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3）穗云法民一初字第722号原告广州全方电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後藤安義。委托代理人刘汉斌，广东瑞迪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敬宾，女，1970年12月4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林仕军、黄凯欢，广东定海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广州全方电子有限公司与被告张敬宾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4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全方电子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汉斌、被告张敬宾的委托代理人林仕军和黄凯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广州全方电子有限公司诉称，2007年8月份，被告到我公司工作。工作期间，我公司对被告委以重任，全权负责管理整个广州公司的业务。自2010年以后，被告对工作极不负责，连续多次严重违反公司规定，在未按规定收回公司货款的情况下，仍违规多次向客户发货，致使公司损失扩大，货款无法收回，在有效的诉讼期间也不向欠款客户提起法律诉讼，造成公司重大经济损失。为此，经双方协商，双方同意于2013年3月31日解除劳动合同。2013年2月，被告在未告知公司的情况下，擅自离开公司出国，违约单方解除劳动合同，造成公司无法正常经营。被告因违法要求我公司给予经济补偿未果，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中词。对于裁决结果，我公司认为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理由如下：
一、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期间为2007年8月至2013年3月31日。2013年2月，被告在未告知公司的情况下，擅自离开公司出国，违约单方解除劳动合同，造成公司无法正常经营。因此，被告要求我公司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仲裁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被告在我公司工作期间，多次严重违反公司财务规定，在未将前期公司货款收加的情况下，仍违规多次向客户发货，致使公司货款损失扩大，客户欠款期间不提起法律诉讼，超过诉讼时效，造成公司重大经济损失。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中关于用人单��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和经济补偿金的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在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前提下，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且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
三、解除劳动合同是经过双方协商同意的，双方原同意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为2012年年底，后双方协商延长至2013年3月31日，仲裁书认定我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与事实不符。
四、仲裁书认定被告的工资为8940元／月与事实明显不符。2013年前，被告的工资为6000元／月，经双方协商后2013年1月至3月的工资仅为5364元／月。因此，被告申请仲裁时说其工资为8940元／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劳动合同法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之前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不受该法调整。综上所述，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没有查明本案事实，作出的裁决错误。我公司作为依法注册的日资企业，在中国经营期间始终遵守中国的劳动法律，��被告的处理未超出中国法律法规的尺度范围。我公司认为在承担义务的同时，也应享受法律赋予的权利，享受在劳动仲裁中不被区别对待的权利。为此，我公司不服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穗劳仲案字（2012）485号仲裁裁决书的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裁决，现起诉请求判令我公司不承担支付和赔偿义务；判决确认被告的行为属于其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其行为违约。
被告张敬宾辩称，原告陈述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是被告的行为，但本案不存在任何的劳动合同。仲裁时，被告申请要求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不存在劳动合同的事实。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以及法律依据，单方解除劳动关系是原告以任免令的行为解除被告一切职务。被告的工资在原告的另一份辞令通知书中也有描述，被告在2013年1－3月工资交接期间的月工资是按照基本工资8940元×0.6＝5364元计算的。对于上述情况，原告的代理人在劳动仲裁时也是予以确认的。原告在诉状中陈述被告给公司造成损失也是不存在的，与事实完全不符，而所谓的损害事实原告在仲裁时也完全没有提出。此外，也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也没有明确规定，货款回收是被告作为总经理的职责所在。综上，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对仲裁裁决结果没有异议。
经审理查明，被告于2005年8月1日入职原告处工作，任职总经理，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被告正常月工资数额为8940元。2012年12月31日，原告以被告无法胜任总经理职位为由解除被告的职务，并告知被告在2013年1月至3月完成总经理工作的交接。其中，原告就此发出的任免令内容为“株式会社在2012年11月28日召开的临时董事会议上认为张小姐作为总经理不能胜任广州全方电子有限公司的运营、统筹及��营管理的工作，决定在今年年底解除张小姐总经理的职位”；发出的辞令通知内容为“请于2013年1月至3月完成总经理工作的交接。在此期间，请按月向张小姐支付基本工资8940×0.6＝5364元。退休金为8940×5年＝44700元。全部工作交接完成后，请在此确认之后付款”。原、被告并确认被告的工资结算至2012年12月。2012年12月，被告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下称广州市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双方在2005年8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裁决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25160元、按每月5364元的标准支付2013年1月至3月交接工作期间的工资。2013年3月18日，广州市仲裁委就该案作出穗劳仲案字（2012）485号裁决书，确认原、被告在2005年8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裁决原告支付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07280元、按每月5364元的标准支付2013年1月至3月的工资。上述裁决作出后，原告遂诉至本院。诉讼中，原、被告对于以下争议焦点各自陈述及举证如下：
一、对于被告的入职时间。原告主张被告于2007年8月1日入职，由于被告之前也曾在公司工作过，但双方已于2007年5月份解除劳动合同，故被告于2007年8月1日的入职属于重新入职；由于无法找到被告在2007年8月前在公司工作的相关资料，故认为被告在2007年8月1日之前没有在公司工作。举证期限内，原告就被告实际入职时间未举证证实。被告认为其于2005年8月1日入职原告处工作，从社保的参保时间以及原告在辞令通知中就补偿年限为5年的确认均可以就工作期间予以证实。其中，在劳动仲裁时，被告提交了其个人缴费历史信息表，以证实其于2005年8月1日起至劳动仲裁时一直在原告处工作。原告对该历史信息表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主张被告在2007年8月1日离职一次，且原告已支付被告退职金，并提交了被告确认的记载被告入职年月内容为“2005年8月1日-2007年8月1日离职一次，并已支付退职金。2007年8月1日起”的《退职金规定》。基于原、被告上述确认内容，广州市仲裁委认定被告于2005年8月1日起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被告于2007年8月1日离职，原告已支付被告2005年8月1日至2007年8月1日期间的经济补偿，被告并于2007年8月1日再次入职原告处工作。
二、对于劳动关系的解除原因。原告主张由于被告的工作能力并不能适应原所担任总经理职务的要求，故于2012年11月28日解除被告的职务，将被告降为公司的一般职员，并向被告发出辞令通知书，工资待遇也从总经理职位的每月8940元调整为每月5364元；原告并要求被告于2013年1月至3月完成工作交接，但被告在2013年2月3日下班后就没有再回公司，故被告的自行离职行为属于��方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对此，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1）填开日期为2013年2月4日的机票，机票日期为8月10日／11日，拟证实被告擅离职守；（2）日期为2010年5月25日、7月11日和8月30日送货单以及对应的销售日报表，拟证实被告违反公司财务制度，在货款没有收回情况下连续发货，造成公司重大经济损失；（3）日期为2013年1月20日的货运单（收货地址为被告身份证住址），拟证实被告在2013年1月份已将生活用品打包寄出说明其本身想离职的事实；（4）被告于2013年2月1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记录单（提取原因为异地户口离职），拟证实被告擅自离职不履行双方合同约定的事实。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证据（1）、（3）（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该部分证据与本案无关；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其并不是上述单据的经手人，且单据也不能证实货款的回收情况，更不能证实原告财务制度有规定其作为总经理需对公司所有的货款回收承担责任。被告并陈述双方劳动关系解除的原因是原告于2012年11月28日解除其总经理职务后，其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向日本的公司提出异议，由于得不到日本公司的回应以及改正错误，其于2012年12月5日申请劳动仲裁；日本公司知道其申请仲裁之后，认为其可以直接走了，而且不需要办理工作交接，但其认为上述作法不合理，就一直工作到2013年2月5日；其认为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实际在原告发出通知书之后已解除。另查，2013年春节假期为2月9日至15日，2月1日至5日期间的正常工作日为3天。举证期限内，原告未举证证实其就被告2013年1月至3月期间的实际工资发放情况。以上事实，有裁决书、机票、送货单、销售日报表、货运单、公积金提取记录、任免令、辞令通知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原、被告对于双方建立和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原告主张的各项诉讼请求是否合法有据的问题。首先，对于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认定。根据劳动争议案件举证责任的分配，作为用人单位的原告应就被告入职时间、计算工作年限等举证证实，但原告并未就此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结合原、被告在劳动仲裁时的举证、质证以及双方在本案庭审中的陈述意见，本院认定被告于2005年8月1日起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于2007年8月1日离职，后于2007年8月1日再次入职原告处工作，实际工作至2013年2月5日，之后未再回原告处工作。虽然原告发出的通知要求被告在2013年1月至同年3月完成总经理工作的交接，但上述期间仅仅为对交接工作完成的期限安排，且自被告实际离开公司之后，原告并无要求被告回公司继续办理工作交接，故应视为双方已在至2013年2月5日的期限内完成了指定工作的交接。因此，本院认定原、被告在2005年8月1日至2013年2月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劳动关系自2013年2月6日起解除。其次，对于劳动关系解除原因的认定。庭审中，原告主张由于被告的工作能力并不能适应原所担任总经理职务的要求，故于2012年11月28日解除被告总经理的职务，将被告降为公司一般职员，并向被告发出辞令通知书，工资待遇也从总经理职位的每月8940元调整为每月5364元，但双方劳动关系是因为被告的自行离职而解除。对于上述主张，原告就此提交的相关证据中：（1）对于填开日期为2013年2月4日的机票，机票显示的实际出行日期应为8月10日／11日，被告的订票出行与原告主张的擅离职守行为之间无任何的关联性；（2）对于2010年送货单及销售日报表，该部分证据仅能证实原告��司的经营行为，并不能证实被告存在违反公司财务制度以及给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事实；（3）对于货运单及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记录单，该部分证据所证明的被告行为均发生在原告作出解除被告总经理职务并限定被告在指定期限内进行工作交接的通知行为之后，故原告以该证据主张被告擅自离职不履行双方合同约定的证明内容明显推卸用人单位的自身责任。因此，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能证实其主张，本院对原告主张的劳动关系解除原因不予认定。根据原告作出的任免令和辞令通知所载明的内容，该两份证据足以证实原告在未与被告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单方解除被告担任的总经理职务，并告知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自总经理工作交接完成后解除（交接期限为3个月）。由于原告作出解除与被告之间劳动关系的行为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下称劳���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关于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情形，故作为用人单位的原告理应就此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用工责任。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关于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规定、第四十七条关于经济补偿金计算的规定以及第八十七条关于适用二倍标准计算经济赔偿金的规定，原告应当按被告再入职时间起计算的工作年限（即5年6个月零5天）、月工资8940元的标准向被告支付相当于2倍于6个月工资数额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107280元（8940×6×2）。此外，对于被告在2013年1月至同年3月的工资待遇问题。由于本院已认定原、被告之间劳动关系存续至2013年2月5日，且被告在上述期间已按原告的要求向原告提供了正常的劳动，故原告应按其辞令通知约定的薪酬标准向被告支付2013年1月1日至2月5日期间的工资待遇6103.86元（5364＋5364÷21.75×3）��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
判决如下：
一、确认广州全方电子有限公司与张敬宾在2005年8月1日至2013年2月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二、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广州全方电子有限公司支付张敬宾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金107280元；
三、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广州全方电子有限公司支付张敬宾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2月5日期间的工资待遇6103.86元；
四、驳回广州全方电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广州全方电子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罗 炜
人民陪审员 白春爱
人民陪审员 蔡玉林
二〇一三年九月十日
书 记 员 陈婉微 微信公众号“”