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赤商终字第79号
裁判日期: 2015-07-08
公开日期: 2015-09-15
案件名称
徐伟建、韩元平、浙江大元泵业有限公司与姜建康、魏建平股权转让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所属地区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案件类型
民事案件
审理程序
二审
当事人
徐伟建,浙江大元泵业有限公司,韩元平,姜建康,魏建平
案由
股权转让纠纷
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3年）》：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
全文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赤商终字第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伟建，男，1970年3月25日出生，汉族，职业不详，住浙江省。委托代理人杨淑岚，内蒙古兴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大元泵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岭市泽国镇丹崖工业区。法定代表人韩元富，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杨淑岚，内蒙古兴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韩元平，男，1959年1月12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浙江省温岭市。委托代理人杨淑岚，内蒙古兴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姜建康，男，1964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上海康洋企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经理，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代理人彭学军，上海市铭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魏建平，男，1963年10月4日出生，汉族，邢台华冶机械轧辊有限公司经理，住河北省邢台市。上诉人徐伟建、韩元平、浙江大元泵业有限公司（简称大元泵业）因与被上诉人姜建康、魏建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前由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6日作出（2013）红商初字第29号民事判决，徐伟建、韩元平、大元泵业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审理后，决定发回重审。原审法院重审后，作出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2014）红商初字第82号民事判决，徐伟建、韩元平、大元泵业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5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7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徐伟建、浙江大元泵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韩元富及其与韩元平的委托代理人杨淑岚，被上诉人姜建康及其委托代理人彭学军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魏建平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10年5月26日，姜建康（甲方）、徐伟建（乙方）与刘万利（丙方）签订《股权和资产转让协议书》，姜建康将其在远洋薄板的全部股权及在公司的所有实物和其他资产，转让给徐伟建。协议约定徐伟建以7000万元人民币受让姜建康在远洋薄板的所有收益，徐伟建两年付讫受让款项，并确认于工商登记变更登记的一年内分两次承付3500万元，第二年分两次承付3500万元。2010年5月26日，姜建康（甲方）与徐伟建（乙方）又签订补充协议书2份，约定第三笔款项于2011年6月10日付姜建康人民币1750万元（不含税），第四笔款项于2011年12月10日付姜建康人民币1750万元（不含税），大元泵业作为担保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后徐伟建如约向姜建康支付第一笔、第二笔共计3500万元，第三笔、第四笔未如约履行。2011年9月8日，韩元平出具借条一枚，内容为欠姜建康的转让费，第三笔款项1750万元于2012年2月6日给付，如到期未付，由韩元平支付。第四笔款项1750万元于2013年6月10日付清，利息120万一并付清，到期未付，由韩元平支付。2012年2月5日，徐伟建（甲方）与姜建康（乙方）、魏建平签订《赤峰远洋薄板有限公司矽钢生产线资产处置及相关善后事宜处理协议》《简称资产处置协议》，协议约定资产总价为3650万元，魏建平支付徐伟建保证金50万元，若发生本协议因外力干涉不能正常履约，徐伟建除退还保证金并赔付5万元违约金，本协议进入操作程序，则保证金转为承让金。协议矽钢生产线资产处置款项，关联到徐伟建、姜建康的债务事宜，魏建平需支付的承让款项，应先支付徐伟建220万元整（2012年2月底以前付清）。魏建平支付220万元设备资产款项后，余3430万元，姜建康承诺向魏建平让利50万元，魏建平将余款直接支付姜建康。2012年3月19日，徐伟建与魏建平签订《补充协议》，协议中资产总价由3650万元变更为3720万元，同时约定设备出厂手续（按车计）必须全部经双方确认，由姜建康担保。在确认拆卸设备总价款3720万元人民币的前提下，魏建平不得在协议执行过程中将已运出厂设备单独计价和未拆运设备计价不再拆运而终止协议，否则由此产生拆卸设备、时间延迟和其他费用由魏建平负责，且徐伟建有权不再支付姜建康所有欠款。姜建康作为《补充协议》担保人，对拆除设备及如何出厂等事宜进行了约定，同时约定魏建平向徐伟建购买设备款余款3500万元由魏建平直接支付给姜建康，至徐伟建、魏建平（徐和魏分别为甲乙双方）约定拆卸运设备的最后期限日，徐伟建和姜建康之间不再有任何债务关系。转让资产共包括8套轧钢生产线和一个630车间，善后协议签订后，魏建平陆续拆除远洋薄板厂部分设备即630车间，并将620.8167万元支付给姜建康，8套轧钢生产线中远联钢铁厂购买了4套，并以承兑汇票的方式将1500万元的设备款支付给姜建康。2012年3月19日，徐伟建为魏建平出具欠条一枚，内容为：今欠魏建平六十万元人民币，此款系魏建平购买赤峰远洋薄板有限公司设备款扣除掉的行车轨道价款（此六十万元款项日后由韩元平支付给徐伟建四十万元）。特别约定，此欠条若徐伟建与魏建平到唐山与刘万利商谈拆卸设备需明确事项后，所有涉及事项与刘万利谈妥确（定）后，则徐伟建与魏建平2012年3月19日签订《补充协议》生效执行，此欠条生效，否则此欠条无效。另查明，2010年6月22日远洋薄板厂工商登记进行了变更，徐伟建取得公司股东身份。2012年3月13日刘万利将本人持有的远洋薄板30%股份转让给徐伟建，自此远洋薄板成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9月8日，韩元平为姜建康出具借条时，浙江大元泵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韩元平。2011年12月29日浙江大元泵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韩元富。诉讼中，针对2012年2月5日徐伟建（甲方）与姜建康（乙方）、魏建平签订的《资产处置协议》，姜建康主张其在该协议中只是承担担保第三人将资产处置价款向其交付的责任。徐伟建主张该协议系对2010年5月26日签订的《股权和资产转让协议书》责任履行主体和履行方式进行的变更，徐伟建与姜建康之间已经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第三人大元泵业、韩元平主张该协议系对2010年5月26日签订的《股权和资产转让协议书》责任履行主体和履行方式进行的变更，因该协议的签订及履行未经担保人同意，其作为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已经免除。庭审中，徐伟建提交了赤峰远联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万利出具的证明及内蒙古兴合律师事务所律师杨淑岚、杨翀对其所作的调查笔录，在该两份证据中刘万利称，2012年上半年，由姜建康出面和其公司洽谈，出售给其公司轧机车间生产线4套，其公司已经将价款支付给姜建康；因徐伟建不能向姜建康支付第3、4笔股权转让款，他们协商处置远洋薄板有限公司的资产；设备不能拆卸、运走的原因是因为生产线贬值，姜建康不同意拆运。魏建平在本案（2014）红商初字第28号诉讼中称，首先徐伟建不能履行2012年2月5日签订的资产处置及善后事宜处理协议和2013年3月1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上述协议没有生效。签订三方协议后，徐伟建提出协议执行拆除前，需经赤峰远洋薄板有限公司另一股东刘万利签字确认方可拆除，后未取得刘万利确认。于是2012年3月19日签订《补充协议》后只拆除了630型钢车间，徐伟建把设备卖给了刘万利，致使协议不能履行。其次，其把拆除630车间设备应付款支付给姜建康，姜建康向徐伟建主张的股权转让款与其无关，根据三方协议约定的价格，630车间的设备款价值800万元，其扣除拆除费用应支付姜建康620.8167万元，拆除630车间是其与徐伟建达成的新的口头协议，其把应付款支付给姜建康，是经徐伟建和大元泵业同意的，因此其拆除行为与姜建康和徐伟建之间的股权转让无关。原审法院认为，姜建康（甲方）、徐伟建（乙方）与刘万利（丙方）于2010年5月26日签订的《股权和资产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以及徐伟建（甲方）与姜建康（乙方）、魏建平于2012年2月5日签订的《资产处置协议》，对于以上协议的签订及协议书面记载的内容姜建康、徐伟建双方均予以认可。依据上述协议内容，姜建康将赤峰市远洋薄板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与资产转让给徐伟建，并于2010年6月22日进行了工商登记变更。浙江大元泵业有限公司、韩元平对徐伟建分期给付转让款表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徐伟建如约支付第一、二期股权转让款。后徐伟建为支付第三、四期股权转让款，与姜建康协商将生产线出卖给魏建平，并签订协议约定魏建平将价款支付给姜建康。该行为应认定为系徐伟建以自己的财产出售所得款项清偿其对姜建康所负债务。姜建康仅是为了使自己的债权得到清偿而积极主动促成设备的买卖，并极力谋取较高价款。因刘万利与本案的处理结果具有利害关系，且证人未到庭接受质询，对于徐伟建提交的刘万利出具的证明和律师对其所做调查笔录，在本案中不予采信。现姜建康的债权尚未能得到全面清偿，徐伟建应承担继续清偿债务的责任。因姜建康、徐伟建、魏建平于2012年2月5日签订的协议并非对股权和资产转让协议书的变更，故大元泵业、韩元平关于免除担保责任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大元泵业在《补充协议》担保方处盖章，协议中对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限没有约定，根据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规定，应认定为连带责任保证。债权人应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分别为2011年12月9日、2012年6月9日。2011年9月8日，韩元平时任大元泵业法定代表人，其为姜建康出具欠条的行为能够证明姜建康曾与韩元平接触，进而能够证明姜建康曾向韩元平主张权利，而韩元平为大元泵业法定代表人，故应视为姜建康向大元泵业主张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即2011年9月8日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开始计算。姜建康在诉讼时效期间内要求大元泵业对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责任及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韩元平于2011年9月8日为姜建康出具字据一份，在该字据中写明“如到期未付，由韩元平支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对此字据内容性质应认定为连带责任保证。姜建康要求韩元平对转让款承担连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第四笔股权转让款的利息120万元是在韩元平为姜建康出具的借条中确定的，应视为其同意在120万元内对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韩元平应在120万元以内对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对于姜建康请求保护承兑汇票利息损失的请求，因姜建康、徐伟建未约定给付转让款的履行方式，姜建康收取承兑汇票即视为认可此履行方式，提前支取汇票的利息损失，不予保护。对于《补充协议》以及徐伟建（甲方）与姜建康（乙方）、魏建平于2012年2月5日签订的《资产处置协议》未能完全履行，因涉及多方当事人，现姜建康诉讼为依据2010年5月26日签订的股权和资产转让协议书主张尾欠的转让款，故不属于本案的调整范围。原审法院依据上述事实和理由判决：一、被告徐伟建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姜建康股权转让款1379.1833万元，并支付自2012年8月7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基准利率计算1379.1833万元的利息；二、被告浙江大元泵业有限公司、韩元平对被告徐伟建支付原告姜建康股权转让款1379.1833万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浙江大元泵业有限公司对自2012年8月7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基准利率计算1379.1833万元的利息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被告韩元平对利息在120万元内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二被告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徐伟建追偿；三、驳回原告姜建康其他诉讼请求。上诉人徐伟建、韩元平、浙江大元泵业有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与庭审查明的证据不符，采信证据有悖客观公正。1、判决“本院认为……后被告徐伟建为支付第三、四期股权转让款，与姜建康协商将生产线出卖给第三人，并签订协议约定第三人将价款支付给姜建康。因刘万利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且证人未到庭接受质询，对于被告徐伟建提交的刘万利出具的证明和律师对其所做调查笔录，在本案中不予采信。该行为应认定为系被告徐伟建以自己的财产出售所得款项清偿其对姜建康所负债务。姜建康仅是为了使自己的债权得到清偿而积极主动促成设备的买卖，并极力谋取较高价款”，这一认定置事实证据于不顾，采信的完全是姜建康、魏建平恶意串通转嫁责任的一面之词，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本案的事实是徐伟建受让姜建康的股权和资产的企业远洋薄板公司关闭停产，姜建康为收回转让价款，找来魏建平处置资产，将2010年5月26日《股权协议》中的资产收回抵顶债权。2012年2月5日，签订《资产处置协议》，甲方徐伟建、乙方姜建康、丙方魏建平、曹正康。协议三方主体权利义务责任明确，徐伟建已按协议约定履行，厂区资产由魏建平接管。协议签订后，因拆卸设备涉及厂区土建、行车轨道、外运出厂手续、拆运时间问题，2012年3月19日签订《补充协议》予以明确。2、判决对刘万利出具的证明和律师对其所作调查笔录不予采信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刘万利与本案处理结果没有利害关系。刘万利是远联钢铁公司董事长，是与姜建康共同出资组建远洋薄板公司的多年的伙伴。姜建康转让其在远洋公司70%的股权和资产给徐伟建，是经过刘万利同意，却不存在魏建平所述“拆运需经刘万利签字”的事实。在原一审，2013年7月远联公司出具证明，经手人赵明就远洋公司四条生产线出卖人是姜建康，资产处置过程已经出庭作证。在二审时律师申请刘万利到庭作证，2014年6月5日，因刘万利不能到庭，律师向中级法院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通过书面证言……等方式作证”之规定，有刘万利个人书写证言并由律师调查笔录方式作证。刘万利证明的事实与赵明出庭证言及提交的书证、当事人履行协议过程所证实内容相互印证。证据客观真实具有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明效力。如果一审法院认为刘万利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为何不追加其为当事人？在此次开庭前上诉人的代理律师已经通知要求刘万利到庭，因证人出国不能到庭，刘万利本人已与一审法院院长沟通，请示获准，并由刘万利本人向法院提交了一份说明，交由律师当庭提交给法庭。刘万利的证言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法院不予采信，违反了“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的基本原则。相反对原告、第三人与当庭查明的证据不服的陈述作为事实认定。判决对证据采信双重标准，违反了对证据全面客观审查的基本原则。魏建平才是与本案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在原一审时是姜建康的证人，又被追加为第三人。魏建平在二审、本次发回重审均未到庭，判决将魏建平在原一审为推脱违反《资产处置协议》、《补充协议》责任的说辞作为证据采信，显失客观公正。3、判决认定“对于《补充协议》以及被告徐伟建（甲方）与原告姜建康（乙方）、第三人魏建平于2012年2月5日签订的《资产处置协议》未能完全履行等相关事宜，因2012年3月19日，被告徐伟建就此事为第三人魏建平出具的欠条记载：‘今欠魏建平六十万元人民币，此款欠魏建平购买远洋薄板有限公司设备款扣除掉的行车轨道价款特别约定，此欠条若徐伟建与魏建平到唐山与刘万利商谈拆卸设备需确定事项后，所有涉及事项与刘万利谈妥确（定）后，则徐伟健与魏建平2012年3月19日签订《补充协议》生效执行，此欠条生效，否则此欠条无效’，涉及多方当事人及其利害，现原告诉讼为依据2010年5月26日签订的股权和资产转让协议书主张尾欠的转让款，故不属于本案的调整范围”。《资产处置协议》、《补充协议》的性质、权利义务主体、未履行的原因、责任，是本案关键所在。2012年3月13日，刘万利转让其远洋薄板股份30%，远洋薄板公司变成了徐伟建一人公司，姜建康、魏建平所称刘万利是股东，不签字设备不让拆的理由客观上不存在。判决认定协议未完全履行，没有证据支持。从2012年2月5日签订协议后开始履行，拆卸630车间，原告提交的证据出库单，有运设备出厂日期为3月25日。3月19日签订《补充协议》，同日出具欠条，欠条解决的就是魏建平所述“刘万利不让拆除（轨道），作价（欠条60万元）问题”。《补充协议》明确了最后拆运期限延长为2012年6月30日；姜建康担保等问题，《补充协议》八项条款的内容足以印证。上述问题谈妥确定，魏建平继续拆除。2012年5月，姜建康将轧钢车间4条生产线出售给远联公司。在履行过程中，钢材降价，2012年7月，拆卸工人回家，魏建平终止拆运。《资产处置协议》的资产已经处置3／4，只剩轧钢车间四条生产线未处置。变卖价款2370万元，三方签订合同的目的得以实现。证明《资产处置协议》未完全履行的原因是姜建康“赖账”，钢材降价，又把四条生产线卖给了别人，姜建康与魏建平履行协议发生纠纷，不能向已按协议履行完义务的守约方徐伟建主张。一审按照姜建康起诉，将应由魏建平偿还的受让处置价款判决上诉人徐伟建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承担姜建康已经收回转让资产抵项的债权的偿还义务，于法无据。二、判决上诉人徐伟建给付姜建康股权转让款及利息，上诉人大元泵业、韩元平承担担保连带责任，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现姜建康的债权尚未得到全面清偿，被告徐伟建应承担继续清偿债务的责任”认定法律关系责任主体错误。姜建康起诉债权性质不是《股权转让协议》债权，而是《处置协议》、《补充协议》未完全履行剩余的处置款，该债权债务已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与姜建康不存在股权转让纠纷，这在原一审已经查明。基于《股权转让协议》，姜建康转让股权资产，对徐伟建享有的7000万元债权已经给付3500万元，剩余的未支付的3500万元是相对应的股权资产，已经2012年《资产处置协议》由姜建康收回，将车间资产交由魏建平处置抵顶债权。上诉人徐伟建按协议约定履行完毕。《处置协议》、《补充协议》对甲、乙、丙三方权利义务责任约定明确，魏建平不按协议约定履行，姜建康尚未收回的已不再是《股权转让协议》转让价款，而是资产处置未履行部分的价款。姜建康只能向责任人魏建平请求履行《处置协议》，支付价款，而无权再以《股权转让协议》向上诉人主张价款支付。因此，上诉人浙江大元泵业、韩元平对原2010年股权资产转让协议剩余的价款3500万元的担保责任免除。2、判决认定2011年9月8日韩元平为姜建康出具借条行为，应视为向大元泵业主张权利，实属一审法院按姜建康所述断章取义，误读法律。借条明确“如到期未付，由韩元平支付”，韩元平是大元泵业法定代表人，并无由大元泵业支付的表示，根据字据内容，该行为不能推定为法人行为，更不能以此认为向大元泵业主张权利，将此时间2011年9月8日作为大元泵业保证期间、计算保证合同诉讼时效，于法无据。综上所述，上诉人徐伟建与姜建康2010年5月26日签订的《股权和资产转让协议》的原因是远洋薄板公司关停，徐伟建不能支付的剩余价款3500万元，已经2012年2月5日签订的《赤峰远洋薄板有限公司矽钢生产线资产出资及相关善后事宜处置协议》，3月19日《补充协议》变更履行，以姜建康收回转让给徐伟建的资产抵顶，《股权协议》形成的债权债务结清，就此履行完毕，权利义务终止。无论是依法还是依约，上诉人徐伟建不再负有向姜建康支付转让资产再行处置后价款支付义务。上诉人大元泵业为《股权协议》价款支付担保：第三期支付期限为2011年5月lO日；第四期支付期限为2011年12月l0日。2011年9月8日，上诉人韩元平以个人名义向姜建康出具借条，承诺第三笔款2012年2月6日支付，第四笔款2013年6月1O日支付，如到期未付，由韩元平支付。韩元平虽时任大元泵业法定代表人，但借条内容明确，是以个人名义为徐伟建受让股权资产债务担保。在2012年2月5日，韩元平承诺保证付款(第三笔)的2月6日时间未到，姜建康、魏建平、徐伟建签订了《资产处置协议》，变更了合同履行主体、债务履行方式(以处置资产抵顶)，没有征得担保人同意，无论是大元泵业的担保还是韩元平个人承诺视为担保，均已依法免除保证责任。被上诉人姜建康在《处置协议》履行过程中未收回的资产处置款，只能依约依法向责任人主张。姜建康隐瞒事实，虚构理由，以《股权转让协议》起诉，一审法院应予以释明，其不变更起诉，法院本应依法裁定驳回。一审判决以“原告诉讼为依据2010年5月26日签订的股权和资产转让协议书主张尾欠转让款，现姜建康的债权尚未得到全面清偿，被告徐伟健应承担继续清偿债务的责任”，于理无凭，于法无据，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敬请二审法院排除干扰，依据事实法律撤销一审错误判决，裁定驳回被上诉人姜建康无理的诉讼请求，真正让每一个案件的当事人能感受到司法公正，法律公平，维护市场诚信秩序，保护诚信守法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姜建康答辩称：1、上诉人主张的通过处置协议和《补充协议》，以姜建康收回资产作为抵债的事实不存在。从协议的形式来看，没有任何抵债收回的字眼和意思，实际上是买卖合同。从姜建康的身份来看，他是担保人，是徐伟建的担保人。在整个协议中，他只能承担担保责任，不存在债务完成的可能性。双方的协议到目前为止没有履行，拆迁的日子没有约定，不存在收回和抵债的事实。2、从事实来看，刘万利的证人已经明确表示，财产的处置由三方确认签字，跟姜建康一点关系都没有。姜建康从来没有控制，也没有收回过财产的事实。三方曾经到唐山找过刘万利，这个事实是三方承认的事实，本案与刘万利是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庭作证必须经过质证，一审法院对没有经过质证的证人证言不采信是有依据的。3、现在这个东西还是由徐伟建和远联控制，姜建康没有控制资产，魏建平也没有控制资产，我们不可能向魏建平主张。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被上诉人魏建平未进行书面答辩。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徐伟建申请证人刘万利出庭作证，证实：姜建康是通过政府招商引资进来的，成立的远洋薄板厂，我负责厂房、土地和设备基础，占30%股份，姜建康提供设备和流动资金，我不参与经营管理。企业经营一年多后，姜建康将其70%的股份以7000万元的价格转给了徐伟建，我的30%股份没有变化。徐伟建支付了3500万元后，无力支付剩余款项。2012年春天，徐伟建欲处置财产偿还欠款，把所有设备以3500万元的价格还原顶账给姜建康。我怕徐伟建在经营过程中有外欠帐而承担责任，就把我的30%的股份也转给了徐伟建，并通过工商办理了转让手续。手续办完后，开始拆，先拆的630车间，拆的过程中，外运东西，必须经远联开具出门证。630车间拆完后，后面的车间就不好卖了，姜建康找我，让我买热轧车间，我不想买，因考虑到政府招商项目，我以1570万元的价格买了四个轧机以及配套设施备品备件。我给姜建康出具了1500万元的承兑汇票，所有的承兑汇票的手续都是姜建康给我做的。当时约定2012年6月底全部拆清。同时证实，2014年6月5日的调查笔录和其2014年6月4日亲笔书写的证明是真实的。该笔录证实，（1）由甲方徐伟建、乙方姜建康、丙方魏建平三方签订的《资产处置协议》中的资产四条生产线出卖给远联钢铁公司的人是姜建康；（2）远洋薄板公司停业处置资产明确约定拆运期限，2012年6月30日必须腾空场地，远联钢铁公司已经明确告知三方当事人；（3）不再拆运处置资产原因是钢材降价，生产线拆卖贬值，姜建康反悔；（4）不存在刘万利不同意，不签字不让拆除处置资产的问题。相反《资产处置协议》之前，刘万利同意以3000万元整体接收处置资产。因为姜建康认为出价低，不同意出售给刘万利，并由其找来魏建平处置资产。上诉人质证认为，证人证言真实，与客观事实一致。被上诉人姜建康质证认为，证人刘万利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证人证言不可信。本院认为，姜建康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刘万利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且上述刘万利的当庭证言及本人书写的证言、律师的调查笔录与2012年2月5日由徐伟建、姜建康、魏建平三方签订的《资产处置协议》及同年3月19日由徐伟建与魏建平签订并由姜建康作为担保人的《补充协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上的链条关系，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和常理，应当作为有效证据予以采信。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直接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庭审中，姜建康明确表示放弃对魏建平主张权利。本院认为，2010年5月26日，姜建康、徐伟建、刘万利签订的《股权和资产转让协议书》，包括姜建康在远洋薄板公司的全部股权和所有实物和资产即涉案资产。合同签订后，徐伟建支付3500万元后，无力支付剩余款项3500万元。在此情况下，2012年2月5日，上诉人徐伟建与被上诉人姜建康、魏建平签订了《资产处置协议》，《资产处置协议》约定，因关联到徐伟建与姜建康的债务事宜，魏建平支付徐伟建220万元后，余款由魏建平直接支付给姜建康，用以抵顶徐伟建尾欠姜建康的股权转让款。在签订《资产处置协议》时，远洋薄板公司的30%的股份属于刘万利，同年3月13日，刘万利将该30%股份转让给了徐伟建。之后，于同年3月19日，徐伟建、魏建平、姜建康三方又形成了一个《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进一步明确了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不履行或不全面履行《资产处置协议》各自应当承担的相应民事责任。姜建康在该《补充协议》中的保证责任是：“由姜建康担保：在确认拆卸设备总价款叁仟柒佰贰拾万人民币的前提下，乙方（魏建平）不得在协议执行过程中将已运出厂设备物资单独计价和未拆运设备计价不再拆运而终止协议，否则由此产生拆卸设备、时间迟延和其他费用由乙方（魏建平）负责，且甲方（徐伟建）有权不再支付姜建康所有欠款。”该《补充协议》给资产处置协议设定了一个不可撤销的条件，即资产处置协议一旦进入履行程序即不得终止履行，否则，姜建康即丧失了向徐伟建主张欠款的权利。而引发本案争议的原因是由于《资产处置协议》及《补充协议》未能全部履行，致使姜建康的债权未能全部实现。魏建平在履行《资产处置协议》及《补充协议》过程中，拆卸了630车间等部分设备后，并将620.8167万元支付给了姜建康，8条轧钢生产线远联钢铁厂购买了四条，并以承兑汇票的方式将1500万元的设备款支付给姜建康，由此可见，魏建平已经开始履行协议，因此其应当继续履行。此种情况下，徐伟建有权不再支付姜建康所有欠款。且双方协议第八条约定：“乙方向甲方购买设备款余款叁仟伍佰万元整人民币由乙方（魏建平）直接支付给姜建康，至甲、乙双方约定拆运设备的最后期限日，徐伟健与姜建康之间不再有任何债务关系”。根据该约定，至协议约定的最后期限日，徐伟建和姜建康之间不再有任何债务关系。故姜建康未再继续拆卸剩余的四条轧钢生产线构成违约，无权向徐伟建再行主张权利。另外，由于姜建康明示不向魏建平主张权利，姜建康与魏建平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本院不予审理。关于大元泵业和韩元平的保证责任是否已经免除，应否继续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许可债务人转让部分债务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对未经其同意转让部分的债务，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姜建康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签订《资产处置协议》是经过大元泵业和韩元平书面同意的，因此，大元泵业和韩元平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徐伟建、大元泵业、韩元平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法院认为，姜建康提起诉讼依据的是2010年5月26日签订的股权和资产转让协议书主张尾欠的转让款，而认为《资产处置协议》及《补充协议》不属于本案调整范围，而对徐伟建通过处理固定资产的方式偿还转让款的事实不予审理，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一款（二）、（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2014）红商初字第8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姜建康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244159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49159元，由被上诉人姜建康负担；邮寄送达费200元，由上诉人徐伟建、韩元平、浙江大元泵业有限公司、被上诉人姜建康、魏建平各负担4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国坤审判员 周振卿审判员 雷 蕾二〇一五年七月八日书记员 张乐萌 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