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5）浙杭行终字第6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云英。委托代理人王忠茂，系上诉人杨云英配偶。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法定代表人周先木。委托代理人梁伟建。委托代理人何燕萍。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杭州市滨江区供销合作总社。法定代表人胡国桥。
上诉人杨云英因与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房屋行政登记一案，不服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5）杭滨行初字第1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原杭州市房产管理局于2003年12月2日对坐落于杭州市滨江区西兴镇一村固陵路××号的房屋进行登记，主要登记内容为：房屋所有权人杭州市滨江区供销合作总社；幢号2；结构混合；房屋总层数2；建筑面积231.39平方米；设计用途非住宅，并颁发杭房权证高新更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杨云英于2015年4月20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杭房权证高新更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判令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更正登记，返还房屋，履行法定职责。原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历经三次权属登记，首次登记时萧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自作出之日起已超过20年。杨云英已丧失了对首次登记行为的诉权，现杨云英对变更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受理后审查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裁定驳回起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裁定驳回杨云英的起诉。杨云英不服原审裁定提起上诉称，一，自从原萧山县政府1984年1月6日下达萧政批（24）号《关于处理西兴镇私房改造遗留问题的报告的批复》后，上诉人的私有出租房，已属国家经租所有，原西兴镇为萧山县所辖，自滨江区成立后，上诉人也一直以为上诉人的全部房产改为滨江区的房管部门管理，也隐约听说部分房产仍为滨江区供销合作总社在使用（五六十年代我们将房产全部租赁给该供销社），谁知该房产会被该供销社通过诈骗手段取得了房产证。2011年在得知国家政策后，上诉人不断上访及诉讼，至2015年1月6日才从萧山档案馆查得上诉人的房屋被滨江区供销合作总社伪造产权来源证明骗得的房产证。需要明确的是：上诉人直至2015年1月6日才知道1990年萧山房管处作出错误的行政行为，给弄虚作假的滨江区供销合作总社颁发房产证。二，起诉期限不能仅看是否超过二十年，还应看当事人是何时知道权利被侵害的。同时，由于萧山房管处作出行政行为后没有告知过上诉人，所以不应认定上诉人的起诉超过了起诉期限。为此，请求撤销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5）杭滨行初字第10号行政裁定，指令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案。
被上诉人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答辩称，本案最根本的房屋产权登记行为发生于1990年10月，由萧山市房地产管理处核发萧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上诉人在长达25年以后的2015年4月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诉讼的时限规定。原审法院依法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于法有据。2003年8月4日，我局受理了杭州市滨江区供销合作总社对涉案的两处房产变更登记申请，经审核后，我局认为该房产变更登记申请符合规定条件要求，依据建设部《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八条之规定，决定予以变更登记，核发杭房权证高新更字第××号、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完全符合”权属清楚、证明材料齐全”的法定要求，程序适当，该行政行为合法有效。且该变更登记行政行为亦对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综上，恳请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审裁定。被上诉人杭州市滨江区供销合作总社在二审中未进行答辩。
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称“至2015年1月6日才从萧山档案馆查得上诉人的房屋被滨江区供销合作总社伪造产权来源证明骗得的房产证”系指1990年10月17日原萧山市房地产管理处向萧山市西兴供销合作社颁发萧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因此，上诉人认为最初侵害其房屋权利的房屋登记行为，应当是1990年10月17日原萧山市房地产管理处对坐落于西兴镇一村古陵路西建筑面积231.39平方米的房屋进行登记的行为。在该首次登记行为未经有权机关实体审查并予以撤销的情况下，上诉人与后续登记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综上，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不具备法定起诉条件，原审法院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李 洵
审 判 员 王银江
代理
审判员 唐莹祺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金 玲 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