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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鹰民一终字第349号

邓某与胡某婚约财产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法院
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
2016-02-25
公开日期
2016-04-27
所属地区
江西省鹰潭市
案件类型
民事案件
审理程序
二审
案由
婚约财产纠纷
当事人
邓某,胡某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裁判文书全文

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鹰民一终字第3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某,务工。委托代理人徐锋惠,江西赣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某。委托代理人郑其,江西胜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邓某因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鹰潭市月湖区人民法院(2015)月民一初字第11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邓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徐锋惠,被上诉人胡某的委托代理人郑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15年原告与被告经人介绍相识,于2015年正月初六订婚,订婚时原告给付被告8万元礼金及黄金手镯一个(40.17克,价值11160元),原告父母给了被告1000元,原告给付被告亲属共计3200元打发礼。期间原告为被告买了一些衣服。订婚当天双方开始在一起居住,几天后原告要求与被告登记结婚,被告要求双方相处一段时间再结婚,之后双方于2015年4月份双方正武分手。原告于2015年8月4日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原审法院认为,原告称其父母给了被告5000元礼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本院按被告所称原告父母给了被告1000元认定,而且该1000元系原告父母赠与被告,不属本案婚约财产范围。被告称将黄金手镯给还了原告,但没有证据证明。原告给付被告亲属的3200元打发礼,也不属于本案婚约财产范围。原告称其为被告买了3000元衣服没有证据证明,同时原告为被告买衣服属于原告对被告的赠与,不属于婚约财产范围。

原告因与被告恋爱关系终止,要求被告返还彩礼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至于返还彩礼的数额,由本院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酌情予以确定。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经合议庭评议决定,判决:

一、被告胡某应当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邓某5万元;

二、被告胡某应当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邓某黄金手镯一个(40.17克,价值11160元),如被告胡某不能返还,应当折价赔偿原告邓某11160元。本案诉讼费2347元,由原告邓某负担1000元,由被告胡某负担1347元。上诉人邓某诉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被上诉人胡某返还彩礼91200元或者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胡某承担。事实和理由:

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父母给付被上诉人1000元、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亲属3200元、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3000元购买衣物都是对被上诉人及其亲属的赠与行为,不属于婚约财产范围与事实不符且适用法律锘误。首先,本案91200元彩礼是在上诉人家中由上诉人一次性给付被上诉人的,当时现场除本案双方当事人外只有证人刘某在场。作为双方当事人的媒人刘某在一审开庭时当庭证明,上诉人代表上诉人父母及亲属给付被上诉人的是5000元,刘某说看见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几个红包,被上诉人当时亲口说包内是5000元叫父母的钱。但原审判决只认定了1000元,明显与事实不符。对于上述三笔款项是属于彩礼还是赠与,根据上海高院关于适用最高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若干问题的解答(二)中对彩礼的规定,彩礼具有严格的针对性,必须是基于当地的风俗习惯,为了缔结婚姻关系,不得已而为给付的,其具有明显的风俗性。根据上述的规定,结合本案情况上述三笔款项应当属于彩礼。而原审判决认定为赠与是对彩礼的错误认识导致的,即使按原审判决认定为赠与也应当属于婚前附条件的赠与。而婚前附条件的赠与是指以缔结婚姻目的为前提条件而向对方赠与。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婚姻关系无法缔结,即使赠与的财产性利益已经交付给对方,赠与的一方仍然可以要求返还。

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明显不公。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2015年正月初六(即2015年2月24日)按农村习俗订婚,订婚当天双方开始在一起居住,之后于2015年4月份双方正式分手。这是原审判决对双方交往经过的错误了解,没有仔细分析本案事实,由此导致原审判决明显不公。事实上双方是2015年2月24日订婚的,订婚后上诉人没过几天就外出打工。在外打工约半个月时间,由于上诉人父亲突然病重,上诉人又从外地返回家中照料父亲。由于上诉人父亲病情严重,身边不能缺人,上诉人亲属之间协商每人负责照料父亲半个月直到父亲去世。在此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联系大部分是通过电话联系,没有共同生活,直到2015年4月份由于双方不能就婚约协商一致,同时被上诉人一直不肯来探望上诉人父亲,才导致双方关系破裂。而原审判决只简单的认为双方从2015年正月初六即订婚当日就共同生活直到同年4月分手,是对事实的错误认定,实际上双方并没有共同生活。

三、原审判决过多考虑袒护被上诉人,未平等对待上诉人。上诉人已43周岁还未结婚,本人对待婚姻的态度是宁缺毋滥。被上诉人提出的要求对上诉人来说是非常高的,但上诉人就算借钱,也要满足其要求。上诉人打工的收入不高,家庭条件也不好,特别是父亲生病早已让家庭债台高筑,母亲现已八十多岁高龄,身体不好需要上诉人赡养。被上诉人的订婚条件如此之高还要求订婚当日一次性全部支付,上诉人只能向亲朋好友借钱,欠的钱要辛苦打工几年才能还清,因此上诉人是本案的受害者,应受到法律保护。另外,被上诉人称是上诉人先提出分手的,这只是被上诉人欲多占有上诉人钱财的借口而己。上诉人提起诉讼实属无奈,因为上诉人年纪已大,不可能与被上诉人来场马拉松式的恋爱。而且上诉人从未与被上诉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提出过分手。综上,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保护上诉人正当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胡某辩称:1、上诉人称其父母与亲属给付被上诉人5000元,证据不足,原审出庭作证的刘某不能证实。2、上诉人认为给付被上诉人买衣服的钱及其父母给的5000元及给付被上诉人亲属的3200元应认定为彩礼并引用上海高院的有关规定,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给付上诉人有关钱款数额有意见,引用上海高院的规定明显不妥。最高人民法院早在2012年即发布了关于地方人民法院不得制定司法解释性文件的通知。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有共同生活的事实,解除婚约是上诉人单方决定的,在本案中视婚姻如儿戏额的恰恰是上诉人。上诉人为支持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一、浙江省诸暨市华安大酒店住宿发票3张及证人吴某的书面证言,证明上诉人定亲后出外打工,未在一起共同生活。

二、上诉人母亲黄仙英户口本,证明其母亲需要赡养,家里条件比较困难。被上诉人胡某对上述证据质证后认为:对发票的三性有异议,发票的出具时间是2015年10月25日,系后来所开,并非当时住宿时开具的,具有虚假成分,不能证实上诉人外出打工的事实,不排除上诉人会友办事的可能性。如果打工应当是租住房屋,不可能住宾馆。证人书面材料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出庭作证,否则不应被采信。上诉人母亲的户口本与本案无关,不能证实上诉人家庭生活困难。经审查,上诉人邓某提交的证据一,证人吴某的书面证言,因证人吴某未到庭作证,无法证实该证言的真实性,对该证言本院不予采信;浙江省诸暨市华安大酒店的住宿发票三张,住宿时间为2015年3月11日至19日,发票出具时间为2015年10月25日,系后来补开,该三张发票系正规发票,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三张发票只能证明上诉人在2015年3月11日至19日在浙江省诸暨市,但时间短只有八天,并不能证明其与胡某订婚后外出未在一起共同生活的目的,因而,对上诉人举证该证据一的证明内容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二,上诉人母亲黄仙英的户口本,只能证明其母亲年岁已高,需要扶养,但不能证明其家里条件困难,与本案无关。

本院查明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情况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邓某与被上诉人胡某经媒人介绍相识后给付了一定的彩礼,建立了婚约关系,婚约不受法律保护。现上诉人邓某起诉要求被上诉人胡某返还其给付的彩礼,属于解除与胡某之间订立的婚约。邓某与胡某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胡某应当返还收取的彩礼,但具体返还金额,需要结合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及双方在婚约中的过错等因素决定。本案中,上诉人邓某给付了被上诉人胡某彩礼8万元,黄金手镯一枚,双方对此均无争议,邓某诉称其父母给付胡某5000元礼金无证据证明,邓某给付胡某亲属的3200元打发礼,胡某未实际取得,不应计算入彩礼,邓某为胡某购买衣服花费金额不是太多,应属于赠与。综合本案情况,原审判决确定胡某返还的彩礼情况并无不当,上诉人邓某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对其上诉请求,予以驳回。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

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上诉人邓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俞水才

审 判 员  汪福庚

代理

审判员  范 超二0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周丽琼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