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3）常民终字第028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文军，原常州市曙光电气控制设备有限公司职员。委托代理人周善良，江苏怀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州市曙光电气控制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戚墅堰区潞城街道沙河浜村。法定代表人沈文委，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陈峰，江苏张林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沈文军因与被上诉人常州市曙光电气控制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曙光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戚墅堰区人民法院（2012）戚民初字第1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2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曙光公司诉称，沈文军原系曙光公司股东，2009年至今，沈文军利用职务之便，未经曙光公司同意，采用虚构事实、私刻公章等手段，擅自收取曙光公司应收货款3035426.01元，收取该货款后未将该货款交付曙光公司入账。现请求判令：1、沈文军立即返还曙光公司货款3035426.01元；2、赔偿曙光公司利息损失325136.82元（从沈文军收取款项之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3、赔偿曙光公司差旅费用216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曙光公司为支持其诉请，向法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付款委托书1份，2010年11月30日山西太原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太原仲裁委）出具的调解书1份，以证明沈文军私刻曙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私章、公章、财务专用章，未经曙光公司同意，擅自委托常州市佳鑫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鑫公司）代收曙光公司在山西省电力公司电力建设三公司（以下简称三电建）货款1058897.33元及其相应利息198628.68元；2、山西国电榆次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榆次公司）货款的证据3份，以证明沈文军未经曙光公司同意，私刻公章收取货款342900元，至今未归还；3、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2007）呼仲裁字第60号裁决书1份、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结案申请书1份、授权书1份、收据2份，以证明沈文军私刻公章，擅自收取曙光公司在内蒙古第二电力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内蒙二电建公司）货款735000元，至今未还；4、30万的收据1份、汇票2份，40万的收据与汇票2份，以证明沈文军私刻公章，擅自收取曙光公司在府谷县恒源煤焦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府谷公司）货款70万元，至今未还；5、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常商终字第583号民事裁定书1份，以证明2009年5月8日沈文委在受让曙光公司所有股权后，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代表人私章及所有证照都已交付给沈文委，沈文委实际控制并经营曙光公司。沈文军未作书面答辩，庭审中辩称，曙光公司诉其属主体不适格。沈文军作为曙光公司的职员，受曙光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沈耀锡委托催讨债务，属职务行为，后果应由曙光公司承担。且所收所有的款项均已交给曙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沈耀锡；沈文军与曙光公司属劳动法律关系，不属于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应依法驳回曙光公司的起诉。原审法院经庭审质证，沈文军对曙光公司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委托书是曙光公司法定代表人出具并由曙光公司加盖公章、财务专用章、由曙光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从内容上证明曙光公司与佳鑫公司形成委托法律关系，与沈文军个人无关。对仲裁调解书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调解书是佳鑫公司受曙光公司委托处理纠纷的法律文书，不能证明该款由沈文军个人收取。付款委托书中的受托方是佳鑫公司，与沈文军个人无关；对证据2，认为该承兑汇票是榆次公司开给曙光公司的，沈文军作为经办人领取并交给法定代表人沈耀锡。沈文军非曙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可能收到承兑汇票上的款项。因此该组证据与沈文军没有关联性；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上述款项是由曙光公司法定代表人沈耀锡代表曙光公司收取的，沈文军仅是业务经办人，因此该组证据与沈文军没有关联性；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均有异议，40万元承兑汇票是股权转让之前收到的。30万元的承兑汇票是由曙光公司法定代表人沈耀锡代表曙光公司收取的，沈文军仅是业务经办人，因此该组证据与沈文军没有关联性；对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根据工商资料记载，至2011年5月16日，沈耀锡一直担任曙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沈耀锡出具的盖有曙光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私章及其本人签字的付款委托书对外当然有效。沈文军为支持其抗辩，向原审法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曙光公司法定代表人沈耀锡出具的收款说明1份，以证明曙光公司在府谷公司、榆次公司、内蒙二电建公司、三电建货款均由受托人交给沈耀锡了。2、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戚墅堰分局工商登记资料1份，以证明沈耀锡在2011年5月16日之前一直担任曙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有权代表曙光公司签署文书、代收款项；3、从佳鑫公司调取的财务资料1份，即3张收据，以证明曙光公司所诉的第一笔三电建的款项总计1058897.33元是由曙光公司委托佳鑫公司收取的，且佳鑫公司收款后已交付曙光公司，与沈文军无关；4、劳动合同书1份，以证明沈文军是曙光公司的职工，双方形成劳动法律关系，从2007年1月1日起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5、授权委托书1份，以证明曙光公司委托沈文军代表曙光公司办理榆次项目的投标、谈判、签约等事项，是职务行为，不应对此承担任何责任6、收据4份，由沈耀锡在收到沈文军款项后代表曙光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以证明沈文军仅是业务经办人，是履行职务的行为，上述款项及汇票均交给曙光公司法定代表人沈耀锡。曙光公司对沈文军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认可，“说明”内容与事实不符，曙光公司股权转让后，沈耀锡主动向沈文委交付了曙光公司的相关公章及证照，因此上述四笔货款只有沈文委能代表曙光公司出具授权，委托收款。无论沈文军将曙光公司货款移交给谁，其都应依法将货款返还给曙光公司；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沈耀锡与沈文军均知道2009年5月8日后，沈文委是曙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沈耀锡已经不是曙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已无权代表公司处分公司财产。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收据不符合财务制度的基本要求，且100多万元货款均以现金方式支付，明显违反财务制度。曙光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只有沈文委才持有，而沈文委从来没有在所谓这3份收据上加盖过曙光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沈文军与沈耀锡是父子关系，与曙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沈文委是兄弟关系，在2010年时，沈文军、沈耀锡与沈文委发生股权纠纷，为了向沈文委要回曙光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沈文军、沈耀锡甚至向法院起诉，沈文军明知沈耀锡不持有公司公章，也不是曙光公司实际控制人，其向曙光公司或沈文委以外的任何人付款均无法律效力，应承担相应责任；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从中可以看出公章原始件上有缺口。这份合同更加能证明沈文军作为曙光公司的劳动者不应以总经理身份代表佳鑫公司在付款委托书中收取山西货款，显然佳鑫公司只是沈文军侵占曙光公司财产的伪装，实际侵占人是沈文军；对证据5，因非原件，故对其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6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沈耀锡、沈文军明显存在恶意串通之情形。原审法院
经审理查明，2009年始，沈文军受沈耀锡委派收取曙光公司的对外债权。2009年1月7日，从府谷公司收取2张面额为2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分别为2009年3月5日、2009年3月11日。2010年10月23日，收取1张面额为3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为2011年3月12日。2009年8月29日沈文军从榆次公司收取1张面额为34.29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为2011年3月14日。2010年10月21日，沈耀锡委托沈文军以佳鑫公司的名义向太原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三电建支付欠款1409288.53元及利息（其中1058897.33元为曙光公司应收货款，利息为198628.68元）。后双方达成调解，由三电建支付给佳鑫公司1517417.53元，其中7万元为欠款利息，1058897.33元为曙光公司应收货款，上述款项由三电建于2010年12月6日支付488066.83元，2011年1月24日支付50万元，同年5月10日支付529350.70元。2010年10月27日沈文军通过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收回曙光公司货款735000元。以上收到的货款合计为2906797.33元。上述款项沈文军庭审中陈述均已交付沈耀锡，并由沈耀锡个人使用。原审法院另查明，2009年5月8日沈耀锡、沈文军分别与沈文委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沈耀锡及沈文军将其所持曙光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沈文委。原审法院还查明，曙光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沈耀锡于2009年12月1日，以曙光公司的名义向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沈文委返还公章、财务专用章、营业执照等印章及文件。该院以主体不适格为由驳回了沈耀锡的起诉。沈耀锡不服，上诉至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0年12月7日作出终审裁定，认为沈文委基于股权转让协议拿到曙光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个人印章、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后有权实际控制并经营曙光公司，沈耀锡再以曙光公司名义提起诉讼，以主体不适格为由驳回其上诉。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我国物权法第六十八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其不动产和动产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章程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本案中，在沈文委与沈耀锡、沈文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沈文委已实际控制并经营管理曙光公司。对上述情况，沈文军作为股东之一，是明知的，但其仍接受沈耀锡的委托，收取曙光公司的应收货款，并将货款交给沈耀锡，用于个人消费，其行为严重侵犯了曙光公司的财产权，应承担返还责任。沈文军实际收取曙光公司的货款总额为2906797.33元，上述货款应由沈文军返还给曙光公司。故曙光公司在此范围内的请求合理，依法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予以驳回。曙光公司主张的利息部分，因曙光公司收取的货款中有部分为银行承兑汇票，部分为现金，故银行承兑汇票部分的计息应从汇票届满的次日起计算。现金部分应扣除沈文军出差时的在途时间。参考本案中曙光公司应收货款在山西、内蒙古等地，法院确定从沈文军获取现金10日后开始计息。故曙光公司合理部分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超出上述计算方式的部分，予以驳回。关于曙光公司要求返还差旅费用21600元的诉请，因其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主张，依法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十七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七）项及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并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沈文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曙光公司货款2906797.33元并承担相应利息损失（其中40万元从2009年3月12日起，34.29万元从2010年3月15日起，73.5万元从2010年11月6日起，488066.83元从2010年12月16日起，50万元从2011年2月3日起，30万元从2011年3月13日起，140830.50元从2011年5月20日起，上述款项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
二、驳回曙光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85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8857元，由曙光公司负担2093元，被告沈文军负担36764元。
上诉人沈文军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起诉沈文军作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沈文军系受沈耀锡委派以曙光公司名义收取该公司的对外债权，其法律后果应由沈耀锡承担。原审法院却错列沈文军为被告，并判决由沈文军承担全部民事责任，显属确认的被告主体不当。原审判决查明，2009年始，沈文军受沈耀锡委派收取曙光公司的对外债权。由此可见，沈文军外出收取曙光公司的对外债权，是受沈耀锡的委派，其后果应由沈耀锡承担，而不是应由沈文军承担。况且沈耀锡也是曙光公司股权转让人之一，也明知沈文委已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沈耀锡收到款项后不是还给沈文委控制的曙光公司而是用于个人消费，是沈耀锡侵犯了曙光公司的财产权，不是沈文军侵权。所以沈文军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原审时沈文军在庭审时多次提出曙光公司所诉与其本人没有关联性，并明确表示曙光公司将沈文军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诉请不能成立（见原审卷内2012年5月3日的证据交换笔录第9页）。并且，原审法院对曙光公司在原审期间书面申请追加沈耀锡为被告却未予回复，也是违背了民诉法的相关规定的。
二、沈耀锡委托佳鑫公司向三电建收款的行为，其后果也应由沈耀锡承担，而不应由沈文军承担。原审法院
经审理查明：2010年10月21日，沈耀锡委托沈文军以佳鑫公司名义向太原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三电建支付欠款1409288.53元及利息。后双方达成调解，由三电建支付佳鑫公司1517417.53元，上述款项由三电建在此后分三次付给佳鑫公司。由此可见，该款项系沈耀锡委托佳鑫公司所为，沈文军显然不应承担归还该款项的民事责任（该项抗辩在原审时上述证据交换笔录第7页中有记载）。
三、原审判决将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已经收回的府谷公司货款也要求沈文军个人承担返还责任，显属认定事实错误，故意偏袒被上诉人。原审查明：2009年1月7日，（沈文军受沈耀锡委派）从府谷公司收取2张面额为2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分别为2009年3月5日，2009年3月11日。股权转让协议是2009年5月8日签订。上述所收款项是在沈耀锡任曙光公司法定代表人乃至曙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期间，并且当时的公司业务员沈文军已按公司的操作惯例在当时就将银行承兑汇票交给了当时的曙光公司法定代表人。该款项与沈文委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后的曙光公司毫无关系。但原审法院却判决应由沈文军再次付给曙光公司。原审法院显然故意偏袒被上诉人。
四、沈耀锡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后分别委托外出收款所发生的律师费用的支出，属于催收货款过程中产生的合理开支，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和我国民法关于代理的相关规定，应由委托人承担，原审判决由沈文军承担是错误的。其一，早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2008年1月10日，曙光公司法定代表人沈耀锡就已经与内蒙古则维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合同，委托内蒙古则维律师事务所代理向内蒙古电建二公司提起诉讼催收货款735000元，合同约定律师代理费为12万元，由曙光公司承担，原审判决由沈文军承担是错误的。其二，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后，沈耀锡委托佳鑫公司代表曙光公司起诉三电建要到货款1128897.33元（其中有些应收款是2002年就沉积下来，曙光公司财务上已列为死账），其中7万元是利息损失，根据原审判决，该利益归于曙光公司，则佳鑫公司起诉三电建的律师代理费16万元属于合理支出，应由曙光公司承担，（有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支付凭据），原审判决由沈文军承担也是错误的。既然曙光公司起诉要求返还对外收款的利益，就视为曙光公司对债务催要结果的追认，则由催要债务过程产生的合理费用由曙光公司承担无可争议。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原审时违反法定程序，把辛辛苦苦在外收回款项并已交给委托人沈耀锡的沈文军作为被告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判，直接驳回曙光公司对沈文军的起诉，或者发回重审。考虑到原审法院的公信度，建议指令别的基层法院重审。
被上诉人曙光公司在答辩期内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二审中辩称，1、上诉人的第一条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原审已经查明，如三电建其所有的委托手续、公章、私章、财务专用章，均系伪造，而沈耀锡也在原审中当庭承认系事后私刻。此外，如内蒙呼和浩特应收款收据上面，相应的财务专用章及出具给呼和浩特法院执行局的收据所用被上诉人的章均系私刻，据此，被上诉人完全有理由相信，且事实已经证明，上诉人沈文军与沈耀锡因不满股权转让而刻意串通，侵占被上诉人的财产。因此，上诉人是接受了沈耀锡的特别指派，实施了不法行为。这些不法行为被上诉人均没有任何的合法委托。2、对上诉人的第二条上诉理由，该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已经查明，于2009年10月28日注册成立的佳鑫公司系由沈文军实际控制，因为沈文军与被上诉人因股权纠纷，其主张股权转让无效，事后沈文军以第三人的名义注册成立佳鑫公司并实际经营，该事实在原审中由证人证言庭审查明事实予以证实，因此沈文军实际上早已不是被上诉人的职工，如果是的话沈文军明显违反了竟业限制及股东对公司的忠诚义务。沈文军以自己的行为解除了与被上诉人公司的劳动关系。如前所述，沈文军擅自接受沈耀锡的非法委派，侵占被上诉的财产，与职务行为无关。3、上诉人的第三条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原审查明，山西电建三公司相关款项的委托手续、公章、私章、财务章均系伪造，且沈耀锡也予以承认，由此可见，被上诉人没有委托任何人收取山西电建三公司的应收款。沈文军因不满股权纠纷擅自侵占被上诉人的应收款，且相关的委托书上面的受委托人是沈文军，也间接证明了佳鑫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是沈文军。4、上诉人称的2009年1月7日的40万元已由被上诉人收取，应由上诉人举证。5、上诉人提到的12万律师费，一方面在原审判决的证据中未有显示，另一方面对于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符合证据要求。6、对于上诉人提到的程序问题，原审判决不存在违法法定程序及上诉人所提的事实。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决。另外，沈文委、沈文军、沈耀锡在2009年5月8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沈文委是股东，沈文军明确知道被上诉人公司的所有公章在沈文委处，由沈文委保管。沈文军与沈耀锡对公司不能行使任何权利是明知的。府谷的40万是被上诉人公司的货款，沈文军是实际收款人，收到款后没有交到公司。沈文军提到的府谷公司欠被上诉人公司总货款是当初沈文军爱人统计的，她是故意隐瞒公司的货款，以便沈文军在股份转让中得到更多的钱。真实情况是，府谷公司欠曙光公司68万多。关于内蒙的律师费，原审时沈文军提交的曙光公司与内蒙某律师事务所签的合同中，显示为2008年1月10日和2008年5月7日，此日期是在内蒙呼和浩特仲裁委2007年11月3日的日期之后，律师不可能有在没签合同之前就帮曙光公司打官司。该协议中也约定，三日内付律师费，而沈文军提供的收据交款日期为2011年7月20日及2010年10月28日。曙光公司法定代表人沈文委去过内蒙律师事务所，律师避而不见，该所所长说，该款项代理费是一次性打包的，况且是正常收费，所以沈文军在原审中提供的所有合同都是虚假的。双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二审中，二审期间，上诉人沈文军提交曙光公司于2009年3月20日发给山西府谷公司的对账函一份，用以证明曙光公司已经收到2009年1月7日府谷公司支付的二张承兑汇票40万元，并解释由于沈文军长期出差在外，故逾期提交该证据。被上诉人曙光公司认为，对该对账函中曙光公司的公章不提异议，但本案一、二审庭审过程中，合议庭多次询问沈文军是否还有证据提交，沈文军均称没有证据提交，这与沈文军现称长期在外出差、延迟举证存在明显的自相矛盾。沈文军明知存在所谓的证据，在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及合议庭的再三询问，均明确没有证据提交，现在冒出所谓的证据，曙光公司无法接受也无法相信，对对帐函的内容不予认可。争议的40万元承兑汇票是否收到，应以相关的财务记帐为准以及应付款单位对所谓对帐函相应的确认。二审中被上诉人曙光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07年11月1日的借款申请书，当时沈文军提了5万去内蒙打官司，并由沈耀锡支付，但上面没有沈耀锡的签字，借款人姓名栏目中沈文军的签字为其本人所签。证明沈文军已经从被上诉人公司领取了内蒙诉讼的有关费用。从内蒙呼和浩特仲裁书可以看出，与仲裁上提到的仲裁时间2007年11月13日也是吻合的。2、沈耀锡记录的沈文军在曙光公司领取的业务费清单，证明沈耀锡虽然在借款申请书上未签字，但都是沈耀锡的字。沈文军认为，看不出该证据与本案有何关系，且不清楚是否是沈耀锡所签，沈耀锡不是本案当事人，对该证据不认可。领取的业务费系交给内蒙古法院的诉讼费。对于沈文军提交的证据，曙光公司补充提交以下证据，1、曙光公司与府谷公司的帐目往来详细单，这是沈文军爱人周维萍制作，内容显示，曙光公司没有收到府谷公司的40万元；2、曙光公司财务内部记录的详细每天帐款明细，记帐单为周维萍制作，内容证明曙光公司没有收到府谷公司的40万元；3、曙光公司收到府谷公司2008年10月25日的30万元，在曙光公司与府谷公司的对帐单和在曙光公司的每天详细帐款记帐单上都有正确的体现；4、正确的公司之间财务对帐单，加盖财务专用章，而沈文军提供的对帐单没有曙光公司财务专用章，沈文军作为销售人员极易取得曙光公司公章，在财务没有确认收到府谷公司此2009年1月7日40万元的情况下，私自出具对帐单；5、在沈文军提供的对帐单上，开具时间是3月20日，而对帐单上最后一批货是3月25日开的发票，对方财务在没有收到发票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对帐，制作这样的对帐单根本没有财务知识；6、府谷公司提供的他们与曙光公司往来的详细帐款清单，证明了每笔付款的详细时间以及每笔付款的次序，与以上附件组合成曙光公司没有收到2009年1月7日的40万元货款。沈文军认为，对曙光公司提交的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2009年1月7日，沈文军将从府谷公司收回的40万元承兑汇票交给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沈耀锡，由于沈耀锡没有及时传递到财务，所以财务上没有记录。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只是表明承兑汇票的一种处理方式，也有直接转给别人的处理方式。对证据4，没有具体法律规定，正确与否是曙光公司单方面的认定，不予认可。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这并不能达到曙光公司所说的必须开具发票才能对帐，只要对方收到货就能进行对帐。对证据6中的前二张真实性无异议。对2009年3月25日开具的票到2009年4月17日入帐的情况认可，后面的情况不了解。到4月17日的余额与2009年3月20日对帐单的余额是一致的，共583034.12元。
本院经审查认为，2009年1月，沈文军至山西府谷公司收取货款40万元，其身份是曙光公司职员，其收款行为系代表曙光公司的职务行为，对于山西府谷公司来说，其已向曙光公司支付40万元货款，对于曙光公司来说，其已收取府谷公司40万元货款，现曙光公司主张的是沈文军未按财务制度将收取的山西府谷公司40万元货款交曙光公司入账，与其出具给山西府谷公司的对账函内容不一致，曙光公司现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该40万元承兑汇票兑现去向，对此不能仅凭曙光公司陈述其财务上无记载就认定沈文军未将该40万元承兑汇票交曙光公司，故原审有关该40万元承兑汇票的事实认定有误。本院另查明，2009年5月8日，沈文委与沈文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沈文军将其持有的曙光公司股权转让给沈文委，沈文委同意沈文军收取200万元曙光公司应收款归其所有。2011年4月22日，经本院调解，沈文委、沈文军达成调解协议，沈文军将其持有的曙光公司股权转让给沈文委，沈文委向沈文军支付股权转让款250万元。
本院认为：由于沈文军二审提交了新的证据，原审判决对于2009年5月8日前沈文军经手的山西府谷公司40万元的承兑汇票未交曙光公司入账的事实不正确，该40万元应予扣除。本案部分应收款系委托律师经过仲裁、执行后收回，故委托律师的相关费用应核实后予以扣除。由于沈文委与沈文军原股权转让协议中有沈文军收取应收款归其所有冲抵沈文委应付股权转让款的约定，沈文军陈述有关收款也已交沈耀锡，沈耀锡对此予以认可，且沈文委还须向沈耀锡支付股权转让款等情况，故原审判决认定其他事实尚不清楚，适用法律并不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
裁定如下：
一、撤销常州市戚墅堰区人民法院（2012）戚民初字第120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常州市戚墅堰区人民法院重审。
审 判 长 段若鹏
审 判 员 罗希夷
代理
审判员 吴立春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马筱艳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三）原判决、裁定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关注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