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2民终15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1，女，1968年11月8日出生。委托代理人汤永丰（邓×1之夫），1968年9月19日出生。委托代理人石锦双，北京市力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2，男，1933年10月14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3，男，1973年12月21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4，男，1959年2月19日出生。
上诉人邓×1因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5）大民初字第150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1于2015年10月向原审法院起诉称：邓×2与周×系夫妻，二人共育有三个子女，即长子邓×4、次子邓×3、长女邓×1。周×于1998年1月10日去世，生前未留有遗嘱。我们家在北京市大兴区×××33号（以下简称：33号院）有宅院一处，该院落系父母邓×2、周×申请宅基地后建造房屋逐渐形成，33号院中的北房5间、东厢房3间、西厢房3间系父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建造而成，属于二人夫妻共同财产。2015年7月，33号院被依法拆迁，拆迁利益中的一部分属于母亲周×的遗产，我作为其子女，在母亲生前对其履行了赡养义务，现我有权利继承母亲的遗产。对该部分遗产分割，双方未能达成一致，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故起诉要求依法继承上述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并由邓×3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邓×2、邓×3辩称：邓×1所述我们家庭成员情况属实。33号院中的北正房及东西厢房确系邓×2与周×夫妇二人建造，此后邓×3于2009年又在该院加盖了南房5间。周×去世前，整个家庭已经进行了分家，将33号院房屋分给了邓×3，因此他人无权再要求继承，况且，就33号院的拆迁款双方曾签有协议，协议中约定10万元的分户费归邓×1所有，除此之外邓×1不享有其它任何拆迁利益。故不同意邓×1的诉讼请求。邓×4辩称：邓×2所说的分家情况属实，33号院当时口头说分给邓×3，但如果最终确定33号院拆迁利益有我母亲的份额，我要求依法继承分割母亲的遗产。原审法院
经审理查明：邓×2与周×系夫妻，二人共育有三个子女，即长子邓×4、次子邓×3、长女邓×1。邓×2与周×在北京市大兴区×××有一处宅基地即此后的33号院，二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33号院建造了北房5间、东厢房3间、西厢房3间，33号院北至大道、南至高忠海、西至李玉会、东至大道。周×于1998年1月10日去世。邓×1于1992年10月7日与汤永丰结婚，婚后二人在33号院生活了一段时间，二人于1994年左右搬往大兴区×××村居住生活，邓×1的户口于2010年2月从33号院迁往大兴区×××村。邓×3及其家人自2005年起长期在33号院居住生活，此后33号院新加盖了南房5间。2010年5月24日，邓×3及其儿子邓×5户口迁入33号院。直至33号院拆除前，该院落由邓×2、邓×3居住使用。另查，邓×2家在×××1村另有一处宅院，该处宅院由其长子邓×4及其家人居住生活。关于邓×2夫妇对子女是否分家，邓×2本人确认其家在×××1村共有两处宅院，而其共有两个儿子即邓×4和邓×3，其女儿邓×1业已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出嫁到他处生活，按照农村习俗，邓×2、周×夫妇已于周×去世前对子女进行了分家，邓×4、邓×3一人一处院落，邓×3分得了33号院的房屋，邓×4、邓×3均认可分家的事实，且二人实际中也如此执行。而邓×1对于分家事宜不予认可，表示其家庭并未进行正式分家。原审另查，2015年8月10日，邓×2、邓×3及其妻子季安芳、邓×1及其丈夫汤永丰共同签署了一份协议，几方共同约定：“根据拆迁政策，宅基地可以分户，政府有10万块钱奖励，这样分给邓×1一户，以得到这笔10万元奖励，而与其它拆迁财产无关，也不享有其它任何拆迁利益，经过协商无异议，特立此字据为证。”原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由邓×2与周×夫妇共同出资出力建造的33号院中的北房5间、东厢房3间、西厢房3间在房屋建造时系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本案争议的焦点为邓×2、周×二人对子女是否进行了分家。关于此点，法院认为，邓×2、周×在×××1村共有两处宅院，其女儿邓×1结婚后于1994年随丈夫迁往他处居住生活，邓×2、邓×4、邓×3均表示其家庭已经进行了分家，两个儿子邓×4、邓×3每人分得一处宅院，两个小家庭并已实际在各自分得的院落居住生活，三人所述的分家情况更符合农村习俗。况且邓×1夫妇在涉案33号院拆迁时，与邓×2及邓×3夫妇二人共同签署了一份协议，协议上明确约定邓×1除了分户费10万元不享有其他任何拆迁利益。此项约定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邓×1对上述分家事宜的认可。综合以上因素考虑，法院对邓×2、邓×3所诉而邓×4予以认可的其家庭已分家、邓×3分得33号院原有房屋的主张予以采纳。在此情况下，邓×3已通过分家的形式取得了33号院原有房屋的产权，33号院房屋应拆迁转化为的拆迁利益没有周×的遗产，因此，对邓×1要求继承33号院拆迁利益中周×的份额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12月判决：驳回邓×1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后，邓×1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认为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请求为改判邓×1继承33号院中的北房5间、东厢房3间、西厢房3间、倒座房5间的八分之一的拆迁利益，其上诉理由为：1、原审做出判决的依据是农村习俗，双方并没有分家的依据或者证据，原审认定被继承人去世之前就已经进行分家，但是我方并未做出放弃所有权的意思表示；2、邓×1对被继承人周×和邓×2都尽到了赡养义务，有权利继承周×的遗产；3、2015年8月10日签署的协议，只是为了获得10万元，和其他的拆迁财产是没有冲突和关系的，原审依据这个协议认为上诉人知道已经分家是错误的。邓×2、邓×4、邓×3均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邓×1的上诉请求，其三人答辩称2015年8月10日的协议是真实有效的，也是按照这个协议的约定进行的。本院
经审理查明：经询，双方均认可33号院中的北房5间、东厢房3间、西厢房3间系周×和邓×2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建造。邓×2、邓×4、邓×3均表示其家庭已经进行了分家，邓×4分得31号院、邓×3分得33号院。根据邓×3、邓×2、邓×1签字的《产权划分承诺书及分院确认》中记载：“本人邓×2，位于大兴区榆垡镇×××1村北一条33号的宅院为本人所有，本人同意：将现状宅基地面积534.74平方米中的178.25平方米及现状房屋中84.38平方米房屋划分到邓×2名下；将现状宅基地面积534.74平方米中的178.25平方米及现状房屋中84.38平方米房屋划分到邓×3名下；将现状宅基地面积534.74平方米中的178.24平方米及现状房屋中84.36平方米房屋划分到邓×1名下。”2015年7月23日，邓×1与首都机场集团公司签订《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该协议中载明：“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有一套宅院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1村北一条33号宅基地面积178.24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84.36平方米。被拆迁人按照确权面积选房方式确定选房指标为133.68平方米。”同日，邓×1签署《选房指标转让承诺书》，其内容为：“本人邓×1，现住×××1村北一条33号。现有购房指标133.68平方米。本人自愿将选房指标中的133.68平方米转让同一院落中的邓×3使用选房”。2015年8月5日，邓×1签署《支付证明》一份，该证明内容为：“本人邓×1身份证号：×××于2015年7月23日签订了《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协议编号为XS-Z-2-28-3，本人自愿将拆迁补偿款811557元支付给被拆迁人邓×3身份证号：×××用于购买定向安置房款，该被拆迁人签订的《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编号为XS-Z-2-28-2，本人与被拆迁人邓×3为姐弟关系。本证明自签字之日起生效，若因此产生的任何纠纷由本人承担”。同日，邓×1与首都机场集团公司签订《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该协议中载明：“甲、乙双方签订的《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确定乙方选房指标为133.68平方米，拆迁补偿金额为911557元。”同时该协议中载明：“甲、乙双方已签订了房屋的《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乙方选购期房零套，建筑面积为0平方米，购房总价款为0元……A：乙方剩余款金额100000元。”2015年8月10日，邓×2、邓×3及其妻子季安芳、邓×1及其丈夫汤永丰共同签署了一份协议，几方共同约定：“根据拆迁政策，宅基地可以分户，政府有10万块钱奖励，这样分给邓×1一户，以得到这笔10万元奖励，而与其它拆迁财产无关，也不享受其它任何拆迁利益，经过协商无异议，特立此字据为证。”本院
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上述事实，有榆垡派出所证明、户口本、协议、《支付证明》、《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邓×1要求继承33号院中的北房5间、东厢房3间、西厢房3间、倒座房5间的八分之一的拆迁利益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邓×1上诉称本案各方并没有分家，原审虽认定被继承人去世之前就已经进行分家，但是其并未做出放弃所有权的意思表示。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在周×去世后，邓×3、邓×2、邓×1在《产权划分承诺书及分院确认》中已经就33号院进行分户，并确认了各自的面积份额。且在之后的拆迁过程中，邓×1通过《选房指标转让承诺书》以及《支付证明》将自己与拆迁单位签署的《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约定的拆迁利益予以了处分，之后再次与拆迁单位签署《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并获得金额100000元的拆迁补偿，邓×1也认可已经收到该笔钱款。综合以上各种证据材料，可以认定邓×3、邓×2、邓×1在周×去世后已经就33号院进行了分割，并且各方已经就自己的相关权益进行了处分。邓×1的该项上诉主张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本院难以采纳。邓×1还上诉称2015年8月10日签署的协议只是为了获得10万元，和其他的拆迁财产是没有冲突和关系的，原审依据这个协议认为上诉人知道已经分家是错误的。根据前述事实，2015年8月10日签署的协议与之前签署的《选房指标转让承诺书》、《支付证明》以及《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等材料相互印证，并无矛盾之处。且2015年8月10日签署的协议中明确载明：“也不享有其它任何拆迁利益”。该协议经各方签字确认，邓×1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协议存在无效或被撤销的情形。邓×1的该项上诉主张没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
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2150元，由邓×1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邓×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洋
代理
审判员 张 科
代理
审判员 李 莹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孙文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