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二中民终字第01064号
裁判日期: 2015-02-16
公开日期: 2015-03-26
案件名称
耿×1与耿×2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法院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所属地区
北京市
案件类型
民事案件
审理程序
二审
当事人
耿×1,刘×1,耿×2,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葛×1,葛×3
案由
确认合同无效纠纷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3年）》：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
全文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二中民终字第010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耿×1，女，1965年3月3日出生。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1，女，1944年5月6日出生。委托代理人赵光彬，北京元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耿×2，男，1967年5月2日出生。委托代理人贾学峰，北京市众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贾艳军，北京市众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慧忠里320号。法定代表人张贵林，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刘利，女，1981年7月3日出生。委托代理人于燕宁，男，1978年1月24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葛×1��女，1992年4月29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葛×3，男，1997年7月18日出生。法定代理人耿×2。委托代理人贾学峰，北京市众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贾艳军，北京市众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耿×1、上诉人刘×1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均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078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此案，现已审理终结。2014年6月，耿×2诉至原审法院称：我与耿×1系姐弟关系，父亲为耿×4，母亲为闫×1。闫×1于2004年5月18日因去世注销户口，耿×4于2014年5月2日去世。我在位于北京市×××17号有公有住房一间。1992年，营房街危旧房改造拆迁，给我安置一套房屋，位于北京市东城区×××3号楼3单元302号（以下简称诉争房屋）。当时我因工作忙，委托耿×4办理拆迁相关事宜。2002年办理诉争房屋产权时，耿��4未经我同意，伪造《办理产权证书协议声明》，将诉争房屋所有权证办理至耿×4名下。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住总集团）作为拆迁安置房屋的原产权单位，其明知原被拆迁房屋承租人为我，被拆迁安置人为我，其未与我核实相关信息，未告知我变更购房人信息的情况下，仅凭耿×4提供的由其伪造的《办理产权证书协议声明》（以下简称《声明》），即将诉争房屋处分给耿×4，明显存在恶意，严重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故我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住总集团与耿×4就买卖诉争房屋签订的《购房合同》无效。耿×1辩称：诉争房屋是父亲耿×4购买的，但我对购房过程不清楚。我不同意耿×2的诉讼请求。住总集团辩称：首先，我公司与耿×4签订的《购房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不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且该合同已履行完毕。其次，我公司不存在与耿×4恶意串通签订《购房合同》的情形。1992年10月10日，原崇文区法华寺危改办与耿×2（耿×4）签订的《危旧房改造拆迁安置购房协议书》（以下简称《拆迁安置协议》）中，耿×4是共同被拆迁人，且该协议乙方一栏署名为耿×4，并非耿×2在起诉状中所称的“耿×4受耿×2委托代办拆迁安置事宜”。在2003年签订《购房合同》时，耿×4向我公司出示一份《声明》，该《声明》显示耿×2与耿×4协商后同意将拆迁安置房屋产权办理至耿×4名下。基于上述《拆迁安置协议》和《声明》，我公司与耿×4签订了《购房合同》，并协助其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对此，我公司不存在任何过错，更不存在恶意串通。故耿×2的诉请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耿×2的诉请。刘×1述称：依据（2013）东民初字第00721号民事判决，原��拆迁房屋的档案材料已经丢失，分得被拆迁房屋时，耿×2尚未成年，而且单位职工承认被拆迁房屋是给耿×4的，故从历史渊源看，被拆迁房屋是分给耿×4的。被拆迁房屋被拆迁时，分得了诉争房屋。从《拆迁安置协议》上约定的周转费看，诉争房屋是仅安置给一个人的。而1994年12月7日的住房证写的很清楚，诉争房屋是安置给耿×4的。虽然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书协议声明被认定不成立，但此并不影响实体权利。故我不同意耿×2的诉讼请求。葛×1述称：我不了解当时的情况，不同意耿×2的诉讼请求。葛×3：我同意耿×2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而签订的合同无效。本案中，《拆迁安置协议》中，乙方被拆人抬头处为耿×2（耿×4），耿×4写在括号内。耿×2认为仅耿×2是被拆迁人，耿×4仅是代理人。住总集团认为耿×2、耿×4都是��拆迁人，括号没有意义，仅相当于逗号。根据已查明事实，《声明》系耿×4个人私自书写并盖章，未经耿×2同意或追认，且已被人民法院判决认定不成立，对耿×2不发生法律效力。住总集团认为被拆人为耿×4和耿×2，但其在与耿×4签订购房合同时，并未核实该《声明》的真实性，住总集团具有明显的过错。住总集团与耿×4依据对耿×2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声明》而签订《购房合同》，该行为侵犯了耿×2的合法权益，故该合同当属无效合同。据此，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于2014年10月判决：确认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耿×4就买卖北京市东城区×××三号楼三单元三○二号房屋签订的《购房合同》无效。判决后，耿×1、刘×1均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至我院。耿×1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确认《购房合同》有���，理由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声明》系耿×2与耿×4之间经真实意思表示而达成的协议，应当认定为有效。刘×1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耿×2的诉讼请求，理由为：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本不能认定耿×2对《购房合同》涉及的房屋有合法权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购房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耿×2合法权益的情形。耿×2、葛×3同意原审判决。住总集团不同意原审判决，但未上诉。葛×1不同意原审判决，同意耿×1的上诉请求。经审理查明：耿×1与耿×2系姐弟关系，其父亲为耿×4（2014年5月2日去世），母亲为闫×1（2004年5月18日因去世注销户口）。刘×1在闫×1去逝之后一直与耿×4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直至耿×4去逝，但未办理结婚证。葛×1系耿×1之女。葛×3系耿×2之子。本市东城区营房东街17号有公房一间���建筑面积9.13平方米，居住面积7.3平方米。1992年10月10日，原崇文区法华寺危改办与耿×2（耿×4）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协议书编号0000880），就上述房屋拆迁安置事宜达成协议。《拆迁安置协议》首部载明，拆迁人（甲方）为“崇文区法华寺危改办”，被拆迁人（乙方）为“耿×2（耿×4）”。该协议约定：乙方住址营房街17号，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房1间，建筑面积为9.13平方米，居住面积7.3平方米；根据危旧房改造的有关规定，被拆迁人自愿购买法华寺26号楼3单元302号一居室1套；因甲方提供的购买楼房尚未建成，乙方需要自行周转，周转时间为1992年10月10日至1994年10月10日止，周转期间甲方发给乙方每人每月30元周转费；甲方支付给乙方的搬家补助费80元，提前搬家奖励费200元，自行周转补助费720元等。该协议尾部载明耿×4在乙方经办人处签字。1994年12月7日，北京市住总房屋管理维修公司出具《住房证》。该《住房证》载明“耿×4同志自费购得崇文区法华寺小区26号楼3单元302号壹居室壹套，建筑面积48平方米。其物业管理委托住总房管公司有偿管理、住户将按时交纳有关费用。本住房证系未办房屋产权证前的住房证明，待住户办妥产权证后将自动失效。”2003年2月28日，住总集团与耿×4签订《购房合同》。该合同载明：依据《危旧房改造拆迁安置购房协议书》（协议书编号0000880），住总集团于1992年10月将坐落于原崇文区×××3号楼3单元3层302号一居室一套，建筑面积47.56平方米，按危改售房政策向耿×4出售。耿×4于2003年7月25日取得京房权证崇私字第415**号房屋所有权证。2013年1月6日，耿×2将耿×4诉至原审法院，耿×2认为该《声明》并非其本人签订，其未授权耿×4签署该声明，故要求确认该《声明》无效。该《声明》载明���×4与耿×2于2002年11月20日签订内容为：“北京市崇文区×××小区3号楼3单元3层302室（一居室）建筑面积47.56平方米，原回迁购房协议书姓名为耿×4和耿×2，经两人商定办理产权证书姓名为耿×4，今后如发生任何纠纷一切法律责任自负。”该《声明》上盖有耿×4和耿×2的人名章。在原审法院审理该案过程中，耿×4认可该协议所有文字内容为耿×4本人单独书写，耿×2的签名也是由耿×4书写。原审法院认为该《声明》未得到耿×2的授权及事后追认，依法不成立，对耿×2不发生法律效力，但经向耿×2释明，耿×2仍坚持要求确认该《声明》无效，故原审法院作出（2013）东民初字第00721号民事判决，驳回耿×2的诉讼请求。关于被拆迁房屋即东城区营房东街17号公房一间原承租人问题，原审法院在审理（2013）东民初字第00721号案件过程中，曾向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调查。该公司社保中心工作人员称，该公司为合并后的单位，耿×4是该单位退休职工，不清楚耿×2是否为该单位职工，上述房屋并非该公司的产权房，公司资料也没有记载该房屋分配情况。原审法院又向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二中心体育馆路分中心调查。该中心的工作人员称，该房屋的原始承租档案均已丢失，通过查看房屋交费记录，该房屋缴费人姓名为耿×2，交费人即为承租人。在原审法院审理本案庭审中，耿×2认为：住总集团明知被安置人为耿×2，耿×4是在拆迁安置协议经办人处签名；住总集团应该判断耿×4是经办人，不是被安置人，在办理产权变更时应通知耿×2；但住总集团未尽通知义务，所以住总集团与耿×4签订《购房合同》属恶意串通，损害了耿×2的利益，故要求确认该《购房合同》无效。住总集团称：因当年的档案已经丢失，住总集团也不知被拆迁房屋的承租人是谁，只能以《拆迁安置协议》为准；该协议乙方处不仅有耿×2也有耿×4的名字，该二人都是被拆迁人，耿×4虽写在括号里面，括号没有任何意义，当时的拆迁安置协议都是这么签订的，相当于逗号；住总集团与耿×4签订《购房合同》时，对《声明》的审查也只能是形式，且耿×4与耿×2系父子关系，故认为该《声明》为真实的，住总集团不存在过错，更不存在与耿×4恶意串通的事实，所以《购房合同》当为有效合同。原审法院向当时签订《拆迁安置协议》的原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政府法华寺危改办调查核实谁是《拆迁安置协议》的被拆迁人。经询，现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危改办称，原法华寺危改办是临时性组织，已经解散，故仅能从当时拆迁安置档案中了解有关事实。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拆迁安置协议》、《声明》、京房权证崇私字第415**号房屋所有权证、（2013）东民初字第00721号民事判决书、房屋拆迁安置档案材料、电话笔录、（2013）东民初字第09508号民事判决书、《住房证》，档案材料等在案为证。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可以确认，《声明》是签订《购房合同》的手续之一；耿×4因《声明》而取得了签订《购房合同》的资格。《购房合同》的合同双方当事人为耿×4与住总集团。从耿×4一方来看，根据已查明事实，《声明》系耿×4个人私自书写并盖章，未经耿×2同意或追认，且已被人民法院判决认定为不成立，对耿×2不发生法律效力。由此，耿×4通过伪造手续而取得签订《购房合同》的资格，其恶意明显无疑。从住总集团一方来看，首先，《声��》关系购房人资格问题，对相关当事人的利益影响巨大，住总集团理应尽到必要的审查义务；其次，在《声明》通过人名章确认而非签字确认的情况下，住总集团的注意义务应当更高，不应仅仅为形式审查。住总集团未核实该《声明》的真实性，具有明显过错，而该过错将对合法权利人的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综上，住总集团与耿×4依据对耿×2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声明》而签订《购房合同》，双方均具有明确过错，存在恶意串通之嫌，且该行为侵犯了耿×2的合法权益。故原审法院确认上述《购房合同》无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耿×1与刘×1坚持认为《购房合同》有效，其上诉请求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北京住总集���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40元，由耿×1负担70元（已交纳），由刘×1负担70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顾国增代理审判员 李俊晔代理审判员 王 佳二〇一五年二月十六日书 记 员 史天予 来源：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