时间；第五组是合伙结算单，其中有相关的费用账单、票据。以上五组证据证明退股协议并不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被上诉人质证称：1、按照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上不属于新证据，我方不予质证。2、以上证据与本案中的退股协议无关。3、张永生退股以后，企业的盈利亏损与张永生无关。4、如果张永生在退伙以后提取了2万元，这个可以另案解决。二审查明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查明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主要问题是2013年11月1日签订的“退股协议”是否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能否作为定案的事实依据，该协议能否理解为双方签订的退伙协议。上诉人解文军与被上诉人张永生均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的成年人，双方签订合伙协议并实际履行，从上诉人保管钱物、组织生产的实际情况看，上诉人应该对合伙组织经营状况有比较清晰的认识，这种情况下其应被上诉人要求签订“退股协议”应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事实依据。从“退股协议”内容看，该协议明确约定了权利义务主体，退还本金的数额及还款期间，结合该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即退出合伙组织经营管理看，一审认定该协议实际为“退伙协议”并无不当。上诉人签订“退股协议”时放弃结算权利，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应由其个人承担。至于上诉人称“退股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姐姐还在管账问题，因被上诉人与其姐姐系各自独立的民事主体，其姐姐是否还在厂子任职不影响被上诉人退伙事实的认定。另外，关于一审传票、诉状送达问题，经查，一审是通过邮寄方式送达，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代替法官送达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认可。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提的2万元发生在双方签订协议前，故该2万元不应在退还本金中扣减。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足，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
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50元，由上诉人解文军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 宏
代理
审判员 任明乐
代理
审判员 朱永超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彭仲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