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5）州行终字第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向选杨，男，土家族，1967年11月19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首市公安局，住所地吉首市人民北路57号。法定代表人胡学清，男，系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向辉，男，苗族，1981年11月10日出生，系吉首市公安局峒河派处所副所长。委托代理人吴朝双，男，湖南新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向选杨因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吉首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16日作出的（2015）吉行初字第2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向选杨，被上诉人吉首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向辉、吴朝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认定，永吉高速公路14标段于2013年夏季破土动工。因项目施工爆破给当地村民的房屋财产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害。事发后，当地村民向施工方以及人民政府提出勘察定损的善意诉求，2014年3月28日施工方出具《关于隘口村排坝组房屋炮损问题的承诺》，因承诺未完全实现，村民多次采取堵工进行维权。11月26日，被告接到报警，组织民警赶赴堵工现场，对堵工且不听劝阻的村民强制带离现场，原告向选杨在围观时上前起哄闹事，讲老百姓没有做什么，搞什么要抓人，老百姓不就堵个工，也没有犯什么法等语言进行煽动，民警要带其去配合调查，因不配合，民警将其强制带离调查。2014年11月27日，被告吉首市公安局作出吉公（峒）决字（2014）第178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向选杨阻碍民警执行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对向选杨实施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
原告向选杨不服，向吉首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5年3月24日，吉首市人民政府作出吉政复决字（2015）第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吉首市公安局吉公（峒）决字（2014）第178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向选杨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审认为，本案的焦点主要有两点，1、原告向选杨的行为是否违法，2、被告吉首市公安局作出处罚认定的事实是否充分，程序是否合法。关于焦点1，本案是在永吉高速14标段因隘口村排坝组村民房屋炮损问题引发的，隘口村排坝组部分村民因房屋炮损维权采取了过激行为，进行堵工，其行为已超过正常维权的范围，原告房屋未受炮损，在被告执行职务，带离堵工村民时起哄闹事，质疑被告行为，具有煽动性，阻碍了被告执行职务，依法应受到处罚。关于焦点2，被告对向选杨进行处罚，依法履行了立案审批、调查取证、拟处罚告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等法律手续，本院对被告实施决定的处罚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该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故对原告撤销被告治安行政处罚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向选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向选杨承担。
上诉人向选杨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且被上诉人的具体行政行为程序违法，侵害了上诉人向选杨的人身权利。一审认定的“原告向选杨在围观时上前起哄闹事，讲老百姓没有做什么，搞什么抓人，老百姓不就堵个工，也没有犯什么法等语言进行煽动，民警要带其去配合调查，因不配合，民警将其强制带离调查”的事实错误。客观事实是：2014年10月底，隘口村村民在看到义务人不履行《关于隘口村排坝组房屋炮损的承诺》后，才不得不上门主张赔偿事宜。2014年11月26日，被上诉人吉首市公安局出动80余名警力，在未出示执法证件的情况下，见人就抓。没有参加堵工的上诉人见民警的暴力抓捕，就说了不应当这样执法，就被强制铐住，且被认定阻碍民警执行公务，处罚了10日行政拘留。上诉人向选杨认为，根据行政法的相关法律以及《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在行政诉讼中，行政主体因其具体行政行为给行政相对人所造成的伤害，行政主体应对其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吉首市公安局对上诉人向选杨作出抓捕的具体行为违法，原因有三：（1）、被上诉人吉首市公安局作出抓捕具体行政行为时，没有出示相关执法证件，见人就抓属于暴力执法。（2）、被上诉人在抓捕没有参与堵工的上诉人后，没有履行合法的询问程序以及通知上诉人家属，且被上诉人说其邮寄通知家属，其在庭审中没有举证证明。（3）、被上诉人吉首市公安局在一审庭审中说其在抓捕时有拍照和视频录制，但上诉人向选杨在庭审中要其提供证据证明时，被上诉人却没有提供相关视频，而只是提供证人证言，其应承担不利的举证证明责任。另外，一审法院所用的“煽动”一词不当，所谓的煽动是一个政治术语，不能用作审判业务的法律术语，而且一审法院不能就凭其所谓的“煽动”就直接认定上诉人向选杨阻碍民警执法，“煽动”和阻碍民警执法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二、一审法院质证程序违法。（1）、被上诉人吉首市公安局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和第三组证据不符合证据的性质。行政法律和证据法律有关规定，法律法条不能作为庭审证据来质证，而一审法院在庭审过程中却允许当事人质证，这属于程序违法。（2）、被上诉人说其有现场照片和现场视频，在庭审中，被上诉人却只叫拍摄者出庭作证，而在上诉人要求看视频时，被上诉人没有提交视频作为直接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但一审法院却据此认定了案件事实，属程序违法。（3）、一审法院只听被上诉人的单面之词，在上诉人不认可被上诉人提交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相关法律文书后，一审法院没有查清事实，就违反程序认定案件事实，实际上，这些处罚决定书是在上诉人向选杨被抓捕后才作出的。
三、被上诉人吉首市公安局侵害了上诉人向选杨的人身权利，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属于行政侵权，上诉人向选杨有权申请国家行政赔偿和精神赔偿。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吉首市公安局在二审中没有提交书面答辩状，其在庭审中口头答辩称，一、上诉人向选杨具有阻碍职务的违法事实。
二、对上诉人向选杨予以行政拘留处罚符合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在二审中，各方当事人都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
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作出的治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处罚程序是否合法。关于本案的事实。其一，上诉人向选杨在吉首市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中有如下陈述：“开始我只是在现场围观，我没有参与堵工，当时现场民警正在带离参与堵工的村民，我在现场说了一句，我原话是讲老百姓没有做什么，搞什么要抓人，现场处置的民警现场告知我有阻碍执行职务的嫌疑，就要将我和堵工的村民一并带离，在带离的过程中我剧烈反抗，我讲我没有做什么事，凭什么要抓我，民警要带离我去派出所配合调查，我没有予以配合，所以民警将我强制带离了现场，带到了派出所”。其二，目击证人梁昌勇在吉首市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到现场的时候你们公安民警正到把堵工的人带离现场，只看到向选杨到人群后面喧哗说，‘你们共产党是这么做事的，你们为什么抓人，不能抓人’，然后在场的政府人员还在现场劝说向选杨不要在喧哗了，但是向选杨不听劝告情绪相当激烈就从人群后冲到公安机关设置的人群墙里面去了，到人群里面之后就用手指着公安民警说，‘我们维护我们利益，你们凭什么乱抓人’就在这句话讲完之后，就被公安民警带离现场了”。另，目击证人宋艺军在吉首市公安局询问笔录中陈述：“当时我就看到向选杨到现场外大声喧哗，说政府不给解决问题，现在还要抓人，我们政府人员看到他情绪激动之后就上前对他进行劝告，但是向选杨依旧不听劝告，强行冲入了执法现场，对现场执法人员指手画脚，还和执法人员产生了拉扯现象，并发生了口角”。以上上诉人向选杨的陈述与目击证人梁昌勇、宋艺军等人的证言能够相互映证。这证明公安民警在将堵工村民强制带离现场时，上诉人从语言到行为均有阻碍执行公务的表现，该行为属于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被上诉人据此对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故，上诉人提出认定事实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行政处罚程序。本案中，被上诉人进行了立案审批、调查取证，告知了上诉人权利、义务和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以邮寄的方式将处罚结果通知了上诉人的家属，故，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关于法律适用。被上诉人接到报警后，组织公安民警赶到堵工现场进行处置，属于依法执行职务活动。上诉人作为围观群众，在公安民警在将堵工村民强制带离现场时，从语言到行为均有阻碍的表现，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造成了干扰和影响，其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二)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情形，被上诉人适用该规定进行处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作出的治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行政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
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向选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学军
审 判 员 覃繁荣
代理
审判员 向星霖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代理
书记员 胡贻江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关注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