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浙民申222号再审
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邵建英，女，1978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淳安县。再审
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吴增产，男，1971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淳安县。
被
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庆塘，男，1950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淳安县。一审
被告：王有德，男，1960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淳安县，现羁押于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看守所。再审申请人邵建英、吴增产因与被申请人王庆塘、一审被告王有德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民终字第22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邵建英、吴增产申请再审称：1、王庆塘与邵建英、吴增产签订的《协议书》，只是邵建英、吴增产对王庆塘与王有德之间合作建房的认可，没有约定金钱给付义务，王庆塘与邵建英、吴增产之间也未发生金钱往来。王庆塘起诉邵建英、吴增产没有事实依据。其应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向王有德主张返还建房款。2、王庆塘、王有德、邵建英、吴增产之间均为合作建房关系，原审法院将邵建英、吴增产与王庆塘认定为买卖合同关系，法律关系认定混乱，前后矛盾。3、一审法院对责任划分显失公平，对原告变更诉讼请求，未告知对方当事人，程序违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四项、第九项、第十三项之规定，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合同效力及责任承担问题。1、关于合同效力问题。《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第六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与享有者特定的身份关系相联系，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或变相取得。《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以上规定表明，我国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享有的权利，与特定的身份关系紧密联系，只有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才可申请使用宅基地。村民对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必须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非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不能成为该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宅基地的使用权人。结合本案，从《协议书》内容看，由邵建英、吴增产负责拆除旧房、提供土地，王庆塘提供建房资金，取得一定面积的房屋，其权利义务的主要内容实质是一方给付金钱，另一方交付房屋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而涉案房屋上的工地系淳安千岛湖镇东庄村的集体土地，作为购房一方的王庆塘非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属于千岛湖镇东庄村集体所有的宅基地使用权，其通过与邵建英、吴增产签订《协议书》的方式，变相取得了涉案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2、关于责任承担问题。首先，王庆塘基于邵建英、吴增产与王有德之间合作建房关系，向王有德支付购房款，与邵建英、吴增产签订房屋买卖的协议书，虽然该协议应确认无效，但其中“遇国家征用所赔偿款给甲方，甲方按总面积每平方计算多少钱。甲方必须按乙方房屋面积计算支付给乙方”的内容，直接影响到王庆塘购买涉案房屋的意思表示，双方的交易行为系邵建英、吴增产、王有德与王庆塘共同行为促成。其次，根据邵建英、吴增产、王有德之间的合作建房行为，实质是邵建英、吴增产提供宅基地，从而获得1-2层及55%柴间的所有权，王有德负责承建并出售房屋，双方有着共同利益，相对王庆塘而言，邵建英、吴增产与王有德为共同出卖人。合作建房系邵建英、吴增产、王有德的内部关系，王有德收取了购房款，邵建英、吴增产享受了拆迁利益，三人应对外共同承担责任，共同返还购房款及利息。再次，从邵建英、吴增产与王庆塘签订《协议书》中载明“建房中有关经济来往已结清，甲乙双方没有任何债权债务”的内容看，邵建英、吴增产认可王庆塘已付清购房款，否则邵建英、吴增产无法对上述《协议书》中所载明的内容作出解释，王庆塘不支付对价，即可取得新房，明显与常理不符。原审认定邵建英、吴增产与王有德应承担共同责任，正确。至于，一审法院未将王庆塘变更诉讼请求情况告知邵建英、吴增产、王有德，存在程序上的瑕疵，但并未影响三人诉讼权利行使或带来实体上的不利结果。综上，邵建英、吴增产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四项、第九项、第十三项之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
裁定如下：驳回邵建英、吴增产的再审申请。（此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俞晓辉
代理
审判员 张玉环
代理
审判员 魏恒婕
二〇一六年四月××日
书 记 员 周颖芳?PAGE??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